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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汉口码头 解放初期我只有七八岁，只有汉口在我心目中，听说过武昌汉阳，却没有武汉市的一点印象。那时汉口汉江河码头上自德国窑，随后是罗家墩依次排列到皮子街、桥口、扬家河、宝庆巷、集家咀等聚集着大大小小各类木帆船近千艘。汉江出口到长江边沿江排列有 38个码头。最有名的有四官殿、王家巷、江汉关、粤汉码头、活鸡蛋 厂、丹水池、沈家矶等等。江汉关上游是中国的码头，下游是外租界的洋码头，英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法国的等等。沿汉江至长江三十多华里集聚大大小小各类船只上千艘，桅杆林立，参差不齐连成一条线。那时出现的机械动力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靠烧煤高大烟囱冒黑烟的拥有数百上千匹大马力的船，我们小时候又程这些洋船为“拖伙子”。因为它一拖就是数百吨、上千吨。他们被拖的货船，排列抛锚在靠近武昌的江中；另一种是洋板，靠烧燃油冒白烟的小马力机驳，它的拖载量不过50吨，比人力强一点。这些动力船上百艘，大多数停靠在长江码头。他们主要跑长江，上自重庆，下至上海。 长江，我们习惯称外河；汉江我们又习惯称内河。那时出现的全靠人力的木帆船，跑船既走外河又走内河。外河上自重庆，下至上海；内河上自樊城下至汉口。汉口本地帮以驳船为主，载重量30--50吨左右，他们把汉江码头卸下的货物转运到长江码头上的大货船上。他们具有相当的抗风能力，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高的浪。驾驳船，他们使用的手上工具是竹篙，木脘子（木脘子是撑船用的一种主要工具，是用两丈多长的杉树修制成胳膊粗，小头光滑，大头装上一个铁打的带勾带丫的家伙）。操作木脘子技能真叫绝，胳膊粗，两丈多长的木脘子从手中抛出去，想勾在什么地方就勾在什么地方，想键的位置准确无误。汉江河里近千艘木帆船让人看上去眼花缭乱，他们载重量大多数在15吨上下，一家一口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多者十几人，少则七、八人。吃在船上，睡在船上，拉屎拉尿在河里。他们有河南帮驾排子船的、有黄陂帮驾丫首船的，有孝感帮驾铲子船的，有以汉川为主的中帮驾扁子船的，有樊城帮驾神船的，有谷城帮驾秋子船的，有四川帮驾白木船的，有陕西帮驾宝古佬船的，有湖南帮驾湘壳子和宝庆船的，有江西帮驾倒扒子船的等等。这些帮船以中帮和黄孝帮为主。这些帮船停靠码头也是有规定的地点，自成体系。湖南帮停靠在宝庆巷码头，四川、江西还有一少部分湖南船停靠在汉阳南岸咀码头，中帮黄孝帮分别停靠在扬家河桥口码头，河南帮停靠在皮子街码头，陕西帮停靠在罗家墩码头。这些帮船装运货物有显著特征。江西帮船装的是景德镇的瓷碗、瓷盘等瓷器和朱砂器。湖南帮装的是铁锅、竹器、窑器，特别是汉口人喜欢煨汤用的砂罐子。四川帮装运的大杉木条子以及红辣椒、花椒。黄孝帮装的是萝卜、白菜、冬瓜、南瓜等一年四季蔬菜以及大米、白面粉。中帮船装运的货物是江汉平原盛产的稻谷、大麦、小麦等粮食和棉花。陕西帮装运的是杂粮，玉米、高粱。此外每天还有载重一吨左右的洪湖划子运到汉口的鲜鱼和莲藕。鄂城鱼划子从江中捕的扁鱼。还有特殊味收粪便的蔡甸船。 在汉江河上，装满回头货准备启航返程的船只，每逢刮起东南风时，千帆景发争先恐后，一派繁忙景象。 在汉口码头，早晨天刚亮，首先听见的是粪船吆喝： “下河哟”的声音，只见老婆婆、老大妈、结婚的媳妇、没有出嫁的姑娘提着马桶（装大小便的）成群结队朝粪船走去。尔后你可以听到提着小篮子、小木桶卖吃的叫卖声： “油条面窝、欢喜砣，麻花、散子金刚角。”边卖边唱，哄小孩似的吆喝着: “洋糖发糕，吃了不长包。飞机和洋船（用糯米浆吹起来的）又好吃又好玩，吃了玩了真不错，一百块（一分钱）买两个。”上下午要数搬运工人装卸货物劳动号子声最为好听。挑担子的一个跟着一个、扛包的一个接着一个、抬箩筐的一个连着一个，吆喝吆喝声、喝哟喝哟声、嘿嘿呵呵声，各哼各调。内行人只听声音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在汉口每逢夜幕降临，不时有小划子点着微弱的灯光，低沉的叫卖着：“买猪血哟、买黄花鱼哟、卖针线卖顶子哟。”他们来回游动着。子夜起来小便，也能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和洋船拉位子（鸣笛）声。 （作者：周忠友 老汉口“打码头” 宋曉丹：您上次說到漢口碼頭是由幫派控制的，那幫派之間一定是有爭斗的吧。 涂文學：漢口作為一個大碼頭，匯聚了各地的外地人。隨著碼頭業的發展，武漢鄰近乃至外省破產的農民、無業流民以及黑社會成員，紛紛涌向漢口碼頭，尋求活路，造成异質人口在狹小的空間高密度結集。由于碼頭的條件不同，活路有多有少，這就必然出現一种勞動權、生存權甚至勢力范圍的競爭。這种競爭發展到极端，便形成一种打碼頭的惡俗，強者為王。為了爭奪勢力范圍，适應“吃碼頭”、“打碼頭”的需要，封建幫會也組織起來了，帶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如寶慶碼頭的爭奪就反反复复持續了100年，在爭斗中，湖南寶慶幫和徽幫雙方往往打得頭破血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宋曉丹：碼頭的惡性競爭是不是經常發生？有哪些表現形式？ 涂文學：舊漢口碼頭實行的是把頭制。到解放前夕，武漢有水陸碼頭的大小頭佬600多人。碼頭頭佬与地痞流氓、幫會勢力相互勾結，分塊割据，在勢力范圍內開設煙、賭、娼館，以致碼頭上地頭蛇橫行霸道，黑社會勢力活動猖獗，毆打、械斗事件經常發生，就像《漢口竹枝詞》所記錄的：“碼頭大小各分班，划界分疆不放寬。”“橫沖直撞途人避，第一難行大碼頭。”碼頭內部，不僅不同省份的幫派之間爭斗，一個省份幫派的各個地區小幫之間也內訌。遠一點的如漢陽鸚鵡洲湖南湖北兩大幫派之間不斷爭斗，湖南幫內部各幫也為占碼頭打斗不止。不僅水碼頭爭斗，腳夫苦力、轎夫集中的陸碼頭也為爭轎點、裝卸貨物或搬運旅客行李而經常斗毆。据1947年官方統計，漢口全市碼頭械斗糾紛共有965起，平均每月發生80多起。而對客戶則強打惡要，一位當年在漢口生活過的老漢口，几十年后對漢口碼頭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仍記憶猶新，在台北發行的《湖北文獻》上載文，說漢口碼頭欺凌旅客，強迫代提行李，“三人搬運，九人要錢”；坐“擺江”（渡船）時，船主往往在江中多要船費，不給不行。 宋曉丹：您介紹的這些碼頭惡性競爭，我想恐怕也是一些人不愿說武漢是碼頭城市、不提碼頭文化的原因之一。那么，打碼頭現象，是否在漢口商業社會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涂文學：的确如此，漢口的碼頭是打出來的，漢口的市場也是打出來的。商業社會的競爭，有的是產品質量的競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良性競爭。如漢口的關帝廟街有一個創始于清同治年間的蘇恒泰紙傘很有名气。創始人蘇文受原來是從湖南長沙鄉間到漢口來奔生活的，靠在集稼嘴河街修傘度日。積累了一點錢后開始自己做傘挑到街上賣，取名“蘇恒泰”牌。因為他做的傘堅固耐用，深受顧客喜愛。后來有湖北黃陂、湖南湘陰、湘潭、長沙等處同業匯集關帝廟街開設10余家傘店，產品樣式均仿“蘇恒泰”以吸引顧客。在同業的激烈競爭中，“蘇恒泰”靠質量和技術的改進提高占据市場主流。到1911年，“蘇恒泰”与“葉開泰”、“老九如”、“牛同興”等齊名，成為漢口“十大名牌”之一，馳名省內外，年產銷量最高時達到10万把，產品供不應求，相傳是湖北漢川、鐘祥、沔陽一帶必備的嫁妝。 但也有外地客商到漢口以惡性競爭“打碼頭”的。漢口“謙祥益”是清光緒年間山東人開設的分號，到20世紀20年代，已落籍漢口几十年的謙祥益布店已成為漢口綢布業的第一大戶。這時有一位從湖南來的李乃原，投資30万兩銀子在漢正街開了正大布店，為使生意興隆，開張第一天就祭出“減价出售”的絕招。“謙祥益”与“正大”開始了減布价的火拼，你放尺加一，我放尺加二，不到一個月，就把“正大”的30万兩銀子拼得血本無歸。李不甘心，又投資40万兩銀子，在沈家廟另開華丰布店，沒多久又被謙祥益綢布店擠垮了。民間流傳一句順口溜：“正大改華丰，賠光也不中。”商業競爭的殘酷性，較之碼頭的爭斗火拼一點也不遜色。 ■涂文學 武汉 打码头 www.xawb.com 2006-09-25 14:36:58 城市经济导报现在七十岁以上的老武汉们，对"打码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但是年轻一代对此可能就不太明白了，码头为什么要打呢？
