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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跪拜之礼在外交礼仪场合的终结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的彻底崩塌。这种崩塌不仅是国家主权、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声名文物、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朝野都难以接受。而最不能忍受的是最高的礼仪、华夏文化最高的礼仪性象征--觐见皇帝的礼仪居然受到了"亵渎"。那些属于化外"生番"的"洋鬼子"作为"贡使"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见皇帝即"真龙天子"时，竟然提出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礼。"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洋人的船坚炮利面前，"朝廷"亦无可奈何，不能强迫他们跪拜中国皇帝，然而又不能容忍有几千年传统的最高礼仪被破坏，于是陷入难解的两难之中。
今人可能已经很难理解这一切了，因此，且容我慢慢道来。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自居，对"礼"自然格外注重。在所有的礼仪中，最为庄严、神圣、隆重、严格与不可"冒犯"的，当属觐见皇上之礼。大概中国的皇帝们早就"不教自明"如今才流行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礼仪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资本"，是"权威"的象征或来源，维护、加强"礼仪"就是维护、加强"权力"，所以要不顾一切地维护"成礼"，有时甚至重"名"远甚于重"实"。由于"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所以华夏之外统统是"不文"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而且，又以中国作为远近的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还要加"犭"(以示尚未成"人")或"口"(以示可"吃"，类同动物)旁。无论"生番""熟番"，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
但就在乾嘉盛世，来自化外英吉利的"番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却偏不肯行觐见皇帝的跪拜之礼，不仅明拒"教化"，自甘堕落，且生出一段又一段难了的"是非"。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马氏一行辗转来到北京后，没想到却因觐见皇上之礼与清廷争论不休，最终没有达到目的。
正处盛世的大清王朝，上上下下没有一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与意义，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负责接待他们的钦差大臣徵瑞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充满赞许之情："英咭利国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马氏一行自然得到中国官员的热情款待，不过使他们极为不快的是，他们的船队却被插上了"英咭利的贡使"的长幡；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在递给中方的有关文书中译本以"钦差"自称，中方当然不能容忍，为此，乾隆皇帝谕旨曰："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既然是"贡使"来"进贡"，觐见皇帝时当然要按"天朝"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提出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所以坚决不同意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礼。由于中方一再坚持，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对待"原则，如果要他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中国官员也应向英国女王像行此礼，否则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仅屈一膝的吻手礼向乾隆行礼。此为中国官员严拒。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这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终，还是中方妥协，同意英使不行双膝触地的跪拜之礼、而只屈一膝的要求。或许，这是因为在清廷眼中，英咭利尚属完全不通礼仪的"生番"，不能强求，有待"天朝"将其慢慢化为"熟番"。这样，在9月中旬谒见皇上，"万邦来朝"同庆大清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大寿的庆典中，只有这几名不堪教化的"生番"拒不行双膝触地的跪拜礼，而行单腿屈膝礼，犹如鹤立鸡群。不过，当时就有人不愿正视此点，刻意编出英国使臣稍后觐见乾隆帝时"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的神话。不过此时正值盛世，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无人料到此事其实是几十年后中国文化要遇到一个更强的文化的巨大挑战、产生严重危机的先声和预兆。
虽然"天朝"宽大为怀，免去这几个"生番"的跪拜之礼，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并谕告英王："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所谓"天朝体制"，是指凡西洋各国只有愿意来"天朝""当差"者才准其长期居京，既然在"天朝"当差，实际就是"天朝"的臣民，因此要"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乾隆确实无法理解马氏提出的在各国首都互派外交使节，不能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对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则认为毫无必要，因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在受了一番羞辱之后，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有阿美士德率团来华，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不想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大清官员反复要他演练觐见皇上之礼，均被婉拒，最后称病，不见中国皇帝。嘉庆皇帝得知详情自然大怒："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便传旨遣其回国。
若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出发，乾嘉之际这两次英国使臣来华要求通商、互派使节，本为中国稍敞大门，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历史机遇却被丧失。这种"礼仪"之争背后却潜藏着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冲突。英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己的文化建立在现代科学与经济制度之上，因此最先进，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代表；中方则认为自己永居万古不变的宇宙秩序中心，处于"万邦来朝"的地位，自己的文化最完美，由此派生的礼仪是文明基础，理所当然负有将"生番"教化成"熟番"的责任。在这种语境中，二者的"对话"实际便无法翻译、沟通，一次历史机遇就此擦肩而过。
