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秦代的紧张与硝烟过后，汉代的巴蜀迎来了平和与稳定。刘邦被项羽分封至蜀，然而，这次分封却改变了中国历史；汉政府通好“西南夷”，两座重要的国家工厂车官城、锦官城先后入户成都；汉代人出行，皆要用车，大大小小的车辆成为了汉代人的国家习惯；一本奇书《山海经》在汉代成为了汉代人的精神殿堂，汉代人据此雕刻出诸多画像砖，表达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
奇幻莫测《山海经》
撰写《史记》时，西汉太史令司马迁遇到了一本连自己也不敢妄加评断的书，《山海经》。因此，他在《史记》中老老实实地写道：“至《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其实不光是司马迁，历代史家遇到《山海经》，都要打个寒战，对它的内容、该归于何类头疼不已。《汉书》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则将它归入地理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又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
史家们之所以看法不一，是因为《山海经》实在古怪。书中描绘了一个近乎离奇的世界：青丘之山上有九尾狐；长右之山上的怪兽长右，百姓见到它就要遭遇洪水；祈过之山上有长着人脸、生三只脚的瞿如；守护槐江之山的神英招，长着人的脸、马的身体、虎的斑纹及鸟的翅膀。
《山海经》中，诸如此类怪兽数不胜数，不知道远古中国是否真是一个怪兽横行的国度。《山海经》的奇异之处却还远远不止于此，全书只有31000字，却记载了40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和400多种怪兽，地理、神话、宗教、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天南地北，包罗万象。
有意思的是，历代君主对《山海经》颇为客气。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能认为《山海经》还有保留的价值，因而留了下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摒弃的书不少，《山海经》也不在其列。由此看来，《山海经》并不是一本平常的书，它奇特的内容与丰富的想象，一直令古人心驰神往。
谁写了《山海经》
这本包罗万象、诡异莫名的《山海经》，到底是何人手笔？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旨校勘群书，上奏皇帝，“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刘歆认为，《山海经》是大禹、伯益所写。要知道上表给天子，刘歆是不能信口开河的。 刘歆的观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历代史学家一般奉其为圭臬。到了近代，关于《山海经》作者的说法一时蔚为大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认为，《山海经》可能受到过伊朗或印度文化的影响，言下之意暗示其作者是印度人或伊朗人；卫聚贤进而在《古史研究》一书中考证《山海经》作者为印度人隋巢子。此外，认为是希腊人、美洲人撰写的也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山海经》涉猎广泛，地域跨度极广，许多民族都能从中看到本族的影子，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史学家袁珂则认为，《山海经》历时久远，经手极多，是一部出自众人之手的合著；蒙文通考证其中部分章节便出自成都平原蜀人之手，学者刘少匆经过多年研究，指出《山海经》最后一卷《海内经》，描绘的即是成都平原的古老风貌。与诸多民族一样，三星堆人也在这本千古奇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三星堆与《山海经》
蒙文通等人的观点并未立即为史学界所认可，直到1986年。这一年，三星堆出土了众多古怪的青铜器。冥冥之中，《山海经》与古蜀人走在了一起。
《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个都广之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 古蜀人是左言的，今天四川方言中还能听到“鸡公”、“闹热”等词，鸡公就是公鸡，依此看来，都广之野便是广都之野，蒙文通认为就是成都平原。《山海经》里的都广之野是一派人间天堂景象，成都平原也曾是蜀人温床，颇似天堂。
史书说炎帝姜姓，出生羌族；黄帝至蜀，迎娶嫘祖；蜀地大禹，治水开夏。中国远古代伟大的部落首领，都与蜀人颇有渊源。《山海经》记载，大禹耳朵上有三只孔，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具耳朵上也有三孔，那些兽面具究竟是三星堆人想象中虚无飘渺的神灵，还是蜀人对大禹的怀念？