长江航运的码头是武汉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一部码头史是武汉特色文化的典型反映和成因之一。这条黄金水道使汉口的码头一直非常兴旺，直到20世纪90年代，长江航运渐渐衰落，繁忙的汉口码头才随之沉寂下来。 现状“码头风情” "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清代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描绘这个时期的汉口码头时这样写道。叶调元关于汉口码头、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集家嘴）、大码头、四官殿和花楼等码头的描述，展现了当时了武汉码头文化的兴盛和发达。 遥想当年，当第一缕晨光浮现在江面，浩荡的长江水送来了点点白帆，九省通衢的武汉迎来了新一批闯荡客。不知从何时开始，武汉的码头就成了个江湖。于是有了"咸宁码头"、"宝庆码头"这样地域鲜明的地盘：咸宁和蒲圻码头为湖北本地商帮拥有，宝庆码头则是湖南宝庆一带人的天下……今天，码头已经不需要"打"了，码头文化的印记却留在了武汉人的性格之中。 如今，"三个凸起的肌肉、奋进的身姿、坚韧的表情，衣衫褴褛的纤夫"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武汉长江抗洪抢险段岸边。"沉积"、"码头情结"、"拉纤"、"扛包"等新增的雕塑，将老汉口渐去渐远的码头历史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沿线保留下来的13个码头将全部按照"一闸一景"的方式重新修建。王家巷等6个渡江码头，将转为旅游码头，过去的仓储空间也将开辟成特色市场或休闲娱乐场所。 现在七十岁以上的老武汉们，对"打码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但是年轻一代对此可能就不太明白了，码头为什么要打呢？这还得从清朝说起。 清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各种商品纷纷由水路运到汉口销售，使来到汉口的船只大量增加。由长江入汉水，河湾多，能避大江上的风浪；又邻近汉正街，方便交易，是各地船只装卸货物、停泊靠岸的好地方。 这些由各地来到汉口的船只，以同乡、同行等关系结成帮派，从汉江口至永宁巷有渔船帮、黄州帮、荆州帮、江宁帮、徽州帮、宝庆帮等。当时汉江边的码头锚地，是先来者得，哪个帮占了一块地方，就是哪个帮的码头，不准外帮船只停靠。那些没有在汉口占得码头的船只，只能到对岸汉阳停靠，但是货物的主要交易地点在汉口，在汉阳靠岸卸货后又要雇人运到汉口，花钱费力，因此船只都不愿停靠汉阳，都想到汉口争一席之地。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利的争夺，其激烈、残酷可想而知。汉口历史上为争夺码头，不但多次发生械斗，各方还以重金打通官府，乃至搬请本地在朝大员出面，演出了一幕幕打码头的活剧。 组织 汉口的会馆、公所 汉口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重镇，出现了"本乡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现象。这些外来商贾，由于按地域行业结成帮派，如湖南帮、宁波帮、四川帮、广东帮、江西福建帮、山西陕西帮、徽州帮、药帮、钱帮等，各帮活动和议事的地方便称为会馆或公所。由商人出资建屋，其建筑互竞豪侈，以显示本帮的实力和地位，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曰：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当时，这些会馆建得相当气派，作者在文中记述说："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数抱，莹腻如玉，诚巨制也。江西万寿宫，瓦用淡描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汉口会馆如林，之二者，如登泰山绝顶，'一览众山小'矣。" 据1920年《夏口县志》的统计，汉口各会馆、公所约200处，经各会馆、公所联合会（成立于1912年）会长江顺成、余士熙的调查，确有建设年代者有123所，年代不详者56所。这些会馆、公所，推举有会首、会董进行管理，下设庶务、管账、文牍人员等协办日常事务。 这些会馆和公所主要是由同乡或同行的人们为了互助和自卫而建立的一种松散的社会团体。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这样的组织，它是明清之际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的产物，到民国近代社团兴起以后，它才走向衰落。
