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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7月28日，张乐平先生创作的第一幅三毛漫画在上海《图画晨报》上刊登，这个“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往上翘”的儿童形象从此成为几代人的成长记忆，今天，“三毛”已经80岁了。
“我已白发苍苍，他永远少时模样！”在为“三毛”祝寿的文字中，张乐平的四子张慰军这样写道。因为父亲是“三毛之父”，张慰军兄弟姐妹们儿时外号都叫“三毛”；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三毛的故事仍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音乐剧、木偶戏中一再演绎。
“三毛”为何是经典？张慰军的回答很简单：接地气：“他不像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像你在弄堂里、大街上见到的那个孩子。不论是从军、流浪，还是迎解放、学科学，都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张慰军说，“它讽刺的社会现象，有些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三毛做好事被冤枉，现在也有‘扶老人反被讹’的现象。” ▲三毛经典形象
张乐平作品中的平民视角和底层关怀，与他清苦的童年不无关系。但张慰军认为，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才是父亲创作走向成熟的关键。
早在1935年，张乐平就在《小晨报》等上海小报发表三毛漫画，特点是轻松幽默，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三毛”很不同。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张乐平与叶浅予等人组织救亡漫画宣传队，辗转全国各地，抗战结束后才开始重新创作三毛系列。如今家喻户晓的《三毛从军记》（1946年）、《三毛流浪记》（1947年）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那么，是什么契机使“三毛”从普通人家的天真顽童变成流浪孤儿？《流浪记》为何难被超越，“三毛之父”为何偏爱《从军记》？当饥饿、战争不再是时代的主题，“三毛”作为本土文化形象的经典又该向何处去？ 早期的三毛形象不是孤儿，也没有流浪或从军。他就是个普通弄堂人家的小孩，有父母，生活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调皮、喜欢恶作剧。比如他讽刺溥仪的满洲国。1946年创作的《三毛外传》也延续了这种风格。这个形象没有明确的原型，但后来家喻户晓的《三毛流浪记》有张乐平做学徒时候的影子，《三毛从军记》也有他参加抗战的感受在里面。
从绘画手法来说，后期作品更复杂，人体解剖、透视技巧都有迹可循，但早期就是单纯的漫画。
抗战是张乐平创作生涯最大的转折。那八年他一直在前线宣传抗日，辗转武汉、长沙、桂林、上饶等地，这对他是一个洗礼，他看到的东西和抗战前就很不一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坚定了他以一种平民视角来画画。
他在前线画过不少士兵速写，创作时事漫画作品，曾经组织三十多位画家在武昌的黄鹤楼头绘制题为《抗战到底》的巨型抗日壁画，日本人都感到震惊。现在留存下来的壁画照片就是日本人拍的。
抗战期间张乐平先生没有继续画三毛，直到1946年回到上海，创作了著名的《三毛从军记》（以下简称《从军记》）。
张乐平曾说，《三毛流浪记》比《从军记》影响大，但他更喜欢《从军记》。
《从军记》讽刺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的一面，所以在台湾曾经被禁，但又描写了国军积极抗日的一面，所以1949年后在大陆也难觅踪影，直到1980年代才解冻，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动画片。
台版《从军记》则是经作家三毛牵线，也在八十年代出版。这也是一段缘分。早期大陆和海外联系还不顺畅，但三毛在国外遇到作家姚雪垠的时候告诉他，她的笔名就是来自《三毛流浪记》，请他代为向张乐平问好。后来黄苗子（画家）在新加坡碰到三毛，他也特地来张乐平家转达问候。大约1987年、1988年左右三毛就和张乐平通过信件谈出版事宜，后来三毛来了一趟大陆，认张乐平为义父。 ▲作家三毛和张乐平合影
