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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携带大量佛郎机滑膛炮屡次骚扰中国东南沿海，那里的军民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而且把他们所带来的那种后膛装填弹药的炮也叫佛郎机。佛郎机火炮原为欧洲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流行的轻型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明代火器家们对其制造工艺迅速加以引进，使得该火器在国内外战争中被大规模地运用，最终促进了明中期以后军事战术，军事思想与军事制度的发展，使战争走向了以火器为“军中利器”的新阶段。但是，它的有效射程与最大射程，迄至今天，东西双方倘无令人满意的文献考证和理性分析，笔者对该时期中外火器史料做了详细耙梳，推断出了其射程的大致范围。 一、佛郎机火炮引入明军之前中国火炮的发展概况 明中期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与西方同时期火器的发展相比并不理想，中期以后火器制造已落后于西方。该时期中国火炮的缺陷有： (1)不重视火炮各部尺寸的组合搭配，所制火炮炮身与口径之比不符合“模数”理论，性能低劣。明初火炮生产量相当可观，铸造工艺也很高超，火炮基本上形成了细长、短粗两种类型，但从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的铭文可知，明初甚至直到清代火炮大多是以重量作为衡量其性能优劣的依据，这远远没有以炮身与口径比例搭配为主要性能参数科学合理。尽管传统中医学有“等身寸”概念，晋代裴秀把“分率”作为制图的六法之首，以及建筑设计方面宋代实行过“材分”制，但在中国古代火器制作中没有产生类似的“模数”概念。(2)炮管主要以铜为原料制成，显得单薄，为此，增加强箍以防止炸裂。弹龘药山前装，火绳点火，发射独弹和散弹。明孝宗弘治年问，中国发明过“毒火飞炮”爆炸龘弹，但其制造技术复杂，费用较高，且使用困难和危险，故后来弃置不用。(3)火炮的最大缺点是“重而难举，发莫能继”。如明代军事家戚继光(1528-1587)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指出：“旧有大将军、发贡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粗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4)火炮发射时都有强大的后坐力，有时还会左右乱跳，或倒翻过来，严重危害炮手和人马的安全。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云：“旧有骡驼灭虏炮，安营拒敌，临时方入药，掘土安炮，高下无法，退坐丈余。”人们为克服只缺点，便根据不同类型的火炮，有的在炮身上钉上铁爪，有的则在炮车上安装铁锚。但此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从文献如《武备志》、《天工开物》等史料记载和今天出十的实物部可证明，其炮架大多是“搭木为架”的固定式，火炮没有炮耳，中期以后仿照西洋才有了炮耳和机动性好的炮架，但瞄准装置如准星、照门一直没有设置，命中率小高。 14世纪初以来，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中国两传的火器进行了研究和改进，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他们终于在16世纪赶上并超过了中国。16世纪初的一些欧洲强国，如葡萄牙殖民者等出于对远方殖民掠夺的需要，他们出现于非洲、亚洲各地，西方先进火器之一的佛郎机火炮随之流入到这些地区。就中国而言，明人云：“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力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逐去。”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佛郎机火炮的最早记录。明朝嘉靖二年(1523)，葡人又率战船侵入广东新会西草湾，明军生擒42人，并缴获其“佛郎机火炮”。虎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虽然都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战争实践也使中方认识到佛郎机火炮在火力、射程、命中率和结构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的神机龘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仿制成了大样、小样、中样、马上、流星炮、连珠、万胜、日出、无故大将军、铜发贡、百子等佛郎机火炮，使之成为明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年间最犀利的火器。 明嘉靖年间仿制的佛郎机火炮，与原有的明军火炮相比，种类多，呈现出一定的优点：一是安有瞄准具，两侧拥有炮耳，炮身壁较厚。二是以子铳预贮弹龘药，不必临时装填，可加快发射速度。子铳(4-9个)实际上是一种比“母铳”身管细小一点的又一炮管，与母铳身管一起构成多重炮管。作为内重炮管，子铳可以随时从母铳拆卸下来或安装上去，因此既可事先在其中装好弹龘药，起到铁质药包的作用，又能使母铳的身管厚度减小却不至炸裂。三是散热快。由于后装炮前后相通，空气对流，且炮管较薄，易于散热。散热快可以使火炮增加持续射击的能力，也减少了火龘药自燃的可能性。该炮克服了中国传统火炮的缺陷，故它被引进和仿制后，很快就取代了明军的神机龘枪炮。不过，该炮也有许多缺陷：它是后装式火炮，闭气性能差，炮弹真正脱离炮管之前，不能够在炮管内积聚更多的火龘药气体，所以炮弹不能获得足够的推力，只能有极短的射程。此外，身管不算太长、所装弹龘药量少，口径也小，炮身与炮口比例不合理，杀伤破坏力有限，故在明末攻守战日益激烈时，它便显得力弱难任。鉴于此，到了明熹宗天启(1621-1627)年间，随着欧式前膛装红夷大炮流人中国后，明代的火器技术才又重新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陈仁锡撰《皇明世法录》卷82中云：“今红夷铳法，盛传中国，佛郎机又为常技矣。……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注：内径若四尺车轮，当为夸张之辞)，云发此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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