在武汉一次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汉正街的文化属于一种码头文化。在封建社会，汉正街的居民都是一些大商贾，都很重视文化教育；为了争生意、打码头，汉正街的商户又不同程度地有了强悍和义气。商味、强悍、义气和较高的文化品位构成汉正街码头文化的基本特色。 著名作家刘富道对汉正街文化颇有研究。他说，漕粮和盐运两大行当，促成了汉正街成为一个大码头。码头居民的文化品位都很高，曾时兴一种"雅集"，即聚集在一起写诗、作画。清朝时汉正街的客商中出过一位文学家范锴，他的《汉口丛谈》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他的竹枝词能与当时一些大词人的诗词媲美。另一位画家闵贞曾给当时的班禅画过像，后来他在汉正街的大通巷盖了一座"看山读画楼"。清末民初，汉正街甚至还设有书院…… 世事沧桑，汉正街的"码头文化"在"文革"中开始异化。那时候，汉正街甚至被改名为"兴无街"，码头文化中粗俗的一面一度扩大。改革开放之初，在与小商品批发业的磨合中，汉正街的码头文化进一步变化。近年，这里的码头文化开始"升级"。一是博士后、博士、硕士等高学历商人加盟汉正街；二是汉正街不少老板和从业人员也学电脑、上网、进行网上交易；三是政府有意识的引导和建设，汉正街地域兴建了学校、博物馆，还即将建文化长廊，汉正街本已断层的"码头文化"正在融入现代商业文化和都市文明。 名片 天下江山第一楼 江湖纵横，九省通衢。地理属性决定了武汉的"码头"特色，上至王公贵胄社会名流，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无论你是从南走到北还是从东走到西，武汉都像是一座巨大的灯塔，指引着你前行的方向。 1800年前,东吴、西蜀和北魏三大派系为了争盘夺地，年年征战不断。那个时候武汉还叫夏口，是吴国的地盘。有一天孙权带领部下侦察地形，站在黄鹄山（即蛇山）之巅，孙权觉得在这里建个岗哨应该不错，前临大江，后枕都城，敌军若是来犯，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 仗打完了，岗哨已无用武之地，有眼光的商人却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妙处，临江负险，可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其下，亦能极目八荒，江水东去云帆片片，于是在这里建了一座楼，命名为"黄鹤楼"，周围开发些饮食老铺，远方的客人可以在此歇脚休憩，本地居民工作之余也上来喝酒聊天，或者约朋友前来郊游。久而久之，这里成了小有名气的"美食城"和著名的旅游景点。 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武汉人自然底气足了起来，什么人什么场面没见过？有人疑惑地问，武汉人怎么就敢这么自信呢？你细想来，如果你生活的城市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第一商铺"、"万里长江第一桥"及满街盛开的"第一"、"一绝"，名片上如此多闪闪发光的头衔，你怎么可能不豪气干云。 [链接] 地理武汉 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与长江、汉水交汇处。市区被长江、汉水分隔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现辖13个区和2个国家级开发区，全市总人口831万，其中，中心城区7个，人口为481万。 至抗日战争前夕，武汉港有各类码头144座，其中汉江岸45座，长江岸99座。设有趸船设备的浮式码头计55座。其中本国19座，外国36座。（文/阿愚） [城市建设] 青岛路，汉口沧桑往事。 本帖最后由 mythDragon 于 2015-5-28 17:13 编辑 在去年年底举行的武汉设计双年展系列论坛上，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专家提出，将汉口青岛路片区建成 文化产业为主的艺术区、休闲区、金融区，青岛路，这个拥有着浓厚的商埠、洋行、市井、里分文化的历 史街区，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青岛路原名华昌路，位于老汉口英租界，东南起沿江大道，跨洞庭街，西北至鄱阳街。