钱穆：雅与俗

御云斋艺术馆 2015-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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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与俗

钱穆|文

一

中国民族之历史文化生命，绵亘了五千年，不断扩大．举世无匹。其有关人生大道之理想与实践．经多方斟酌调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绝非专拈片面单辞所能发其蕴奥。余曾论中国民族重群居，但绝不妨碍其个人特立独行之抒展。又论中国民族重视人生之普通面，但亦绝不妨碍有关其个人超卓之表现。今并重提一义，中国人每分「雅」、「俗」，崇尚「雅正」，轻视「流俗」。此一观念，似与其重「群居」，言「普通」、「寻常」，义相反而实相成。

小戴礼有言：“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汉书生吉传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故「俗」必富地方性。拘阂于俗，实与重群居、重人生之普通面者有别。中国古人每言：「移风易俗」，「匡时正俗」，「拂世摩俗」，「化民成俗」。又言：「振风荡俗」，「陶物振俗」，「镇风静俗」，「和人宁俗」，又言：「倍世离俗」，「拘文牵俗」。凡涉「俗」字，皆加鄙视。惟老子主：“小国寡民。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果如此，绝不能形成为一民族团体与文化传统，并亦绝不能求其扩大与绵延；与尚群居而言普通，寻常之义显不同。庄子山术篇与老子抱不同意想，市南宜僚告鲁侯：“南越有建德之国，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言必远俗乃能近道，捐俗乃能建德。离俗愈远，捐之愈尽，而后道德之意始显。

史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告其臣下曰：“穷乡多异，曲学多辩。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肥义之劝其君，则日：“有高世之功者，负异俗之累，无顾天下之议。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盖俗必限于地，限于时。既富区域性，亦限时代性。庄子秋水篇所谓：“井蛙不可以语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道，束于教也。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将可与语大理。”故重群居与普通、寻常，譬之水，乃大海．非潢潦。仲长统所谓：“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俗」与「群」不同。务功利如赵武灵王，唱为道德如庄周之徒，莫不知此。孔孟儒家教人不从流俗之持义，则尤峻而平，尤通而实，最为的当。

二

最先辨「雅」、「俗」者，起于诗。凡中国传统论及音乐、艺术、文学，皆必辨雅俗。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雅言」指西周语，如今人言「国语」。「方言」则是乡音俗语。凡大群相居，必当有一种普通语文，如欧西中古时期，

亦共同使用拉丁语、拉丁文。现代国家兴起，语言文字乃始日趋分裂，于是欧西诸邦，遂极难有融和合一之希望。在中国，则自西周封建，其时疆土已极辽阔，包有河、淮乃至长江流域，诸侯之朝聘盟会，必有礼，亦有乐。礼则「雅言」，乐则「雅音」。礼乐之用，主要在诗。文字、音声皆尚雅，即是一种普通语言与普通文字。亦如西方中古时期耶稣教会之必用拉丁文、拉丁语。故在秦代郡县统一之前，西周时代已有封建之统一，提倡尚雅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从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所取名字，亦可证其时采同一文字，有同一意义，并寓同一尊尚，此即文化统一明白可指之一例。

文字一成不易变，语音则易变，乐声则更易变。孔子主「放郑声」。郑声先只流衍于郑地，乃受各地之喜好而竞相慕效。虽若通行，实系「俗化」。此犹妇女服装，亦分雅俗。雅取共同一致，俗刚各趋所好。战国时邯郸赵女，其服饰仪态，亦受各地之慕效，李斯称之为：“随俗雅化，佳冶窈窕。”其实赵女之「佳冶窈窕」，其得举世之慕者，虽若已化而为雅．实则仍是邯郸一时一地之俗而已。故齐宣王告孟子，亦日：“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先王之乐，可以通行于各时各地，历久不变，故谓之「雅」；世俗之乐，则起于一地，盛于一时，不久而必变，故谓之「俗」。

