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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王侯墓 枯瘦的玉米秸秆被烧了半截，似乎还冒着黑烟。太阳正要落山，一棵孤树遮了它半张脸，继而又将它藏在身后。远处一片朦胧。 1月18日，邢台市葛家庄村的这个傍晚，泛着轻轻的雾霭。 往前推上近十年，就是在这里，一个重大的发现意外揭开。 1993年的秋季，农作物正带着它一年的硕果，等待收割，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处长李恩玮也想有所收获。 只是，当他走过去，向前看了看，身边密实的庄稼，又似乎让他难以有所发现。不过，他想要的，并不在地上，而是在这土地之下。 这一年，邢台市轮胎厂要进行扩建，新车间选址就在葛家庄村一带。为此，李恩玮带着工作人员前来探查。 在邢台，但凡要进行新的工程建设，文物部门都要派人前去，原因是“我们（邢台）是古城，地下文化遗存丰富”。 接着就发生了上面那一幕，不过，当李恩玮只是按着流程进行了简单探查，却有文物遗迹的出土。“当时就感觉到了，这儿不一般。”他说。 为此，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扩大了探查范围，他们想弄清楚，这“不一般”的地区，只是这偶然被探查到的一小块儿，还是整个区域。 结果不出所料，在他们探查过的地方，都有文物遗存的出现。“这儿是一片墓葬群，至少还有一座大墓。”下定结论的李恩玮在第一时间，向河北省文物局打了报告，大体内容是：葛家庄这个地方很重要，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希望省里派人过来看看。 河北省文物局很快派来了研究员和专家，在听过李恩玮的简单汇报后，他们给出了两条建议：一，继续进行探查，看能不能获取更多的信息；二，我们和国家文物局专家也打个招呼，希望他们能派人下来。 在等待国家文物局消息的同时，李恩玮和省文物局专家们也商量一致：先挖开其中一个墓看看。 于是，一个墓被挖开了，根据实物和历史变迁的痕迹，他们很快判断出，这个墓应该是王侯一级的，时间是西周时期。而在邢台，历史上进行过封侯的，只能是邢国。 难道是邢国国王的墓？大家既兴奋，又紧张。 先停工了再说 虽然只是猜测，不过，这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专家们当机立断：先让车间的建设工程暂停。 不过，这并非易事。 邢台轮胎厂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投资方之一是美国的一家公司。而且，新车间的建设工作将要开始，机械设备、工程人员都已基本到位。关键是，留给李恩玮的勘查期限也接近尾声。 “人家不可能让我们无限期地在这儿搞考古。”李恩玮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事情到了这一步，是出乎省、市专家意料的，于是，他们又坐在一起商议下一步怎么办，不过，专家态度非常坚定：“这个工程不能上。” 为此，李恩玮和省文物局的专家、领导找到邢台市相关领导，把这件事的原委作了汇报，希望领导拿出意见，让工程暂停。当时，有的领导还是犹豫：“毕竟是合资企业，而且你们不是也没进行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吗，怎么能确定……”一位专家抢过话来说：“想当初，祖已迁邢（参看《邢国》上），邢台这个地方是把一个都城都迁了，我们现在就不能迁一个车间吗？” 这句话触动了上级领导。后者决定，工程暂停，车间另选新址。然而，这引起了外商的反对，为此，还专门派一个副厂长做对方的工作，说是轮胎厂有污染，所以得搬离市区，在市区外已经找好了地儿，那儿比这儿好，还有好多政策优惠。但是，外商始终不同意。 “最后，这个合作没谈成。”李恩玮说。 不过，这给文物工作者留下了充裕的时间。在之后的两年里，文物部门在葛家庄一带进行了详细的探查。最终确定，自邢台市滨江路以东至太行路，大约埋葬着11位邢侯，而且，这11位邢侯都是按照相应的辈分自西向东有序排列，即最西端为一代王侯，往东以此类推，直至11代。 与此同时，保护区范围也基本确定：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500米。专家组为此还出了意见书：在核心保护区内不能再搞任何工程建设，周边可以建，但高度不能超过20米，色调也不能过于艳丽，应与邢侯墓性质和面貌大致协调。 在摸清大体情况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专门调来了专家学者，对其中几座进行重点发掘。 这时，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已不能再担任考古发掘的任务，转而“配合工作”。 “邢国虽是小国家，但也是个国家。事儿大了，基层就管不了了。”李恩玮对此表示理解。 