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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童岭 序说：南匈奴的“长啸” 长啸，本是魏晋士人的雅事，寄托了他们特有的生命状态。 似乎约定俗成是六朝汉族高洁士大夫的“专利品”，然而在公元四世纪初叶的北中国，一位匈奴贵族刘渊（字元海），却在帝都洛阳“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晋书·刘元海载记》）大约听出了“啸”外之志的齐王司马攸，赶紧劝晋武帝剪除刘渊，以绝并州（约今山西境）的后患。可事实上，这位匈奴贵族及其后人所带来的暴风骤雨，远远超出了并州的范畴。 时隔一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翻着《晋书》，揣度匈奴人这一声长啸的意义，固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恐怕比不上阮籍“苏门之啸”，但它却实实在在唱响了五胡南下的号角。如果说阮籍所代表的啸，是“游离于历史、哲学之外而不可捉摸”（侯思孟DonaldHolzman, 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works of juan 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52），那么，刘渊的“啸”背后则有着可以把握的感情与清晰可循的历史脉络。 匈奴史上有过两次南北分裂。第一次分裂在西汉宣帝之时，五单于争立，乱斗之结果导致南北分裂（公元前56年），不久，南部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借助汉庭之力，灭北匈奴郅支单于，进而重新北还，统一了漠北草原；第二次分裂则是在东汉光武帝之时，南匈奴日逐王比率部“保塞内附”，并继续用其祖先的名号，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公元48年），光武帝为其在五原郡设南庭，以抗北匈奴。据清儒沈维贤《后汉匈奴表》的划分法（《二十五史补编》本），北匈奴在东汉和帝永元年间被车骑将军窦宪彻底击败，退出中国史的舞台。北匈奴的主体从此进入中亚史（W.M.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157）。燕然刻石之后，中原王朝的宿敌——（北）匈奴，即慢慢淡出了漠北高原上角逐的舞台。 第二次入塞的南匈奴，作为一个整体部族，再也没有机会重返塞外。虽然他们一直努力地保持着南匈奴部族内部的独立性，然而这本质上和汉魏以来中央政府的统治性质相悖。根本性的改变之举，是曹操扣留了於扶罗单于，将并州的南匈奴一分为五，每部首领称“帅”，分其势而统之。在五部帅之上，更有汉人长官“并州刺史”监护之，往往兼任“使匈奴中郎将”。延续几个世纪的“单于”之号，于此废止了。而上文那位长啸的刘渊，即是於扶罗单于之孙，作为“任子”（类似于人质）留在洛阳。 刘渊所等待的复国、复族机会，无疑是八王之乱。西晋末年宗室内部相互残杀，当并州刺史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领着乌桓、鲜卑等胡族混合骑兵攻打成都王司马颖时，刘渊向司马颖自荐，愿回并州，帅五部（南）匈奴助其抗敌。进退无路的司马颖立刻答应，并封其为“北单于”。这一年，是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北归的刘渊终于拉开了五胡十六国历史的序幕。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我是谁 被成都王封为“北单于”的刘渊，北还左国城（约今山西离石县东北）之后，立刻被南匈奴部族推举为“大单于”。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便聚集了五万匈奴部族战士。为了履行对成都王司马颖的承诺，刘渊决定出兵相救。左贤王刘宣等劝说道：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23）也举出了这段话，不过谷川道雄分析的重点，在“奴隶”二字。谷川道雄还在《世界帝国的形成：后汉隋唐》中提到在经济上，并州的南匈奴无法与汉人竞争的悲惨状况，“沦落至隶属之地位者不乏其人。”（耿立群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页252）然而我这里想考察的，则是“奴隶御我”的“我”字。 在古往今来的族群认同（Ethnicidentity）中，没有“他族意识”就谈不上有“本族意识”。“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八个字中，最末的“我”字与最初的“晋”字相对，广义指匈奴，狭义则特指入塞后居住在并州的五部南匈奴之民众。唐长孺先生分析晋代北方各族变乱性质，指出鲜卑是掠财，而匈奴则是“非常怀念过去的实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38）。这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我以为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并州五部南匈奴，不分上下阶层，整体间所形成的“本族意识”，即“我”是谁？——这一认同意识于此重新抬头。“我是谁”这在西汉本是不成问题的事实，到了魏晋之世，在中央政府越来越强势的分化政策之下，五部南匈奴已经具有了强烈的认同危机。同样是这位刘宣，此前与部族长老秘密推举刘渊时，还说过这样的话：
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榦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与汉约为兄弟”，当指公元前198年汉高祖使刘敬约为兄弟以和亲之事（林幹编，《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7）。这样的“兄弟”从缔约开始就不可能“忧泰同之”，所以这一段开篇处只是说辞而已，重点在“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句上，再次强调了南匈奴内部，不论是上至单于，还是下至普通部众，都作为一个整体的“我”，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 这里，刘渊作为南匈奴贵族，何以能将逐渐沦为编户齐民的南匈奴部众迅速整合为一个有生战斗力量？用的正是潜藏在南匈奴心底的“历史记忆”——“我是谁”。但此后随即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将成立的塞内匈奴王国的核心力量，自始至终是否和公元304年振臂一呼时一样，认同这个“我”——匈奴呢？
下不失为魏氏：我认为我是谁 上文“奴隶御我”的“我”，广义指匈奴，狭义恐怕特指以屠各部为主的入塞南匈奴。《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有云：