中国传统观念，则贵「矫俗厉化」．须能矫其俗而化之于雅，不贵随其俗而貌化为雅。随其俗而貌化以为雅，论其实质则仍是俗。西方文化传统，刚正近于李斯之所谓随俗而雅化．故多变。如妇女服装，经三数年一变。即如音乐，在先有古典乐，继起有爵士乐，经多数爱好，即风行一时；久则生厌，标新立异，花样又变．格调更新，主要皆在投人所好。此之谓「时髦」，此之谓「潮流」，大众随之趋赴。孟子告齐宣王，提出「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之分别，而主要则在「与民同乐」。因日：“今乐犹古乐”。此虽孟子所言，后人终不以为然，乃臼：“今乐古乐何同？当如孔子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乃始是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刚属救时之偶语。”孟子意，只劝梁齐宣王能与民同乐。果能此，则必知进而求人心之所同，则终必归于雅道。限于一时一地之俗，非人心之大同，则终与雅道异。故中国人常连称「雅道」，亦称「雅正」。「正」即有「定」义，本于「道」始得定。

古人称：“君子三日不废琴。”又称「雅瑟」、「雅琴」。琴瑟乐器，日常不废，此亦一道。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此事流传古今，亦成一佳话。伯牙擅琴技，为一大音乐家，但人不易知。中国人观念，睎人能知音习琴，但不望人人能为一伯牙。不知音、不习琴乃俗人；知音习琴而必求为伯牙，亦未能免俗。悼念知已，心有不忍。若鼓琴专为求知于人，亦仍不免俗。鼓琴本以自怡悦，求如伯牙，乃在成名。怡悦在心，大群普通、寻常所当从事，不失为雅。伯牙之不鼓琴，乃为人生一大话题。人生贵能超俗自娱，自适其适，尽其所至，而得为一不世之人物。故人人可习音乐，但不必人人成一大音乐家。宋玉言，有下里巴人．有阳春白雪。此一喻，亦千古流传。下里巴人多得附和，仅是俗；阳春白雪少获知赏，始是雅。故欲知中国文化传统，雅俗之辨，涵有深义，不容不知。岂得由比较多少数而即知？抑且鼓琴本为自怡悦，钟子期死，伯牙心念知己，鼓琴而不悦，其不鼓琴固宜。至如论道讲学，则孔子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故颜渊死，孔子哭之恸，曰：“天丧予！天丧予！”而孔子之讲学论道则如故，又岂得以伯牙为例？

论音乐必分雅俗，论其它一切艺术亦然；文学亦然。唐之初与，文章承续徐、庾余风，天下祖尚，乃已成俗。陈子昂作感遇诗三十八章，始变雅正。文学「复古」，即是文学「开新」，亦即是由「俗」返「雅」。由俗返雅亦是变，但变而不失其常。其诗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子昂心中，正为知前有古人，又知后有来者，乃不欲以追随时尚俗好为足，而有此怆然涕下之心情。继子昂而起者有李太白，其诗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此亦一种复古呼声。而太白之诗在唐代，显然亦是一开新。惟中国文化传统，开新必在复古中。蔑古开新，则必随于时俗，不得谓之「雅」与「正」，亦即非「道」所在。李白同时有杜甫，亦以复古为开新。其诗曰：“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又曰：“风流儒雅亦吾师。”中国人必连称「文雅」，而「雅」之一义必兼古。盖「雅」必通于古今，「俗」则限于当世。后浪逐前浪，后浪起即前浪退。故尚俗则惟知当世，前无古，后无来，惟知变，不知常；若言有常，亦惟常陷于俗而止。此非中国文化之大理想所在。中国人亦常言「儒雅」。因儒学贵通古今以求常，故荀子有「雅儒」、「俗儒」之分，其实俗懦即不得为真儒。