高达396厘米的青铜神树被认为代表着三星堆人对太阳与光明的无限崇敬。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与太阳有关的神树并不少见，如建木、扶桑、若木等。《山海经》记载，神树建木就生长在都广之野上，也许，三星堆人是根据《山海经》铸造出一棵“青铜建木”，也不是没有可能。
《山海经》每座山都有山神，它们半人半兽，张牙舞爪。其中，人首鸟身像在《山海经》中反复出现，北方之神禺强，东方之神句芒都是人首鸟身的。三星堆也出土了一尊青铜人首鸟身像，它站立在花朵之中，胸口正中刻着两个同心圆，代表太阳与光辉，显然，在三星堆人眼中，这尊人首鸟身铜像，应该代表着一位地位极其崇高的神灵，它会是《山海经》哪座山头的神灵呢？
远古时期，有一种怪蛇曾令古人惧怕不已，这便是《山海经》中的鸣蛇，鸣蛇头部与背上皆长有翅膀，声音如磐石一般高亢。传说此蛇不祥，古人见之则要大旱。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蛇模样如《山海经》记载的一般，出土时早已成了碎片，显然，三星堆人对这种异物并无好感，或许这便是《山海经》给他们的忠告。 成都人的西王母
如果说古蜀人与《山海经》的关系还停留在猜想阶段，汉代成都人或许早已阅读过了《山海经》。成都近年来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能看到《山海经》的影子。
画像砖上露面最多的神仙，当数西王母。在汉代，西王母是主神，地位远远超过了一般神仙。《山海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山方圆八百里，高万仞，西王母即在山中。西王母模样似人，却长着虎的牙齿与豹的尾巴，蓬头乱发，在天庭掌管五刑，是一位极为冷酷严厉的女神。而四川汉代画像砖上雕刻的西王母则身着女装、道貌威严、仙气萦绕，可能因为西王母是主神，纵然《山海经》记载“蓬头乱发”，古人仍然害怕这样粗糙的形象会开罪她吧。
汉代成都人还生动描绘了“昆仑之丘”上西王母的生活，他们不少的想象以《山海经》中其他怪兽为依托，看来早在汉代，成都人便已对《山海经》了然于心，并将诸多场景栩栩如生地组合在一起。画像砖上，西王母座下有一只三足乌，长喙利爪，是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的神鸟；神鸟下面，有只怪兽，模样似牛，可能是《山海经》里“其状如牛，白身四角”的异兽；三足乌左侧，一人持戈而立，是守卫在西王母身边的“大行伯”。西王母右上方有只九尾狐，九尾狐模样像狐狸，却有九尾，声音如同婴儿一般。古人认为多尾即寓意多子，也把九尾狐当作子孙兴旺的祥瑞，“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王孙万户，家蒙福祉”说的便是祈求西王母多赐子孙。
汉代人也将西王母与射日英雄后羿联系在一起。传说后羿为求长生不死，越过千山万水，到西王母处求得不死之药，妻子嫦娥瞒着后羿自己偷吃，独自一人飞到月亮，茕茕孑立，对影自怜。汉代人十分鄙夷嫦娥的自私，他们眼中的嫦娥，早已不是那个独守在月宫中的美丽仙子，而变成了一只面目可憎的蟾蜍，画像砖上的蟾蜍还挺着大肚子翩翩起舞，颇有讽刺效果。
由于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她也成了汉代人最为敬崇的神灵。汉哀帝建平四年，长安城中出现一件怪事：城中黎民百姓，在街头巷尾秘密集会，又跳又唱，并相互传言：“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意思是说，如果不信西王母，便是死期不远了。这次热闹的集会直到当年秋天方才偃旗息鼓。同样在建平四年，民间传闻西王母将巡行人间，于是百姓纷纷持火上屋，击鼓呼号。
在另一些画像砖中，也有看到汉代成都人对永生的追求。彭县出土的《仙人骑鹿》上，神仙悠闲自得，骑鹿遨游，身边有一女神，手握灵芝。汉代《长歌行》写道：“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而以现在眼光看来，汉代百姓富裕，仓廪富足，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汉代人曾经在瓦片上，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表达对“富”、“富贵”的追求，这是这个王朝给自己的最佳定位，富贵的汉代人自然希望永生不死，活在这个黄金王朝。如果生于乱世，活下去尚且困难，又有谁会有闲心去追求永生呢？
除此之外，一段神话中的爱情故事也是汉代成都人叹奇唱绝的主题。在郫县东汉墓出土的石棺盖上，刻有一幅《牵牛织女》画像。牛郎牵牛，向北遥望，焦急万分；织女执梭，长袖飞扬，脉脉含情，他们中间隔着一段遥远的距离，似乎代表着漫漫银河，只可遥望不能相逢。在汉代，牛耕已经普及，一般农家男子耕作，女子纺织，恰如牛郎织女一般，而在当时，又有几人能真心相许，还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看来，汉代人往往能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找到共鸣。也基于此，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中出现了名篇《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神话与爱情的双重悲离，是汉朝人的奇异想象的源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