对于将要进行的考古发掘，河北省文研所的上级单位——河北省文物局也非常重视，时任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柱就曾表示：“要挖两个大的，申报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神秘的吴越铜戈 然而，大墓虽然挖开了，却是在文物工作者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大多数墓葬都已被盗。不过，文物工作者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大墓，它的全长为55米，是葛家庄墓地群中最大的一座，它被定名为10号墓。通过断代，它是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这明显区别于之前发掘的西周墓葬。 邢国是西周的一个封国，在春秋初期就已被灭国，怎么会在邢侯墓葬群中出现春秋时期的大墓呢？ 这让文物工作者一时不解。 考古仍在进行，墓很大，盗洞也很多，人们数了数，竟有九个！无疑，有价值的文物很早已被盗掘一空。但文物工作者仍从中找到了很多随葬品，比如，包金的贝币，李恩玮记得：“挖出了多半个洗脸盆。” 虽然，没有珍贵文物的出土，然而，文物工作者通过对随葬品的研究，却意外发现，它与山西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似，赵卿墓的年代为春秋时期，葛家庄10号墓也应该是这个时期，可能还要再晚一些。 随后，在10号墓出土的铜戈更是让人感到意外。它的质地极佳、刃非常的锋利，关键是，戈上还有错金鸟篆体八字铭文——正面四字、背面四字。 根据著名考古学家张颔、李学勤的考证，鸟篆文是春秋时期吴越等南方国家铜器铭文的一种风格。在上世纪50年代，山西万荣县庙前村曾出土过类似的戈，当时张颔就认为，吴、晋两国关系密切，这种戈可能是两国互相交流的结果。此外，史书中也有关于吴国被越国所灭，吴季子的宗族逃到三晋的记载。所以，吴越的器物在晋地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吴越的戈怎么出现在邢地呢？ 这就不得不让人揣测，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首先可以肯定不是末代邢侯，因为那时邢国已经灭亡。那么，这就只有一个人可能性最大，他就是晋国重臣赵襄子。 史书记载，赵、韩、魏三家分晋后，赵都曾迁耿。 耿在哪里？有学者就曾说，就是邢台。 不过，这一说法缺乏更多的证据和实物印证，只能作为一种猜测。
国保之路 在考古发掘中，除了10号墓，在李恩玮的记忆中，还有一座车马坑，也让他印象深刻。 一来，他当时对这座车马坑进行考古发掘，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二来，陪葬的马，面部戴着玉片缀起的饰品，像面具一样，这是非常少见的。 这也同样引起了省文物局相关专家的兴趣，当时李恩玮提议，就地建个展示棚吧，却未实现。 当时，他看着排列整齐的遗骸，不明白古人是如何做到的，“马难道就那么老实地等着任由土埋，而不挣扎？”后来他想明白了，“殉葬的马估计是先被灌醉了，然后放在红地毯上再杀，所以，它们还保持着生前优雅的姿势。” 到了2006年，邢台市政府决定将邢侯墓地群申报为国保单位，申请书打了上去，很快得到了评审专家的反馈：申报可以，但要改名字。 “既然发现了邢国墓地，就肯定有邢国都城——虽然你们现在还没发现，但是，这是一体的。”李恩玮回忆起当时专家的话。最后，专家建议，不要叫邢侯墓地，叫邢国墓地。 如今，已经成为国保的邢国墓地，它的标志性石碑，就竖立在葛家庄村口。黑底金字的碑文分外显眼。 邢国墓地一共发掘了8年，发掘西周墓葬230余座，在这上百座墓葬中，专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墓室要么是被整个揭开，要么就是出现毁坑。此外，墓内尸骨上半身全无，尤其是人头骨全无。 这让专家们感到惊恐不安：早期的盗墓并非真正的盗墓，而是毁墓。 专家分析，这很可能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国家征服了另一个国家之后，就毁其宗庙、挖其祖坟，旨在从精神上摧毁这个国家。 事实上，邢国在春秋之前，的确发生过重大战争，在被卫灭国之前，与戎狄更是战争不断。因此，有专家推测，毁墓可能就是戎狄所为，而时间，就是邢国都城从邢地迁都到山东以后。 也难怪有些专家感慨：邢国墓的发掘让这一个3000年前的神秘古国，更是加重了它的疑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邢侯墓的考古发掘解决了多年的争论——刑国到底在哪儿的问题，因此，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李恩玮曾经站在的这一片庄稼地上，“那会儿还不像现在，是很荒凉的，谁也没想到”。