最终，"世界最强"的国家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同中国"对话"，迫使"礼仪之邦"一点点屈服于西方的"语言"，中国终于在血与火中被强行纳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而痛苦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激烈抗议道："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视"礼仪"重于"地"与"款"，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不过几经谈判之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这使"天朝体制"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觐见皇帝之礼便迟早要发生变化。咸丰帝严拒接见西方使节后，不久就病故，由其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之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根本性的"礼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这一次，各国使节采取公使团联衔照会总理衙门的方法，提出同治皇帝亲政之时，如果他们不代表本国亲见皇帝、递交国书，就是失职。而且，按国际惯例，一国使臣进入某国后，如该国元首不予接见并接受国书，显系不友好的表示。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由于事关重大，在这四个月之中，各路官员纷纷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但他们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对此，洋务重臣李鸿章也奉命发表意见。其实，早在1868年中英修约之前，他与左宗棠、曾国藩等就对此发表过意见，都认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国礼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诸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中国属国，现在自不可能向中国行属国的跪拜之礼。现在，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反对改变者将其上到事关国体、"乾纲"的地位，而且被改者不是别人，正是皇帝本人。因此，在此李鸿章首先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自己坚决反对的昧于时势、坚持要洋人行跪拜之礼的其他大臣，"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接下来他仍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从咸丰九年到现在十好几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每以中国礼节相绳，几于唇焦舌敝"，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然后，他以历史为据，指出嘉庆二十一年时英国使臣来华已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已伏矣"。在崇拜"祖宗"的中国，指出这一点至为重要。行文至此，李鸿章并未明言自己的观点，但其观点又已明确表达。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明确说出这些国家与中国实际已是"敌体平行"而非中国属国，要朝廷放弃"天朝上国"观念，至为不易。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
对许多人主张的"中国使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各国使臣在中国，当行中国之礼"的主张，他认为根本行不通。因为"洋人素性狡黠，贪得便宜，岂不知跪拜之输于不跪拜耶"而且，"中国亦无权力能变其各国之例"。这样，只能接受他们"以敬其国君之礼敬我皇上"这一事实。对此，他提出"取其敬有余而恕其礼不足"，作为一种自我心理安慰。他进一步提醒甚至恐吓说，如果拘泥于礼仪而拒不接见外国使节，虽然眼下不至于"遂开兵衅"，但现在"中外交涉事件繁多，为日甚长，洋人好体面而多疑猜"，结果会"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引为口实"。"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而且，这也并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在对"圣主"的赞扬中，使之难以反对。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当然，为表明自己实在是为皇上着想，并非完全任外国予取予求，他说自己已与有关大臣定好规矩："各国使臣来京，只准一见，不准再见；只准各使同见一次，不准一国单班求见。"对那种怕外国使臣当面顶撞皇上的担心，李解释说递交国书只是礼节性见面，使臣"善言称颂，君亦善言慰答"，不会发生外国使臣"面质廷争，毫无顾忌"之事。
由于事关根本原则，所以李鸿章还必须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嘉善而矜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而是孟子所说的"以大事小"的"乐天"表现，也就是朱子所说的"仁人之心"。总之，"礼制"的这一重大变化完全符合圣贤教导。凡事必须符合"本本"，符合圣贤经典，确是中国深厚的传统。
他看出朝廷还有一层担心，即废除洋人觐见皇帝跪拜礼节很有可能导致中国臣民对"跪拜"的怀疑，进而导致对皇权的怀疑。所以他在这篇原本是"对外"的奏折中特又指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礼法"只能用于"内"而不能强行于"外"，他再次说明内外有别，"洋人"并非中国属国。他强调"礼"要随"时"而变，"我朝向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几个国家在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使节，"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预订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应如何斟酌时势，权宜变通，是在议礼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拟也"。这里，他明确提出"列祖列宗"和古时"圣贤"都未对现在"大变局"时代的礼仪制度作出规定，所以根据时代变化权宜通变、议定礼法等事应由现在的"天子"决断。可以根据时代变化修改或自定礼法，确是大胆议论。朝廷对此的另一担心是改变体制恐被后世责备，对此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倘蒙皇上俯念各国习俗素殊，宽其小节，示以大度，而朝廷体制自在，天下后世，当亦无敢议其非者。"虽不行跪拜之礼"朝廷体制自在"，"天下后世"也无人敢非议。
最后，他表白说自己与洋人打交道已逾十年，“于洋人要挟毫无情理之事，从不敢附和依违，致乖大体”，并特别提出几年前中英修约时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各有覆奏，"皆请格外优容"。搬出曾、左两位重臣，使自己的观点更有分量、更易为朝廷采纳。
觐见皇上的礼仪可说是最高的“原则”问题，但李鸿章此折通篇没有也不可能从抽象的“原则”来论述此问题，而是从历史、经典和现实情况这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不得不改革变通的道理，极具说服力。
一直负责此事的总理衙门亦力主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终于，朝廷在1873年6月14日降谕“著准”各国使臣觐见。6月29日，一些国家驻华公使以五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皇帝。
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方向上，又迈出艰难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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