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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80后不再叛逆，反而在既定规则下，和批判解构对象进行暧昧的挑逗，中国的社会，进入了一种现代性思维和后现代虚无同时存在的吊诡状态。而在其背后更深刻的，将会是80后对文化延续这一历史任务的承担无力，以及这一群体对社会推动上的自我放逐。换句话说，真正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思考和探讨的集体行为，在80后这一代，是不在场的。 社会需要物质的推动与建构，也需要精神的质疑与解构，两者互动互搏产生的持续效应，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三位嘉宾指出的那样，80后普遍丧失了对社会的质疑能力，或无力、或恐惧，他们无法对社会问题的根源进行透彻而深入的反省，从而变成了“懦弱的一代”，“失败的一代”。 对这一群体给出如此负面的结论，相信不少80后的读者们会有不满；而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80后的观众也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问题，气氛一度剑拔弩张。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位嘉宾，是如何对此进行回应吧。（文/杨松林） 凤凰网读书会嘉宾杨庆祥、阎连科、张悦然 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是靠那些对社会具有深刻怀疑的人推进的，而不是对这个社会现实有深刻赞同的人。即使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也是那些怀疑的人在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那些每天在高唱美国赞歌的人；那种行为只会让美国发展原地踏步。所以我想任何人，不光是阎连科、杨庆祥、张悦然，任何一个人，即使你不是对这个社会充分批判，你至少也要怀疑一点问题；你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怀疑，反思，你才会对这个社会充满信心。如果没有任何人怀疑社会，那个社会才真的是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有人提出质疑，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社会有着一点点的信心。 你提的问题前提是，我们现在的生存竞争如此的激烈。但首先，每一代人生存都非常激烈，你恰恰没有了解你父辈的历史，甚至你祖辈的历史，他们生存也许比我们更激烈。比如阎连科老师他们那个时代同样很激烈。 其次，我们应该追问，至少在我这里我会追问，为什么生存变得如此之艰难，源头在哪里？在我看来，最近20-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一方面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但是另外一方面，与这个财富积累同时进行的是一轮新的财富的剥削。在这个剥削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利用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资源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和利益，而留给其他人的东西会变得很少，这是需要我们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一个很大的蛋糕，很多人抢过来，切掉就拿走了，剩下的人就是一些渣渣。社会学有一个叫电梯理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管先后，至少你可以等待，然后就上去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电梯上来就不下去了，没有电梯，年轻人就挤不上来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 我刚才简单说了一下，大家都完整接受教育，但是读的书非常值得怀疑，就是我们大学里受到的教育质量，是值得怀疑的。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会资本的强大。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刚才有同学讲到，要这个守住清贫；也有人说不能要求作家守住清贫，反而是公务员更要守住清贫。 清贫这件事情和写作的关系其实没这么必然相关。曹雪芹清贫能写出《红楼梦》，托尔斯泰则正是因为不清贫才写出那么好的小说，各方面的正反例子都非常多。但是我想，除了停留在清贫与否的问题，这一代人，我想不光是你们这一代人，上一代人，真正做到刚才说的有抵御，能真切做出抵抗的人很少，可能四五年前很多，三年前很多，这个数字一定是一天一天减少，为什么减少，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
读者提问：我作为一个80后，想对今天各位提出的“对80后失望和反叛不足”的观点做一个我个人的反驳。 像阎老师，以及在场的一些70后，你们作为长辈，处于一种观察的角度，但这种角度不一定全面。比如你们说我们80后不反叛，说我们80后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是否看到了足够多不同行业的80后？你们是否深入社会各个方面去了解80后？你们说没有看到，有可能只是你们没有收集到足够的素材。我觉得，这个社会确实存在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比如80后的一批科技创业群体，对于他们的贡献，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上一代人的个案，恰恰说明上一代人作为群体，激情反叛的行为更多一点。大家都往延安去，这是一个集体行为，而不是个人。我同意说，对80后的分析仅仅找个案，那是不合适的。但换个角度想，为什么我们在80后身上只能找到个案？因为对80后的反叛，我们找不到一种积极的共存的东西，找个案，非常多，但是每个个案集合起来，并不能形成一个集体行为。 第二个，关于科技人才这个说法，和我的论述，是两个层面的内容。不能说80后的科技水平高，就证明我们的社会是进步的。80后的科技人员充满了正能量，带动我们社会进步，这毋庸置疑。但我在讨论人文和思想进步，这和科技行为本身还是不同的。 我替阎老师补一点，我认为您刚才说的这个提法，是指青年创业者态度生活都非常积极，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开拓视野。其实我们讲的不是一回事，我们在讲的不是说有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正好相反，80后是过分积极了。我们为什么看不到那些对社会提出否定和质疑的人？这个说法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比如，庆祥在这本书中，就不断在做一个否定者，反思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对现在既定制度和规则提出否则的这样一些人。您说的青年科技创业者，其实也还是在现在规则，现有框架底下勤勤恳恳工作。我们既需要那样的人存在，也需要一些质疑、否定现在已有规则的一些人。 这位朋友说的科技创业者，我想补充两句。如果按照你所说的，真的有那么一帮人存在，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创业，同时又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独立的思维，有独立探索的精神，这一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但事实的情况，至少据我的了解，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建国已经多少年了？1949年到现在，60多年，70年了，但从世界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真正能够拿得出一位像样的科学家在世界的舞台上，说他独立的为整个科技事业做出贡献吗？对比之下，日本在短短100年不到出现很多人物。这里恰恰是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科学工作者是否太受商业思维的制约，人人缺乏独立科学探索的精神。这正好是我们重新反思的起点。我们的创业都是获取更多的利润，让我们的生活更好，而和我们倡导的科学精神，有时候存在冲突。是否正是这一点，导致我们的科学、技术在目前整个国际范围内还是面临非常弱势的境地？ 这个话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比如阎老师讲到现在的电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鸡汤文学的流行。确实每个创作者都不得不适应着现在的环境，环境比起我们最开始写作的时候要恶劣很多。我自己觉得，文学的产业化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性的问题就是阎老师说的，为什么都是单一标准的？为什么我们只能找到那么多《煎饼侠》和《捉妖记》的用户，而不能找到另外标准的拥护者？ 这个产业化里，我们80后、90后的读者、电影观众没有跳出这个标准，找到自己更喜欢，或者另外一些喜欢的东西。这个单一标准才是现在最可怕的东西。比如说，作为一个小说作者，这种鸡汤文学的流行，让出版社在给书本起名字上有所服从，现在不少书的书名要超过10几个字才能出版。出版行业都变成这样的逻辑。这就是单一标准的存在和恶劣影响。 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一个作者不能够有自己选择的标准，自己的审美趣味的话，是多么可怕？还不如不出这个书，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另外一个问题。说到我自己的经历，其实和刚才我们谈的问题有关。阎老师说，在座可能80%的人或者超过90%的人都有完整的大学教育，可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自己的感觉是，最大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大学教育的质量。因为我自己觉得，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读者都是我的同龄人，在那个时候我们交流，发现都是高中生的时候，教育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应试教育等等。但是之前的教育相对来说问题并不突出，因为目的很明确，就为了考试。 但是后面的这段，可能对人生最重要的大学教育上，这段教育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反作用的。所以80后才会变成这样。阎老师在追问，为什么你们都有大学很好的大学教育，却变成这样？其实，正因为我们有所谓“很好”的大学教育，我们才变成了这样。 所以我现在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自己希望我能够在跟我的学生的交流当中，我也许能够提供给他一点点真正有用的，也许对他一生有益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对我自己的创作也是有帮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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