此刻，这里也一样，在记者的眼前，它依然是一片庄稼地，谁也不会想到，这黄土之下，竟是11位王侯的陵寝之所。 同样，邢国墓地的发现对邢国文化研究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对于这点，邢台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苗庭宽深有体会。 周公思想的“样板国” 由于长年以来研究中国刑法史，因此，苗庭宽对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谈起邢国的历史影响，苗庭宽首先想到的是周公。 周公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哲，关于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三点：敬德保民、制定礼乐、公而忘私。虽然看似简单，然而，在苗庭宽眼中，周公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是有着源头影响的。而邢国则对周公思想的形成有着源头影响。 周公替儿子姬苴代管邢国10年之久，这期间，邢国无疑是实践他思想的一块实验田。他的治国理念、行为典范，无疑都在邢国得到了发挥和应用。因此，苗庭宽说邢国是周公思想的“样板国”。 这也就直接影响了邢国在建国初期，得到周朝在政治上特别的关照，以及邢国后来成为周朝东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原因所在。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490年，年过六旬的孔夫子在邢地游学，也是“专程而来”的。 在周公努力把邢国打造成他理想中的乌托邦的进程中，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实行移民政策：将邢地的商代殷民全面强行迁至洛都，将东征时征服的夷民迁入邢地。 在苗庭宽眼中，邢国的这次移民意义重大：“别看这小小的移民，说到底是生产要素大调整。”的确，之后的邢国，在农业发展上成为一股“新势力”。不论是水利、农耕、桑田、养殖业都得到了丰富的和提高，关键是牛的养殖和使用。 说起牛，邢地在周朝之前便有，不过，这种牛很小，不适宜农耕。邢国建立后，周公从在西域地区引进了一种牛，这种牛不仅性格温顺，体型还很大，且适用于家庭养殖。这并不是周公引进牛的初衷，他引进牛是用以祭祀的。 周天子每年祭天一次，要杀一头牛。杀死的牛，牛肉除了天子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吃。国家用牛祭天，诸侯国用羊祭天，老百姓只能用鸡祭天。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因此，过去把牛称之为牢，是“国宝”的意思。 周公在邢国设置养牛场，专门养殖供品牛，以备国祭。只是，没想到邢国水丰草肥，牛在这里得到了快速的繁殖生长，牛的品种数量不断增多，邢国竟成为“牛之国”。 “这也是后来人们为何叫邢台为牛城的原因。”苗庭宽说。 牛多了，但老百姓不敢杀，那怎么办？于是想到了用它来耕地，于是，邢国成为“新农耕文化”的发源地。 不同于燕赵文化 农耕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着农业生产，邢国在农业上的体现不是别的，而是酿酒。 话说回来，邢地自古便以造酒而闻名，商纣王在沙丘宫所做的“肉池酒林”其中的“酒”便出自邢地。据说，当时有位井伯（商代邢地的执政官）因反对商纣王这一奢糜行为，拒不交酒，而被杀。 邢地之所以因造酒而闻名，与邢地为仪狄的故乡不无关系。说到仪狄，相传他与杜康都为酿酒的祖先，只是，仪狄比杜康要早三四百年，仪狄大约与舜、禹生活在同一时代。 此外，由于邢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它在文化体系上，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邢国东临齐国，吸收儒家文化；西靠晋国，吸收法家文化；南有中土（中原），吸收老子文化；北依燕国，吸收游牧文化。因此，它的文化内容是纷繁、多元的。 不过，苗庭宽认为，邢地虽处于多种文化的浸润之中，但经过长时间的辨析、比较，做到了自有文化的固守，形成了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邢国文化是区分燕赵文化的，二者虽在历史上有重叠、交叉、替代的情景，但文化的内核不同，可以说是：“同属不同种。”不过，也有人认为，邢国是为燕赵的慷慨悲歌，做了早期的一个铺垫。 ■文/本报记者申晓飞 ■摄/本报记者张雅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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