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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夏含夷 著，《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是当今美国中国学界的中坚人物。本书是他的论文自选集，收入了他展开学术工作以来的多数重要论文，共29篇。 据书前介绍，夏含夷教授1952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赛维克立镇（Sewickley），1970年进入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学习宗教学。1974年毕业以后，在台湾留学三年，跟随爱新觉罗·毓鋆(yun2，百度了下，这人的祖父是光绪时曾任军机大臣的礼亲王世铎。他本人曾师从陈宝琛，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人……今年3月20日才去世，享年106岁)学习《周易》、《老子》和《庄子》（三玄）。回国以后，进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东亚语文系，师从著名中国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980年获硕士学位，1983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周易>的编纂》。1985年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顾立雅（Greel）中国古史名誉教授。 夏含夷教授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周易》等。他的主要著作有《西周史料：铜器铭文》，《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编辑《中国古代新史料：阅读铭文与写本的指南》，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主编了《剑桥中国古代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业内一般称本书为《剑桥中国上古史》，作为剑桥中国史系列的第0卷，以区别于其后的各本），并撰写了导言中“纪年与谱牒”( Calendar and Chronology)部分和第五章“西周的历史进程”(Western Zhou History)（这两章的名字根据本人前些年自己翻译的书中内容）。从1996年起还担任美国中国学权威杂志《古代中国》（Early China）的主编，2008年编辑出版了《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列入“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由于近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先生每年来中国很多次。今年10月26日，我也有幸聆听了先生在复旦的讲座：“西方甲骨学的两个大师：司礼义和吉德炜”。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高大，幽默开朗，虽然52年生人，已满头白发，在偌大的复旦文史讲堂竟然都不用话筒。那天连平时不太露面的裘师母都搬来凳子聆听。可见他的受欢迎。夏含夷教授还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现在不太参加西方学术界的活动，学术文章也大多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对我有反感，说我太中国化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术交流的桥梁。我现在不太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学者的成果，反过来也是如此。我只想做自己的学问。 本书的论文大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基本关于甲骨文与金文，第二部分谈论传世经典。虽然这些论文谈论对象，写成年代各异，但我们仍能从中找到作者数十年来治学的主线：中国上古年代的测定。如本集中的《殷虚卜辞的微细断代法：以武丁时代的一次战役为例》（P19-39）、《商王武丁的末期：中国上古年代学的重构实验》（P40-81）、《西周朝代的绝对年代》（P131-190）、《测定多友鼎的年代》（P221-225）、《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P226-245）、《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P246-257）、《上博新获大祝追鼎对西周断代研究的意义》（P258-262）、《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件吴 鼎的年代》（P263-269）等多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主要通过甲骨文、金文所反映的历日数据，结合甲骨文文字、青铜器断代、现代天文学和传世文献的互证确定中国上古史的年代。这些工作虽然中国学者也多有研究，但作者作为西方学者的视野和对问题的分析切入仍有其独到之处，并被收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在断代研究上，作者最主要的创获在于确认了，由于某个至今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周宣王时代流行过两种纪元法：在宣王十九年前，元年从宣王即位的实际年份计算；宣王十九年后，元年从实际在位的第三年开始计算（夏含夷教授的老师倪德卫指出，这可能与三年守丧有关）。这样，西周晚期铜器历日数据中的各种矛盾似乎都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也更明确了铜器的王世归属。这一开创性的贡献近年来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同。 《释“御方”》（P82-92）一文由甲骨文语法出发考证了《逸周书·世孚解》中“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孚”一句含义，认为该句的意思应为“（在甲子日）太公望受命要追御边方地区（即商都附近）的人。在（四天以后的）丁卯日，望回来报告这次征伐的的成功。”立论坚实，凡对卜辞略有了解的人一望便知此说解之不可移。如此，不但证明了甲骨卜辞中“御方”一词的确为“追击方国”之意而非某一方国之名，为判断《世孚解》的年代提供一有力的佐证，更能说明周军在牧野之战后几天的史事。 《试论周原卜辞 字——兼论周代贞卜之性质》（P93-98）一文对周原甲骨文中最常见的“ ”字，认为此字如李学勤与王宇信的说法应隶定为“思”，但含义是愿，表希望，对应传世文献中的“尚”字。由此，作者指出周原甲骨文与传世文献，如《左传》中的占卜实例一样主要是卜人向鬼神表示“心所希望”。 虽然作者介绍中说夏含夷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古文字学，但文中与之关系较大的只有这两篇，可能诚如裘锡圭先生的助理郭永秉先生前段时间在微博上所说：“窃以为就古文字学本体而论，（国人）只消闭关而为即可，外国人大概这世是没有赶上大陆的可能。