花旗银行大楼、汇 丰银行大楼、保安洋行大楼、麦加利银行大楼、平和打包厂……这里，有着大量的文保单位和优秀历史建 筑。 或许，当你用脚步丈量这条百余年历史的街道时，你会感觉经历了一场时空的穿越之旅。 溯源，从不毛之地到金融中心 从沿江大道步入青岛路，迎面而来的是一左一右两栋气派的高楼，漫步汉口江滩，这两栋大楼极是惹眼。 左边一栋为建于1921年的汉口花旗银行大楼，即如今的青岛路1号，门口四根雄奇伟岸的爱奥尼克柱列， 凸现出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特征。入口门斗上“1921”的标志，更是见证历史的印记；右边一栋原为汉口汇 丰银行大楼，气势雄浑、堂皇气派，就连开在路边的侧门上也是精雕细刻、花纹富丽，如果不是上面有“ 光大银行”的标志，你会仿佛来到中世纪的欧洲。 缓步走，路悠悠，路边的梧桐衬得阳光的午后格外幽静，14多米宽，300多米长的路上，各种古典风格的 漂亮老房子，令人仿佛穿越了时光。那么，这样一条拥有着浓厚的商埠、洋行、市井、里份文化的历史街 区，当年是怎样形成的呢？ 青岛路形成于清末民初，过去叫做“华昌街”，位于老汉口英租界，正对江边英国四码头。武汉作家胡榴 明在《老武汉“石库门”风情——咸安坊》中这样介绍它的来历：“1861年汉口开埠前的长江岸边（今沿 江大道一带）遍布湖泊和沼泽，地势低洼，水患肆虐，是'不毛之地’。汉口开埠后，英、德、日、俄、 法五国租界划定，先有西人后有华人，投巨资改造长江北岸，汉口城市的中心于是由汉正街移到江汉路， 由汉水之滨移到长江之滨，武汉市近代化城市建设开始了……” 城市中心转移，带来经济的日益繁荣，银行、工厂、洋行在青岛路相继出现。1865年麦加利银行大楼建成 （今青岛路、洞庭街口西北角），1905年平和打包厂设立（今青岛路10号），1915年保安洋行大楼建成（ 今青岛路8号），1921年景明大楼建成（今鄱阳街青岛路口）……人口剧烈增长使得这里寸土寸金，许多 埠外华籍住民蜂拥而至，以能够入住租界为荣。于是，节省占地的“里弄式”民居建筑出现了，被武汉文 史专家董玉梅誉为“大汉口的顶级居民区”、“武汉里巷的精华”的咸安坊，就是其典型代表。它们，共 同成就了汉口的华丽与沧桑。 然而如今，民国时期的青岛路只能从照片中找回历史的记忆，可以将人带入百年前的老武汉：路左侧尖顶 建筑就是麦加利银行，右边保安保险大厦、平和打包厂清晰可见；路上，一个长衫伙计正赶着一辆考究的 马车；一辆黄包车正停在路边候客；走来几拨码头工人，仿佛正赶去码头卸货……“悠悠百年，变了人间 ，只有这些老建筑，依稀记录着当年的故事。”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王钢望着手中仅存的青岛路旧照 时说。 细看，青岛路上的每一景每一个物，都有一段难忘的往事，他们无言透露着昔日老汉口的风情。 1915年初春，汉口英租界边缘，一块蒿草丛生、水塘交错的无名之地上，走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商人。商 人名叫黄少山，刚刚在监利老家卖掉棉花厂，举家来汉口打拼。 眼前的这块地往东走五分钟是长江，往南走三分钟是太平路（江汉路的前身），离汉口商业繁华区仅一步 之遥。这位34岁的乡下棉商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买地，盖一批高档住宅，卖给附近洋买办和华人白领 。他的这一想法仿照的是上海流行的石库门居民区的操作模式。 黄少山建起的第一套样板房面积为255.5平米，上下共有三层，前后有天井，客厅装有四扇华丽的落地彩 色玻璃门，配上暗红色的磨石地板，既实用又洋气。样板房一建成就受到众人青睐，于是又盖了第二栋、 第三栋…… 他为这片小区取了个吉利的名字“咸安坊”，寓意富贵咸安。5年后，当时的“地皮大王”刘歆生将太平 路买下，铺成柏油马路，改名为歆生路，渐渐地，这里成了汉口的商业中心；后来，咸安坊的旁边又添了 同仁里、德永里、启昌里，四个里巷合成了一条长320米、宽6米，东南口通鄱阳街，西北口通胜利街，巷 道纵横交错，拥有64个门牌号的汉口顶级住宅区。 提起咸安坊和大汉口往事，92岁的范亚维老人感慨万千。 范亚维的父亲范熙壬是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17岁那年，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的她第一次回到武汉，立刻被 美丽和充满活力的大汉口所吸引。 郁郁葱葱的林荫小路、浪漫迷人的轻音乐、衣着光鲜的新潮男女，咸安坊里的种种景色，构成了范亚维老 人最美好的回忆。