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于右任《标准草书》再探讨　■亓宏刚

                                                       于右任《标准草书》再探讨

■亓宏刚

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内页

　　于右任是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尤其是草书的成就为世人所称颂，他发起、组织标准草书社，致力于推行草书标准化，出版发行了《标准草书》。《标准草书》问世以来，一版再版，标准草书已经渐渐被书界人士及广大书法爱好者所认同和重视，甚至被人称为继章、今、狂之后的“第四种草书”。与此同时，对他发起组织的标准草书运动以及提倡并终身推广的“标准草书”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于右任标准草书是怎样形成的？标准草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究竟是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标准草书到底有没有价值？本文试就于右任《标准草书》进行再探讨。

　　一、选择“标准草书”的动机及其结果

　　（一）选择“标准草书”的动机

　　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当首称行楷书。然而，作为一代书品、人品皆为后人所敬重、颇具奇才的艺术大师，先生对近代书坛的最大影响，却是当世所瞩目的“标准草书”。于右任先生中年以后，深感要为革命做点力所能及之事，他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然我国文字繁杂难写，因此，萌发创立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大原则为基础的“标准草书”。于是，先生广罗历代稿书遗迹，或行草，或章草，去其繁杂，存其精粹，由行楷入章草，拟以章草作为“标准草书”的“母体”，然因其“字字独立”“一字万同”，经一番考虑后，认为其书不能为“标准草书”之“母体”，遂改原意，于二王草书中探求寻觅，从章草入今草，集前人之优长，融入个性与法理，在二王法帖基础上，形成“标准草书”的雏形。先生所创“标准草书”，目的是向广大国民推广使用，故而其书功用目的显然胜于艺术欣赏目的，先生所提出的四大原则中也只有“美丽”可称为艺术目标。由此，“标准草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似乎只是一种大众应用的技能，与真正的书法艺术相距甚远。

　　（二）对于右任“标准草书”的评价

　　“标准草书”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褒之者对其推崇有加，贬之者对其不屑一顾。这些观点中，有以《标准草书》这本书为基础加以评议的，有的是以“标准草书”运动本身为基础加以评议的，有的是以“标准草书”运动的结果为基础加以评议的，还有的是以于右任本人书写的《标准草书千字文》为基础加以评议的。观点林林总总，有从实用角度出发的，有从艺术角度出发的。

　　对于右任“标准草书”的研究基本上分为两种观点：褒扬和批评。

　　褒扬一派多认为：于右任“标准草书”从历代草书代表作中选出千余字为标准，大大扩充了原《草书千字文》，并将草书组织符号重新厘清，删繁就简，由纷纭而趋统一，由玄虚而归实用，其功卓著。这一派多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将“标准草书”等同于《草书礼部韵》《草韵辨体》《草诀百韵歌》《草圣汇辨》《草韵汇编》《草字汇》等读本，认为其对草书形体的掌握和形似字的辨认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对初学草书者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大多数人都对于右任书写的标准草书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批评一派认为：于右任标准草书的“标准”会使草书“千字一面”，强调“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完全不具备艺术的视角，缺乏艺术的审美品格，而更像是文字语言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从而使草书沦为一个单纯的“表意符号”。

　　以上两种观点，褒扬一派没有对标准草书的艺术性做出充分的了解；而批评一派又人为地放大了“标准草书”中“标准”二字，片面地从草书的艺术性出发，认为“标准草书”只是实用的工具，而忽视了于右任所提“标准草书”四原则中也有“美丽”一条。这些观点有从实用角度出发的，有从艺术角度出发的。作为书法艺术，于右任先生选择“标准草书”未获成功，然而他为推动草书运动所采取的方法却是成功的。

　　二、标准草书的形成与推广

　　（一）理论先行，为“标准草书”铺路

　　于右任先生发动“标准草书”运动之前，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草书标准化。他强调有志者共襄此事，无兴趣者不强求。这一理论宗旨的提出，参与“标准草书”运动的人都对“草书标准化”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且皆为“愿为之努力者”，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团体成员的能力与水准。理论先行的提出，表明了于右任先生对自己将从事的事业的充分自信，此时的理论，并非简单的书写技法的解释，而是一种思想意义上的导向。它一扫以往书家被动的、不自觉的风格，而是主动的、有预见的、自觉的倡导。于右任先生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其推动“标准草书”运动铺平了道路，先生本人也把它作为建立流派的依据。

