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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讲座1：“山海经”的由来及篇目 （之平会客室群2012年9月27日讲稿）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山海经”的由来和篇目。为什么在“山海经”上加引号不加书名号呢？因为《山海经》这书里的内容都是先秦古书，而“山海经”这个名目却不是，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说到《山海经》这事儿，得先提一下该书的第一功臣刘歆，因为这书和刘歆的关系太大了。当然，可能各位对汉代的历史都比较熟稔，刘歆的故事也比较有名，所以我也不想多说，只是想说刘歆曾经根据图谶改名叫“刘秀”，和光武帝重名儿。刘向、刘歆父子曾经领校汉代国家图书馆（中秘）馆藏的图书，我们现在能看到许多先秦文献，实际上很多都是经过这爷儿俩整理过的，他们为图书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很大贡献。 《山海经》也是刘歆（当时已经改名叫“刘秀”）领校的一本古书，但是这书名在刘歆之前是没有的。有人会说了，你说得不对吧？《史记·大宛列传》最后太史公曰里明白地说到“《山海经》、《禹本纪》”了，你怎么能说刘歆之前没这书名呢？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的文字是这样的：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但是汉代人看到的《史记》文字却稍异，它里面的“山海经”是作“山经”，这里有两项证据：
1、《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这里面所引得司马迁的话，都是作《山经》而非《山海经》，所以黄晖《论衡校释》云：“《史记》今本作‘《山海经》’，误。《汉书》、《前汉纪》并述史公此文，而无‘海’字，与《论衡》合。《山经》、《海经》两书，《海经》后出，史公只见《山经》，故《后汉书·西南夷传论》亦称‘《山经》’，仍沿旧名。毕沅校《山海经》曰：‘合名《山海经》，或是刘秀所题。’其说是也。然谓史公已称之，则失考耳。” 我认为黄晖的说法是很对的，但是他说“《海经》后出”我坚决不同意，这个问题后面再讨论。但由此可以确定，司马迁《史记》原书是作《山经》、《禹本纪》，并非是《山海经》，也就是说，司马迁根本就没见过《山海经》这书。除此之外，大家再检索一下刘歆以前的典籍，再也找不到“山海经”这个名称了。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里认为“山海经”这个名目是刘秀（歆）将《山经》和《海经》合在一起然后提名《山海经》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需要考察一下今本《山海经》的篇目问题，这个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掉了。 首先，《山海经》目前在分篇研究上就有分歧，影响比较大的有两种分法： 一是传统的分法，即前面的《五藏山经》为一部分，简称《山经》；后面的《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一篇，简称《海经》，两部分合称为《山海经》。 二是神话学家袁珂先生采用蒙文通先生的说法，分为以下三部分： ①《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 ③《海内经》四篇。 对于第一种传统的说法，一般来说也没多大的说头，不过有的学者还有些很独到的见识，比如何幼琦先生，他写过一篇《海经新探》，发表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我认为这是一篇研究《山海经》的凿破鸿蒙之作，这个以后咱还会说到。 何先生在这个文里说：“《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内容大不相同，文字的笔调也相去很远，表明它们是相互独立而平行的两种书籍”，又说：“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也就是说何先生认为今本《山海经》是由《山经》和《禹本纪》的合编，《禹本纪》就是《海经》的部分。 对于第二种说法呢，似乎很精密，也很奇异，袁珂先生认为《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原是一部著作的两个部分”，其主要理由，一是这九篇内容“条理井然，丝毫不紊”，二是《海外经》后面有校进款识，而《五藏山经》后面则没有。 但是就我这个没多少容量的小脑瓜认为，袁先生的这两个证据都有些站不住脚，内容“条理井然，丝毫不紊”不一定必然是一书；《五藏山经》后没有款识也不能因之断定它与《海外经》是一体，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问题被忽略了。 当时刘秀（即刘歆）等人在校《山海经》时是比较严谨的，就以《海外经》四篇为例，显而易见，校书者是有两个以上的本子对校的，因而把一些他本与底本不同的异文都写在了每条经文之下，如： 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一曰南山在结匈东南。