在这里，她认识了大自己4岁的张世模，音乐让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并携手终身。 那时候，她和爱人经常从咸安坊旁边的林荫小路漫步，到江汉路唱机行淘唱碟——京剧名角的演唱、周璇 的流行歌曲，以及外国轻音乐，令她陶醉。 咸安坊见证了大武汉的荣辱兴衰。建国前，咸安坊居住着来自社会各界的白领、名流。他们当中有洋行和 银行职员、有实业界人士和富商，以及当红艺人等，轮船巨头卢作孚、药业大王陈太乙、汉剧大师陈伯华 都曾居住于此。 在咸安坊15号旁边有一个叫芙蓉宫的会所，规模不大，但内部装修奢华，配有佣人和保姆，专门为汉口富 商巨贾和政界要人聚会聊天提供服务，是汉口最高档的会所之一。 “钢窗（金属窗户）蜡板（打蜡的木地板）”是咸安坊“高级身份”的象征。咸安坊的老住户、82岁的胡 石桥老人指着门口的雕花钢窗激动地说，这里所有临街的窗户都是钢制的，所有的房间都铺有木质地板， 过去的住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地板打蜡，使地板始终光洁如镜。 平和打包厂，有防火设备的先进现代建筑 临近青岛路鄱阳街路口，几幢大楼未经整修显得有些破败，细看之下，它们保存完好的浮雕和拱形窗口依 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就是原平和打包厂大楼。 1905年英商平和洋行在汉口英租界，即现在的青岛路开设平和打包厂，就是汉口人口中的“棉花打包厂” 。由于打包需大量人工，所以在老汉口人记忆中，常有一家人都在打包厂做工的景况。 打包厂是武汉较早的多层工业建筑，据记载，厂房内为大跨度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临街的红砖清水 墙，有50厘米宽，为消除大片墙面的笨重感，墙面不断有垂直线条造成阴影效果，整体用红砖，毫无缺损 ，灰浆用平缝与墙身齐平，抱柱略微凸出墙面，上部为拱券砖，排列整齐，灰缝一致，砖是先刨成大小头 然后砌筑，工艺繁复。 特别说明的是，平和打包厂工程是汉协盛承建的第一项工程，竣工之后广受赞许，汉协盛因此名声大振， 成为汉口租界区乃至整个武汉最为有名的承建商，相继接下汇丰银行、保安洋行、武汉大学、西商跑马场 等大量工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打包厂，1953年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接管，1954年成立武 汉商业储运公司后，打包厂改为仓库，使用至今，现在的汉口人更习惯称它为青岛路仓库。 60岁的计树珍女士退休前曾在这里当工会主席十几年，她说：“仓库原是四层，后来又加盖了一层，里面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楼顶还有网状自动喷水装置，听老人说，这是当初在建设时用来防备火灾的，在上世 纪初，整套装置可谓非常先进。” 麦加利银行，首家登陆汉口的外资银行 在青岛路洞庭街路口，一座英国古典结构三层砖木大楼非常引人注意。拱券门窗、精美的科林斯壁柱…… 这就是1865年建成的英商麦加利银行大楼。 汉口自1861年开埠以来，迅速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但金融机构却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票号和钱 庄的水平上。中外贸易往往需要通过上海的外国银行先办理结汇，然后转汇到汉口。这不仅增加了费用， 而且经常受到汇率变动和银根吃紧之弊。作为中国最主要土产品的茶叶，在汉口进出口贸易的产品中占据 重要位置，由于英、俄两国茶商的竞争，导致茶叶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三千万两白银以上，麦加利银行看准 商机，于1863年从上海行派员抵达汉口，成为了第一家登陆汉口的外资银行。到1865年，汉口商品贸易增 长迅猛，麦加利为迎合这一趋势，遂在英租界华昌街（今洞庭街）购置地皮，建设自己的营业场所。 140多年过去了，这座建筑仍然保存完好，可以说是汉口最为古老的近代建筑之一。这座建筑由英国工程 师设计，发德辅洋行承建，三层砖木结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平面呈矩形，转角处向前微凸，外墙用麻 石砌面。底层开平窗，二三层立面都是由连续半圆券的门窗组成，是典型的英国近代殖民建筑。