三毛的众多形象中，最广为人知的还是那个孤苦伶仃的流浪儿，主要归功于1947年的《流浪记》。其实，早期的三毛漫画创作于1935年到1937年间，这时期他就是一个弄堂里的小孩，有家庭。《从军记》也没有特别交代。那么，为什么最后又改为了孤儿了呢？这是因为1947年初，张乐平目睹两个流浪儿童死去，也因此才有了创作《流浪记》的想法。
那时他住在亲戚家的阁楼上，晚上从报社回来看到弄堂里有三个小孩围着火堆取暖，觉得很可怜。他当时正好也有三个孩子，当晚他就没睡好，早上起来一看，三个小孩死了两个，尸体就停在弄堂口。这件事让他感触很深。
正好当时《大公报》的负责人王芸生找到张乐平，希望他为《大公报》也画一组三毛连载。此前《从军记》在《申报》刊登后反响很大，而《大公报》发行量虽比不上《申报》，但在抗战期间也很有影响。
张乐平说，可以画，正好手里有题材，但题材很敏感。王芸生回复说，您敢画，我们就敢登。
《流浪记》这才得以问世，并且大受欢迎。开篇一组画叫“孤苦伶仃”，寥寥几笔就把三毛的身世交代了，就是孤儿。好多人看了第一幅就开始流眼泪。 ▲《三毛流浪记》连载于1947年6月15日至1949年4月4日的上海《大公报》
那时的上海，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有流浪儿童。经过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许多孩子失去了亲人，慈善机构又无法全部容纳，他们只好流落街头。所以这些漫画刊登后引起很大反响，《大公报》的销量也节节攀升。
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作者）说，他每天早晨上班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大公报》，看看三毛怎么样了。《大公报》还收到许多热心读者寄给“三毛”的捐助，和给张乐平的信。常有小孩寄来零花钱，说“我几天没吃早饭，把钱省下来给三毛买个大饼……”
可以说，当时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流浪记》，过去阅报栏没有玻璃，是用铁丝做成相框的样子，把报纸夹在中间，摆在街上给人看，而《大公报》三毛连载的那一块总是被人整整齐齐地挖走，据说很多就是流浪儿挖走的。
此外，物价飞涨、黑道横行这些社会现象在《流浪记》中都有反映。
总体而言，《流浪记》引起的轰动比《从军记》大得多。
大约1948年，随着“三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张乐平收到了带子弹的恐吓信，正好张乐平的妻子在上海住不习惯，他们一家就搬回到嘉兴去住了。
1949年，赵明、严恭导演的电影《三毛流浪记》众星云集，是上海解放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但电影剧本的创作几经波折，最后是阳翰笙、陈白尘、李天济几位作家接力完成的，由昆仑影业有限公司拍摄。电影1948年开拍，扮演三毛的王龙基先生只有9岁，而上海的明星大腕几乎全部出动，上官云珠、赵丹、黄宗英他们都自发来帮忙，不仅不要报酬，还自己带着衣服、化好妆，去演配角。和电影上映差不多同步的是，宋庆龄在儿童节当天举办了一个“三毛原作展览会”，为流浪儿童募捐。
抗战时期张乐平带着家人过得很艰苦，后来靠稿酬才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1950年代是最好的时候，一幅画的稿酬大约20—25块。不过张乐平的开支也大，那时还接济了好些亲戚朋友的小孩儿。他很愿意帮助别人，特别是“反右”以后，许多家庭都去了甘肃、宁夏，他们如果能回到上海来，他总是帮助人家，塞钱给他们。有位画家叫任微音，好不容易从甘肃回来后就去找了个地方修皮鞋。张乐平就一直去看他，到张乐平去世的时候，任微音总是哭，说“如果没有乐平先生帮我，我早就走上绝路了”。
许多人了解上海是从《三毛流浪记》开始的。张乐平的四子张慰军正想做一个展览，结合《三毛流浪记》来介绍上海的市井生活，把上海的小吃图像、叫卖声音都立体地呈现出来，包括正在消失的老上海的东西——搓衣板、马桶等等，做成一个展示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形象，希望三毛成为慈善、教育、旅游甚至中国本土文化的形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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