（《海外南经》） 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同上） 这种“一曰”的文字，即是他本的异文，毕阮《山海经新校正》曰：“凡‘一曰’云云者，是刘秀校此经时附著所见他本异文也”，其说得之。这种异文在《海外经》四篇中有46处，校书者都仔细地注明了；在《海外经》后面的《海内经》四篇也是异文众多，也一一注明了。但再回过头来看看《五藏山经》，“一曰”之类的文字一处也没有。如果《五藏山经》与《海外经》是同一书，那么《海外经》有两个以上的本子对校，那么《山经》也应该是一样的，今所见《海外经》中有那么多他本的异文，而《山经》中却一处也没有，这不奇怪吗？要知道，《山经》的文字要比《海外经》四篇的文字多出好几倍哩。所以要说《山经》和《海外经》是固有的一部分，不管大家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我觉得这个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 1、在刘秀校上《山海经》之前，《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还是分别单行的二书，刘秀等人在校书时，《海外》、《海内》这八篇有好几个本子（除了底本外，至少还有两个异本）互相参校，故有许多异文；而《五藏山经》却只有一个本子，无从对校，故而没有异文。 2、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海外》、《海内》每篇后面都有校书款识而《山经》却无了，因为《山经》根本就没有校，刘秀等人只是校了后面的《海外》、《海内》八篇，每成一篇便写一校款，书成后，又抄合《山经》奏上，题名“山海经”——所以我敢说，在刘秀校上《山海经》之前，世上只有《山经》和《海经》（何幼琦先生认为即《禹本纪》），而没有“山海经”这个名目的。 有朋友会问了：后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也是没有异文和校款的，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毕阮在《新校正》里有一段说辞如下： “郭注本目录下有云：‘《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逸）在外。’案：此经末又无建平校进款识，又不在《艺文》十三篇之数。惟秀奏云：‘今定为十八篇。’详此经文，亦多是释《海外经》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 郝懿行《笺疏》云： “据郭此言，是此一下五篇皆后人所述也。但不知所自始，郭氏作注亦不言及，盖在晋以前，郭氏已不能详矣。” 根据这二家之言，我的看法是刘秀校本中原来是没有《大荒经》以下五篇的，他的校本只有《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八篇，共十三篇，《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就是十三篇，《艺文志》根据的就是刘歆（即刘秀）作的《七略》，刘歆自己是不会弄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刘秀《上山海经表》里写的是“十八篇”，那一定是郭璞以后的人所篡改的，因为《大荒经》以下的五篇是郭璞加上的，袁珂先生是这么认为的： “《大荒经》以下五篇，是未经整理的古经，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但从正统学者的眼光看来，其内容却是过于荒怪不经，故刘秀等人在编校《山海经》时，就没有把这部分收入进去，而听其‘逸在外’了。郭璞是比较好‘怪’的，才把这几篇‘逸在外’而产生时间最早的荒怪的东西搜罗进来，成为今本的状态。” 袁先生说是郭璞把《大荒经》以下五篇搜罗进来的，我认为十分正确，正因为郭璞加上了这五篇，使原本十三篇的《山海经》变成了十八篇，后人不察其来龙去脉，擅自把刘秀上表里的十三篇改成了十八篇，为的就是符合今本的篇数。 那么《大荒经》以下五篇是怎么回事呢？首先看看《大荒经》四篇，这四篇的确是比较杂乱无序，错简和文字讹误很多，说明它没有被好好校理过。可是，它并不像袁珂先生认为的那样是原属于《山海经》的一部分，因为从它记述的内容来看，它和前面的《海外四经》的记述的内容差不多，顾颉刚先生就指出： “《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系；《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 上面说了，《海经》这部分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书，它本来是只有图而没有文字的，它的古图现在已经失传，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知道，我是认为它的图不单单是一张图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以图画记事的“图书”，这种“图书”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文字，而是以图配合口头解说来记事的，这一点足以说明《海经》这部分的古老，它实际上古老得让我们无法想象。这种图书可以看成是结绳和刻木记事的演进，或者说是进步，但是仍然保留着结绳和刻木记事的特色，就是必须配合口头解说，否则别人虽然能看到图上画得什么，但是却无法了解其全部包含的内容。