韩愈倡为古文运动，亦承陈子昂、李、杜古诗运动一脉而来。韩愈自言为之二十余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惟陈言之务去。戞戞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如是者有年，然后识古书之正伪而黑白分。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韩氏所言，实亦只辨一雅俗。「正」即雅，「伪」即俗。古书中亦有雅俗，唯其历久而能传，则必雅多而俗少。韩氏言：“志乎古必遗乎今。”「今」即是俗。韩氏之文，亦来能大行乎其世，直至于宋始大行。苏轼谓其「文起八代之衰」，即指其能反俗以回之雅。俗必变，雅则始能正，垂之后以成其常。

推而言之，中国全部艺术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之进程，亦莫以此一，贯彻始终。即在庄子，亦必言：“技而近乎道。”昌黎亦言：“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中国人言「道」字，即犹今人言「文化」。理想中之艺术、文学，必从全部文化中生根流出，亦必回归于文化大体系中为其止境。此等理想，即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亦同样有之。陶渊明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又曰：“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俗情。”渊明之为人与其诗之备受后代爱崇，其主要即在此。其先曹植亦曰：“人主有所贵尚，出门各异情。朱紫更相夺色，雅郑异音声。”上自帝王所好，下至社会众情所向，自中国传统观言之，皆不脱俗。林逋诗：“闲草徧庭终胜俗，好书堆案转甘贫。”庄子亦言：“不为穷约趋俗。”古必甘贫乃能违俗。苏轼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又曰：“呜蛙与鼓吹，等是俗物喧。”范成大诗：“竹枝芒鞵俗网疎。”司马迁史记亦谓：“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是违俗必耐寂寞，薄荣名。此非达理慕道，无以跻斯。陆游诗：“穷理方知俗学非。”此皆辨雅俗。

三

会合中图古今各时代、各方面之共同意见，无不以媚俗为羞，脱俗为高。中国以一广土众民之大国，统一政府高高在上，君相之位，贵莫与伦。自秦以下两千年，为士者，不论在朝在野，不论治乱昏明，要之，当有一番自立不屈之气概，不为当前政权所掩抑。又其民阜物丰，从事工商业，易有成就，致富不难。然在社会上．亦终无豪商巨贾、大企业之得意兴起，如近代西方之资本家。此正缘中国传统观念，富贵皆未能免俗，乃皆淡漠视之。此实中国传统文化一项内在精神之所寄，所当特别提出，而继之以深入之阐发者。

权势所在，财利所集，则必为众情所共赴。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深思远虑，视之为畏途；防微杜渐，戒人勿近。两统以一「俗」字包括之。人既鄙耻其俗，则权势财利，可于人群大道少所牵掣，而每一人之内在心情，乃可多有其自由发抒之机会，而不致为外面事态所沈溺。今再以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之转变言之。西汉以经学取士，迄于东汉，群目以为禄利之途，而民间之「古文学」，乃与朝廷博士之「今文学」代与。魏晋以下门第鼎盛，而佛教东来，高僧迭起，乃以出家为人生最高之向往。唐代禅宗如日中天，北禅成为两京帝师，三朝法祖，而神会菏泽辨道，不啻公开向朝廷作翻案。厥后南禅掩胁天下，五宗七叶，全国皆南禅，而神会之名字与其著作，转归湮晦。最近始于巴黎重睹敦煌孑遗之孤本，乃知在当时有此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然何以南宗诸禅之祖师皆不乐予以称道，遂使此事于短期间即归消沉，若不复为人所知？此亦中国人观念，哄动热闹，喧张翻滚，大众奔凑，一时甚嚣尘上，皆不免于俗情俗态，而鄙夷视之；方外直属尤甚。苏轼诗：“屡接方外士，早知俗缘轻。”此见中国僧侣更不喜世俗嚣张。令人乃以西方观念读中国史，遂认此事为不可理解。