两窗间隔 处是精美的科林斯壁柱，屋顶覆盖铁皮屋面，四角的红色方塔，让这座朴素的券廊式建筑增添了别样的韵 味。 1867年，汉口洋行因茶叶投机大量破产，麦加利银行受到牵连，不得不在1875年被迫关闭。但麦加利银行 并未对中国市场善罢甘休，汉口分行于1895年在原址重新开张。至20世纪之处，汉口的近代工商业初步形 成，麦加利得益于率先进驻的优势，成为唯一能够和汇丰抗衡的银行。 1938年，武汉沦陷，麦加利银行的业务一落千丈，每天的营业时间只有三个小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银行被日军接管。1947年1月重新复业。但位于“国统区”的武汉社会萧条、市场混乱，勉力支撑的 麦加利银行于1949年2月正式关闭。最后一任大班白利士办结相关手续后前往香港。 1949年解放后，这座建筑被人民政府接管，后为武汉市公安部门使用，现临街一层为中国银行使用。1998 年，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旧址被定位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百年建筑变身“798”艺术区 百年的时光使青岛路片的历史建筑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对于这样的城市财富，如何做到修复后再利用 呢？据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专家黄焕透露，汉口青岛路片区将建成文化产业为主的艺术区、休闲区、金融区 。 北京798艺术区是国内典范。其中咸安坊等主要片区，将打造成类似北京“798”的艺术集中区。华中科技 大学建筑学系副主任谭刚毅表示，青岛路10号真实反映了 1900—1930年国际流行的建筑风格，具有极高 的历史价值。对其改造，可以像北京798厂艺术社区一样，吸引艺术家租用仓库、厂房设立工作室，用于 设计、展示，并逐渐形成一个文化产业的集聚区，也可以用于零售、旅馆、培训等商业形态。 另外在其他街区，将依具体情况建设休闲休憩区、金融区等。经过改造，这一地区将创造就业机会7700多 个，超过片区现有居民人数。 黄焕表示，青岛路片区原是汉口租界，有大量文保单位、优秀历史建筑。在政府规划中，这里将最终成为 历史文化保护区。目前，对这一片区老建筑修复已逐栋制定详尽保护规划，其中细化规定到建筑的小细节 和材料选取。在文化保护区内还将严控建筑“身高”。如保护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大楼尽量不高于15米。 对老建筑上及周边广告牌，也将限定高度，以免影响历史建筑外观。 同时，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也一同打造了青岛路绿化广场，它静卧于长江隧道汉口延长线之上，是 个因地制宜的狭长绿化带，位于吉庆街和汉口江滩之间，长520米，从中山大道一直延伸至沿江大道，宽 150米，横跨青岛路至天津路，总面积达7.6万平方米，绿化总投资5000余万元，恰似一条城市绿色走廊。 专家评说——它是长江隧道上“艺术森林”，老汉口“慢生活走廊”，江城最优美的步行街。 益阳的故事（十一）大码头的旧事 益阳的故事（十一）大码头的旧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可说是益阳大码头经商水运文化的辉煌顶峰时期，大码头人的骄傲自然也跟着到了顶峰的极限，他们除了上下游的人看不起之外，甚至连南北的人都瞧不起了，有一句口头语流传下来；“长沙里手湘潭漂，湘乡恩呀做牛叫”，就是明显的瞧不起这些比益阳名气大的城县，至于本来就比益阳小的县区，那更是有些藐视了，比如一说到宁乡人就变着腔调戏谑；“唠叨安马抓牙子第（六度庵卖茶叶子的）。马哈猪子弟（卖黑猪子的）”。 形成这种骄傲的大码头人，后来竟连本地人都有些瞧不起了，比如在它下游约十里的南门口，这本是益阳上千年的城镇中心，但由于大码头经商水运文化的崛起，使本应顺流而下的城市中心却逆流而上返到了大码头，这纯是人气扭转的自然规律，因此，大码头人于是连老城镇中心的人都有些瞧不起了；据说那时农民到城市里来买大粪，在南门口买一车粪只出五文钱，而在大码头买则要出十文，理由是大码头的人吃肉食多，粪肥田些。大码头人在本地竟然也敢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但是，大码头人的骄傲和居高临下却不敢瞧武汉人不起，理由除了武汉确实要比大码头富裕和大气之外，最主要的是大码头送下去的货都是土货和山货，而运回来的都是洋货和新奇货，货比货自然就有些底气不足，因此，大码头人再骄傲也只敢在湖南范围内作大，在武汉人面前便不得不谦虚谨慎，就连和武汉话同腔近音的常德安乡话、益阳人也不敢无来由的小瞧。 