而口头解说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容易失传，一旦解说人死亡而又没有传人，这些口传也就随之消失；二是容易变形，对于同一个故事，可能不同时代、不同的人解说词不一样。《海经》就是这么个东东，它先是有图，有口头解说，后来才有人把口头解说词记录下来，形成了文字部分。它的图是大致差不多的，但是解说词却不尽相同，所以产生了很多异本，这些异本有的相近，比如刘秀校书时所参考的那几个本子就比较相近，但是有的本子却相差很远。比如我们知道《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有很多内容和《海经》相似，我们也明明知道它们是出自《海经》，但是又无法证实，因为其文字差距很大，我们只能认为它们根据的是《海经》的别本，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刘秀校本是不同的，只是这些古本都失传了。 所以，我认为顾先生说这两组是“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十分正确，《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最后一篇的《海内经》也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内四经》，但是它们比前面的《海外》、《海内》八篇的内容都丰富详赡，也最为古奥，这恰恰能说明它的古老，看看它里面记述的怪异的帝王世系和丰富的神话与古史传说就可以知道，它是真正的古代专业巫史的作品，记录这个版本的人精通《海经》中的历史掌故，对图画中所表现的内容的来龙去脉非常熟稔，巫的气氛非常浓厚，这些内容是后来的非专业者无法杜撰出来的。前面的《海外》、《海内》八篇一定是比较晚出的作品，它的文字比较简洁，就是在就图画解释图画，详述原委的内容很少，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这说明此时的作者对图画中隐含的一些典故已经不能明了了，只能简单地解说一下图画的画面而已，这也是口传在流传中不断丧失的缘故。 同时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都是抄在简牍上的，书越古老、流传的时间越久，在无人整理校订的情况下，它的简牍就会断烂、残缺、混乱得越严重，刘秀的校本不用这个本子，是因为他为皇帝校书首先要重视书籍的完整性，而《大荒经》的这个本子残缺凌乱过甚，不好使用，不如《海外四经》的那个本子简洁而且完整；其次是这个本子的文字和《海外四经》的文字差距比较大，不好用来校勘《海外四经》，所以就舍弃了这个本子，而他舍弃的这个本子恰恰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版本。 最后的《海内经》一篇的文字风格和《大荒经》是相同的，但是它更加残缺凌乱，袁珂先生认为： “《海内经》一篇，尤其显得杂乱，就连地理方位也是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因此，我疑心《海内经》一篇原本也是四篇，后来因为‘逸在外’的缘故，散失了大部分，到郭璞注《山海经》时，才收拾残篇断简，成为一篇，附在《大荒经》的后面，故《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此经就称它为‘大荒经’。” 此说基本上符合事实，实际上这个《海内经》本来也是四篇，和前面的《大荒经》四篇是一个完整的《海经》的本子，只是在刘秀的时候这个本子已经断烂残缺不可用，到了晋代的郭璞发现它的时候大概残缺得更加严重了，《海内经》四篇已经不能分篇，只好合成一篇。我们看看这一篇《海内经》的内容，基本上都见于前面的《海内四经》，但是它的记载更加丰富详赡，和《大荒四经》的风格是完全相同的。郭璞在收录进自己的注本时，这四篇东西大概已经散乱逸失如此了，他便把这些残篇零简收集起来凑成一篇，因为它本来是《海内四经》的残文，所以仍然题名《海内经》。 下面我把今天讲课的重点再简单复述一下： 1.“山海经”这个名目是刘歆（刘秀）的创造，在刘歆之前没这书名。 2.《山海经》是《山经》和《海经》的合编，《山经》本名《五藏山经》，《海经》的本名很可能如何幼琦先生所言是《禹本纪》。因此研究《山海经》要把这两部分区别对待。 3.刘歆的校本本来是十三篇，即《山经》五篇，《海经》八篇。到了晋代郭璞注《山海经》时，又收录了一个残缺的古本《海经》进来，即《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共五篇，成为今本《山海经》的十八篇。刘歆《上山海经表》所说的“十八篇”乃后人所篡改，其原文当作“十三篇”。 4.《大荒经》四篇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经》，最后一篇《海内经》本来也是四篇，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内经》，这个版本是精通《海经》图画内容的专业巫史所作，也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海经》版本。 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讲《山海经》中两部分的成书时间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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