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唐长孺先生在其《魏晋杂胡考》中曾怀疑屠各部是否为南匈奴入塞所带，内田吟风更是怀疑屠各的系谱不是源出正统单于，称之为“合成种族”（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年版，页278），不过两氏均非学界定说。总之，作为并州五部匈奴的集体意识，“我是谁”对于公元304年前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动摇的部族概念。而且我以往读《晋书》载记的感觉，也一直认为起兵之前的刘渊，他欲率领南匈奴征讨的性质，不同于八王之乱中西晋诸王那种为了谋利而进行的内战，复兴匈奴国家，才是他的目标。 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冈崎文夫说：“刘渊一般虽被传为匈奴酋长，但准确地说，已与两汉北狄中最为荣光的匈奴大单于大相异趣。”（氏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弘文堂，1932年版，页137）这一“异趣”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建立“汉”国之后的种种行为，离开匈奴“我”的本质越来越远的话，那么，诸种端倪在建国前就已经可以被细微地捕捉到了。刘渊曾经在起兵前说过：
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这段话可谓刘渊的肺腑之言。其一，他对于自己五部南匈奴战士，有着充分的自信。何兹全《十六国时期的兵制》谓此处“十余万”乃指纯粹之兵数而非户数（文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269），可见其实力之一斑。其二，刘渊在率领并州匈奴起事之前，实际上已经暗暗背离了重建纯粹意义上的“草原帝国”（借用法国René Grousse氏语），也背离了恢复到秦汉时代强大的匈奴“游牧王国”之初衷。刘渊的终极目标只是想建立一个汉族式的国家，或者说王朝，即“上可成汉高之业”；退而求其次，即便南下的攻势受到阻扰——届时再利用手头的五部南匈奴之王牌，重新投靠摇摇欲坠的司马氏西晋政权，再从内部徐徐为之，不妨学“汉魏禅代”之术，故可谓“下不失为魏氏。” 既然南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有了一条行动纲领的底线“下不失为魏氏”，那么原本不成问题的“我是谁”，于此重新模糊起来。“我认为我是谁”呢？我向来不认为古代某一君王的言论仅仅代表其一人之思想，至少可以说代表了某些类属团体的思想。刘渊的场合亦然，他此处“下不失为魏氏”绝非仅仅是自己的中原式帝王欲，而是体现了入塞几百年来，逐渐汉化的南匈奴上层、中层，甚至包括一部分下层部众的“集体无意识”。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体现在清儒万斯同所编的《伪汉将相大臣表》中（《二十五史补编》本），汉式的官僚制度俨然已经具备了相当之规模。虽然说刘渊的继承者刘聪重新规划了胡汉分治的官制系统，然而“汉”重“胡”轻已是大势所趋。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平阳刘渊雍州治有刘渊城”条下，满眼尽是“光极殿”、“上林”、“尧庙”等传统汉式建筑，唯独一个“单于台”在其中反而显得“不伦不类”（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何氏覆校本，1968年版，页15）。所以，“我认为我是谁”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公元304年起兵前“我是谁”命题。 南匈奴贵族刘渊称“汉王”后，又“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乐不思蜀”的阿斗皇帝，恐怕在地下也难以想象蜀汉灭国的四十年后，竟然由一位匈奴贵族带领着一群匈奴人帮他“平反”。 刘渊的先人老上单于给汉庭书，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狐鹿姑单于给汉庭书，则称：“胡者，天之骄子也。”（《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这种源自“我是谁”——深深的部族之间的自豪感，至魏晋之世，已开始悄悄地变化。昔呼韩邪单于欲投靠汉庭时，几乎所有的匈奴人皆反对：
（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
吕思勉先生对这段话的批语是：“百世之下，读之虎虎有生气焉！”（氏著《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页58）这种有力的声音，源自匈奴先人对于“我是谁”的自信。而随着南匈奴刘渊开始了“我认为我是谁”——“下不失为魏氏”的思维模式，这种虎虎有生气的、塞外漠北的“草原帝国”的精神，亦即不复存在了。
结语：“渗入”的种子 固然在十六国北朝史的探讨上，“胡化”抑或“汉化”长时间占据了文史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我自己也并非认为这一论题已经过时——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公元四世纪初叶这种逐渐凸显的“我是谁”与“我认为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亦伴随着塞内胡族政权之始终。如果说“胡化”、“汉化”是政治文化史的外在表征，那么“我是谁”与“我认为我是谁”则是当时胡族内部心灵史之轨迹，后者尤其不应被人们所忽略。 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把十六国北朝区别于辽金元等“征服王朝”，而称之为“渗入王朝”（《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页43），至于说如何“渗入”，怎样“渗入”，魏特夫也语焉不详。 如果设定“我是谁”为A，“我认为我是谁”为B。那么我以为，五胡十六国史之研究，探讨种族来源的A固然极其重要，但是从大文化视角来考察，B则更具有审视历史的意义。比如说，我曾经闲翻清儒冯云鹏等辑到的“四角胡王”等印章拓本（《金石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页681），如果在“我是谁”不成问题的两汉之世，匈奴诸王当然会坦然接受之，而假设在“我认为我是谁”的刘渊集团中，恐怕没有几个屠格贵族会接受这一汉印吧！甚至连自称“汉王”的刘渊，估计也不会接受诸如现藏日本大谷大学的“汉匈奴恶适尸逐王”印。换而言之，A与B的彼此关系，也可谓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胡族政权如何“渗入”到中华的大文化长河中。 在整个五胡十六国史，甚至北朝史上，A和B都存在于任何一个胡族政权中。A和B的关系是彼此依存的：没有A就没有B。又可以说，两者关系大致是此消彼长的，当A的认同感强时，B的疑惑就会小些；反之，当B的疑惑产生时，原本不成问题的A也就随之成了胡族政权最大的问题。公元四世纪初叶逐渐产生的这两个命题，始终伴随着中国中古史的发展与演变。甚至可以说，这种认同的意识，从五胡时代的开始就悄悄播下了最终南北分裂时代结束的种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2012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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