可事物的规律是；凡是瞧别人不来的人，最敏感和担心的就是怕别人也瞧自己不来。益阳人在武汉人面前就正是有这种敏感和担心，终究，还是和比大码头强的武汉人进行了一次“瞧不起与瞧得起”的碰撞； 清同治年间，大码头新崛起的酒厂富豪徐志潭，亲自用新买的洋船装一船“益阳小曲”到汉口去交货。那时，武汉由于地处国内交易中心，在中西货物交流频繁的时期，自然有着无比的做大优势，人一做大，规矩就多，因此，汉正街商号大老板们基本上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接待礼仪；即按货船的规模、洋土价值进行分等级接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下游如南京、上海、九江的洋船进行高规格接待，而对上游木帆船甚至更大规模的毛板船都是中低档规格接待的规矩。本来，这种带有势力眼等级的接待规矩三方都还认为合情理，上游人也无不好的看法，因上等的规格上游人也消受不起，比如，接待时鸣炮十九响，船上就必须相应鸣笛十九声答礼，木帆船没这设备，也就自认为不配，因此，一直相安无事。 可这次益阳的徐志潭老板开的是新洋船，所运的也是新工艺蒸馏的瓶装曲酒，属于工业品。而汉正街老板们仍然是上游船的规格级别予以上等接待，即没有鸣炮和铺红地毯。 就在接待的鼓乐声和献鲜花的过程中，徐志潭老板突然要船工鸣笛答礼，并给凡来参加迎接的人员都封五元大洋的红包。这一下，弄得汉正街的老板们傻眼了；只得赶紧鸣炮十九响补礼，欢迎礼炮倒成了答礼礼炮了。但红地毯是补铺不成了，因为贵客已经上了码头，只能口头致歉表示；“怠慢了贵客”。 可徐志潭老板偏偏得理不饶人，很豪爽的哈哈大笑说；“没关系，红地毯无非就是清洁卫生些罢了，这码头是还有些不太清洁，不过，我有办法”。于是，转头对他的船员们命令；“伙计们，把这船上等的益阳小曲都抬出来，就用酒里里外外给我把这码头洗刷干净”！ 当酒香溢满整个汉口时，徐志潭老板便很居高临下的和汉正街的老板们谈笑起来，徐志潭老板的骄傲自豪和汉正街老板们的尴尬难堪自不必详细描述，就象汉正街的老板们的“势利眼”和“崇洋媚外”被徐志潭当场戳穿，并进行了一场无法招架的嘲笑一般。 自然，上游的船户们和码头工人们都认为是大长上游和内陆人志气的事情，其赞赏支持态度也表露无遗，徐志潭也就在一洗之中成名，成了益阳和上游船客户的英雄和代表，从此，汉口码头也就有了一个别名；酒洗码头。并且，这个名称很快就盖过了原有的码头名称，因许多船户和码头工人都说，离这个码头几里外就能闻到酒香， 久而久之，“酒洗码头”便成了汉口码头的正式名称。 然而，汉口人毕竟是见过大风浪的，对这形成事实的名称变迁也并不忌讳，反而有吸取教训，引以为鉴的意味，酒洗码头就酒洗码头。不过，在正式成文时，却写成了“九喜码头”，音同字不同，这种改动，倒增加了皆大欢喜味道，从而也掩盖了那种夸豪斗富、尴尬难堪成因。 “酒洗码头”，这名称一直叫了半个多世纪，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才改为；汉口第十四码头，并一直沿用至今。 可益阳的许多老船员在二十世纪末到武汉时，却还是称呼为“酒洗码头”，并说，还能闻到一股酒香，自然，这是心理的虚荣心起作用，什么酒能香一个多世纪呢？但益阳人却解释说；以后每来这个码头送货的益阳船客，都要在这个码头倒上一至两箱益阳小曲酒，这除了对酒洗码头的纪念外，更主要的这是一种无形的商业广告，因此，益阳小曲也在武汉畅销了半个多世纪，具体是不是这样，这倒无法考证了。 但益阳人从这故事中能想到些什么问题呢？是自豪感，荣誉感、赞赏的心态还是想到了更多更多？ 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种传统文化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虚荣，这之中没有什么道理和逻辑可循，更没有科学的体系和次序的纹理，只有两个谁也说不清内涵的汉字；面子。这一点，大码头人算是把它演绎到了极限，并且，在今天还一直把它保留在血液之中，因为，他们到目前似乎还未认识到；这就是大码头文化衰落的致命原因，尽管这其中没有“恶”，还不乏其“善”和人性，但却缺乏知识的理性和数据的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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