这不是狂话，而是客观情况决定的。与古文字相涉的其他边缘内容（如语言、思想、历史、考古、艺术）倒是可以吸取他们的长处。” 《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P99-130）是本集中唯一一篇主要关于考古的文章，文章通过对殷墟车马坑的考察与对比中亚、西亚马车的发展史，认为商王朝马车的军事用途只限于作为机动性的指挥台使用。由于周的位置偏西，更早地从中亚学会了将马车用于攻击。因此，牧野之战中周方面所动用的三百戎车——尽管孟子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出发认为这一数字是微不足道的，可能是小邦周击败大邑商数倍于己兵力的决定性军事因素之一。 传世文献研究方面，作者受到西方文本学传统与70年代以来简帛古书发现的刺激，多侧重于考察分析古代经典的编纂过程。 首先是关于《周易》的几篇文章，有《<周易>筮法原无“之卦”考》（P279-286）、《<系辞传>的编纂》（P289-298）等篇，多为早年所作。作者在自序中谈到他的博士论文《<周易>的编纂》原先想等到他“能够完全读懂和《周易》同时的文字史料以后才修改发表……结果学习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今天，却仍不敢自诩已能通读那一时期的文字史料。”至于文章内容……不才至今连《周易》没读完过，这部分实在无能为力，就不评价了。 《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年代》（P320-326）一文通过对虚词的分析，粗略地划分了相关篇目的大致成书年代。 《试论<缁衣>错简证据及其在<礼记>本<缁衣>编纂过程的原因及后果》（P343-P361）一文提出了四个论断，郭店本和上博本《缁衣》比《礼记》本《缁衣》更接近原来面貌；《礼记》本的编者在做整理工作的时候没有郭店本来参考；他所利用的底本也是写在竹简上的；可是不像郭店本那样一章一章连续写，在底本里每一章都写在新的竹简上头。最后，作者通过这一案例，对古书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探讨 本集的最后一部分是《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P362-377）、《<竹书纪年>与周年武王克商的时代》（P378-394）、《<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论汲冢竹书的不同整理本》（P395-469）、《晋出公奔卒考——兼论<竹书纪年>的两个纂本》（P470-482）等4篇关于《竹书纪年》的长文，这当然也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通过对古本、今本《竹书纪年》和其他传世文献的比较后认为，《竹书纪年》在晋代出土后有过两个不同的整理本。第一个整理本由荀勖和和峤整理，第二个整理本在第一个整理本出现几年后由卫恒和束皙整理。直到唐朝，这两个整理本还并行于世。并且第一个整理本似乎为了调和当时正统的历史观，对原书进行了一些改变，而现在所称的《今本竹书纪年》更接近与第一个整理本。李学勤先生曾多次要求现代的简帛整理者们充分认识中国古代经典形成的复杂过程以及孔安国、荀勖等古代简帛整理者们工作时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 夏含夷教授的这些文章，通过对《竹书纪年》这部“中国文献史上使后人最不满意的一部经典”的详细考察，为我们理解李学勤先生的上述指导树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样板。当然，这些文章也是《竹书纪年》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高峰之一。作者在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假如考古学家明天从中国某一地方的古墓里发现一本《竹书纪年》或者是与《竹书纪年》相似的竹简古书，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会以之为中国古文字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也许也会说就是最重要的。”很幸运，现在我们已经从清华简中发现了这样一部书，整理者题为《系年》，即将整理出版，这也是目前发现的简帛古书中字数最多的一部。重新回顾《竹书纪年》与其整理过程，对我们今天更好地整理利用《系年》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李零先生说“用新材料做新学问，常做常新，可以有大成就，也容易犯大错误（而且错误和成就是与时俱进）。在这个领域中，谁也别想‘功德圆满’，谁也别想当‘学术霸王’”。 当然，这对夏含夷教授也不例外。 首先，由于作者的文章多数是作者自己亲自用中文写定发表于中国学术刊物上，某些地方的中文会有些别扭（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看外国学者所写的中文文章，遣词造句别有一种风味），只是个别关键处会影响文意，如上引对“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孚”一句的翻译性解释。 其次，按照我国古文字学界的惯例，集结论文集时，作者会补记这些年来作者对论文中涉及问题的批判性认识或新探讨，这也是对古文字学界严谨与活力的展示。如序言中所说，本书只改正了个别错字和为《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添加一个后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以上两点可能是过于吹毛求疵了。最后说说观点方面的疏误。最明显的应属《周公居东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P306-319）一文。《尚书·金滕》中有“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一语，对“周公居东”的理解，历来有东征（伪孔传）与待罪（郑玄注）等多种说法。我们知道，古文尚书案是贯穿中国学术史的第一大案，而对该句的理解又是这一悬案中的核心争论之一。从种种迹象看，“周公居东”应指东征讨伐管蔡叛乱，但周公东征是三年，而传世各本《金滕》此处均作“居东二年”，似无可商。于是出现了各种调和的说法。作者在此文中认为周公居东是周公在与召公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不利局面时，周公的明智退隐，并且认为居东二年后周公即去世，时在成王十一年。 正所谓“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新发现的清华简《金滕》，作为一个未经秦火的战国中期写本，其中“居东二年”正作“居东三年”，可以说是对这一争论做了一锤定音。如此，作者此文的主要结论看来是站不住脚了。 《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P327-342）一文从诗歌性与礼仪表演，祭司观众相分离的过程，指出这种分离是中国诗歌从“颂”发展到真正文学领域的起点。但近年来对文学起源的重新探讨，令我感到这个结论略显单薄。 虽然以上列举了一些本书的问题，但瑕不掩瑜，这本书可以说是相关研究人员与爱好者值得一读的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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