又如唐代以诗赋取士，宋代易之以经义。然王荆公三经新义，亦招来同时之诟议。元、明、清三代，以朱子四书义取士，而当时群鄙之曰「时文」。姑不论其内容，政府所提倡，社会所群趋，即不免为俗套。今人又群以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乃一「帝王专制」政府，一若惟帝王一时意志所向，即举国遵奉，而不知其有大谬不然者。中国观念中，又有「道统」、「治统」之分。道统属于雅，此始可尊；治统则可雅可俗，果失雅正，即不为群所尊。故自古无不亡之皇朝，而孔子则永为中国人所尊。此可谓无统，必附于「道」以成统。则中国人论政治，实亦凭于其雅俗之辨以为判。

四

西方人似无中国所谓雅俗之辨，亦可谓有俗而无雅。如希腊各城邦备有其俗，但如何得为一希腊之大雅君子，则各城邦人士均无此想。如宗教，如科学，以及各项学术分派皆以成俗，非以成雅。耶稣之上十字架，以及罗马耶教之地下活动，岂不皆以此俗反他俗？但及耶教风行，教会、教皇，蜂起矗立，便又有新教，起而反对。科学亦如宗教，其先在落寞中为人所不为，但其后则与宗教成为对立之两型。如哥白尼之天文学．即遭教会压制。其它大批科学家．亦几乎莫不如此。马丁路德与哥白尼，皆受囚禁；而伽利略则遭遇更酷。其实宗教、科学外，哲学亦然。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凡一俗起，即遭他俗之反对。此乃违时违俗，并非违理连道。班固汉书有言：“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两语，在西方历史上，表现得更鲜明。

事态时代化，习俗难返，流弊滋生，此一层，亦在西方史上表现得更清楚。即如科学，在今日之西方，岂不已成世俗化？寻求真理之精神日减，供给俗用之趋向日增，其所以为学者已变质。姑举爱因斯坦为例。初发表相对论，几于欲索解人不得，此真乃一种超俗之新理论。但原子能被发现，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究不能不说其亦由爱因斯坦所发动。要说明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存在，此显是一项真理寻求；但变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终不能不说是一项世俗应用。最高宇宙真理，一经世俗运用，而转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可使人类在刹那间全归绝灭。原子能的惊人力量，不得不谓之亦出于真理。但今天人类的迈向原子时代，却不能说其亦是一真理，只能说其仍是一世俗。「真理」与「世俗」间，岂不应有一分别？中国传统观念，力求提出「道」与「俗」，「雅」与「俗」，「正」与「俗」，「真」与「俗」的一切分别，正为此故。惟其如此，故在中国传统文化四五千年的长期演进中，世俗力量，终不能过分得势；在西方文化中，则正因此一分别未能鲜明提出，遂不免世俗力量时时上升。苏格拉底、耶稣之遭遇，在中国史上固未见。而如爱因斯坦，虽不愿接受「原子能之父」之称号，但原子时代，究是由其开始。此亦可谓俗势终于胜过了真理。西方史上一切悲剧皆由此。

今天的中国人，一味西化，道俗、雅俗、正俗、真俗之辨，不复关心，而且尽可能加以放弃与否认。尽求科学化，一若科学即是真理，不悟羼进了世俗，则真理可成为非真理，抑且反真理。令天的中国人，又甚至认为能供世俗应用，纔始是真理。则如耶稣上十字架，当时其所宣扬，尚未为世俗接受信仰，岂得因此即认其为非真理？又如爱因斯坦之相对论，是否当因其发展成了原子弹，乃始可十足认其是真理？又如康德在十八世纪之末，写了永久和平一书，主张有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来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此一理想，至今已弥见为不为人类和平前途一真理，但此理想，迄今亦仍未能为世俗所好好接受与运用，又岂得即此而便认其非真理？

五

上举西方史上宗教、科学、哲学诸项来阐明中国传统观念中道俗、雅俗之辨之涵义，可会通于西方历史之具体演进而无碍。此下试再举艺术、文学为例以加说明。中国人辨雅俗，主要本在文学、艺术两项，已如前举。在西方历史上，宗教、科学、哲学诸项，显可援用中国道俗之辨来作说明，而艺术与文学，则西方人似乎更偏尚通俗一面，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雅俗之辨更有距离。俗则必尚新，必趋变，无传统可言。近代西方画家如毕加索，在其中年以前，实于彼邦传统画法有甚深造诣；但晚年则画风一变，大异往昔。在世俗眼光中，新与变，总觉可喜，而毕加索之画遂更轰动。但循此以往，另有新毕加索继起，仍必求变。毕加索亦仍必被遗弃。全部西方绘画史全如此，全以能变能新轰动一时，但不久即又为后人之求新求变所弃，而弃之唯恐不速不尽。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则一画家果能获得同时及后人多数之爱好欣赏，自必有画理、画法寓其中。一为共通之理法，一为独擅之技巧。若过分注重其前者，则理法不免成为俗。惟注意其后者，则理法虽创自前人，然可以为后世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传统，而永垂不绝。庄子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象」亦称「相」，属外在；「环中」当属「体」，乃内在。外在之相，与俗共见；内在之体，则作者一心之技巧，惟待知者知。团须内外共成一体，但西方则似偏重外，中国则偏向内。但中国人之重其内，亦有过于西方人之重其外。故在中国画史上，历代画品非无变，但规模格局，比较近似守旧，只在守旧中不断有开新；西方则在不断开新中，到底亦脱净不了旧。其不同只在此。孔子说：“郑声淫。”「淫」即指其太过渗进了俗的成分。俗声、俗调一时成为风气，最多只如李斯所说之「随俗雅化」，究与雅声有辨。俗情、雅意互为消长，苟不能超乎象外，即不能直探环中。明代理学家倡为「流行即本体」之说，究非真言。果违本体，流行何足贵？故庄子屡言「技而进乎道」，而并不贵于道之流为技。绘画与音乐皆如此。

文学亦然。韩愈倡为古文，惟陈言之务去，「陈言」即是俗套。薜愈言：“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择其善呜者而假之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尤其精，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呜。”韩愈于音乐、诗文一贯说之，郁于中成其「体」，泄于外成其「象」。善呜决非世俗。又曰：“人之于言有不得已。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声出于口，皆有其弗平。”若俗情．则其所谓「不平」与「不得已」者皆甚浅；亦可谓无所思，无所怀，随于众以成俗。时俗既迁，风气随之。故其人苟习熟时俗，则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又曰：“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韩氏所论，皆从古今道统大本原处出发，不依世俗之毁誉从违为进退。后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若依当时俗见，则一部文选已足，而韩愈力求跨越，一意上追三代、两汉，亦欲以复古为开新，亦甚赞陈子昂与李、杜。此虽韩愈一人之言，而全部中国文学史演进精神，亦可谓无逃其所指陈。

宋、元以后．戏剧、说部，骤兴特起，如王实甫之西厢记，施耐庵之水浒传，尤其脍炙人口，迄今不衰。然戏剧、说部，终不免以英雄、美女，战争、恋爱，为其主要中心题材；此皆于世俗大众，有刺激，有兴奋，有迷恋，有向往，为俗情所共凑，然究非人道大统本原之所在。渲染过分，近于孔子所欲放之「淫」，故终不得预于中国文学之正统。远自诗、骚，下迄近代，在诗文、辞赋之正统文学中，亦未尝不及于英雄与美女，战争与恋爱，然皆避俗而归雅，亦不以为文学之中心题材。故「立言」得与「立功」，「立德」并称「三不朽」。而又连称「文化」、「文教」，凡言「文」，必不忘于「教」与「化」。犹如凡言「技艺」，必不忘乎「道」与「德」。故文艺必主于雅而忌于俗，此为中国一传统观念，亦中国文化一特殊精神之所寄。

令人慕效西化，崇尚通俗，好言「地方化」、「时代化」，独避言一「雅」字，于绵延五千年之文化传统，转成广土众民之大一统国家之所以然，全不顾及。则兹篇所陈，亦仅拾古人余吐，殊不值时贤一哂矣！

（刊载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中华日报》副刊。）

作者简历

钱穆，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