　　（二）社团组织，为“标准草书”运动提供组织保障

　　“标准草书”运动发起于1932年“标准草书社”成立之际。

　　从1927年开始，先生广泛搜集前代草书名家的书作、论著，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仅历代碑帖拓本和墨迹本《千字文》就收藏了100多种。经过几年的准备，1932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标准草书社”一改过去“文人雅集”的形式，而是有着明确理想与宗旨的团体，社团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它而开展，成员的去留也是以此为准则。在这一宗旨下，社团集中了刘延涛、王世镗、胡公石等中坚力量。

　　有了社团组织，也就为“标准草书”运动的迅速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于是，1936年双钩本《标准草书千字文》第一次顺利刊行。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能在短短的四年间有如此成绩，当然与于右任先生呕心沥血、专注于此密不可分，但更确切地说，《标准草书千字文》是“于右任选字,周伯敏、杨天骥、刘天海、刘延涛、曹为明、李生芳、胡公石校，书中凡例由于老述意，刘延涛笔录”，全书是“标准草书社”全体成员共同劳动的结晶。

　　（三）创办刊物，为“标准草书”运动助威

　　标准草书社的成立以及《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出版，使“标准草书”运动初具声势。然而，由于在宗旨、认识上的选择都存在一些缺陷，虽经社团内同仁们的努力奋斗，却也未能使“标准草书”“迅速适用”且有利于“国家建设”。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于右任先生感到仅凭藉“标准草书社”还难以推广“标准草书”，应借助于宣传媒介来推波助澜，于是，在《标准草书千字文》问世四年后，即1941年12月，《草书月刊》在上海创刊，由上海草书月刊社出版。创刊号上刊登了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序》、刘延涛的《由历代草书作家之地位事业窥论草书之隆替》《历代草书能书人名》以及慕黄的《章草考》。这是我国书法史上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学术刊物，对中兴草书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标准草书的艺术性与实用性功能

　　（一）标准草书的艺术性

　　1.章法笔断意连，字体大小变化，三体字混用，错落有致

　　章法就是篇章布局之法。一篇书法作品字与字之间不是无关的堆砌，行与行之间不是机械的排列，它们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于右任先生书法作品的章法是有特色的。

　　首先，他的草书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的表面特征，大量采用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字的笔画能首尾呼应，浑然一体，让人们感到字句之间似断非断，悠悠血脉流于点画之间。其次，于右任的草书作品大都首行首字写得笔道粗重、字形较大，就好像音乐中的强音主调一样，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点线轻重及结体大小变化，在渐变中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奏与韵律，形成了雄浑、豪壮、冲淡、潇洒的意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联想。以上那两个特点其实就是我国美学大师宗白华在讲书法章法里所说的“应接”和“相管领”。

　　2.结体巧妙、简净、险奇、烂漫天真

　　结字是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右任取法北魏碑刻文字严谨扁方的体势，建立平正的骨干，然后放纵变化，似斜反正，以气贯、神足、结法取胜。他的结字多种多样，有直接取法端严工整的魏碑者；有直接取法魏碑中似斜反正、活泼多姿、粗犷质朴者。最可称道的是，他运用了异于寻常的“反结法”，人为地改变魏碑体势，在重心平稳的原则下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纵者收之，收者纵之，平齐者参差之，所构之字，结体巧妙险绝，斜趣横生，烂漫天真。

　　于右任先生书写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每行6字，171行，计1021字，宽32.5厘米，长1026厘米。此帖是于体草书的代表作，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碑骨帖魂，威而不猛，妍而不媚。此帖充分表现了于右任晚年草书取碑之雄浑，帖之妍美，弃碑之剑拔弩张，帖之媚而无骨，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视野。表面的威与内质的柔相结合，起笔收笔平淡自然，以简驭繁，以平求奇，直入平出，仪态万方。二是四则四忌，规则鲜明。四则是“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原则；四忌是于右任观察前代草书不美的症结，提出草书要“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四忌是于氏在结字上追求“简净”“险奇”的美学观，是对草书美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于先生草书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体势多变，在其书法作品中若有一字重复出现时，他能写得各具特色，绝不雷同。

　　3.用笔以中锋为主，熔篆、隶、草、楷笔法于一炉

　　用笔是书法创作的核心。于右任在用笔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他的行楷书笔力雄健，笔法多样，熔篆、隶、草、楷笔法于一炉。在《牧羊儿自述》一文中他提到，在启蒙时代他便已喜好雄健豪放一路风格的冢旁碑碣镌刻文字。所以于右任在创作正楷行书等书法作品时多是对北魏碑志的直接取法，其用笔以中锋为主，综合运用折锋、断笔、顿挫，于圆融浑厚中多具波势，他不拘于藏头护尾等传统理法，着力于尽兴挥洒，笔下放得开、收得住，在爽朗洒脱中表现出一种强悍奇崛的性格。因此，他的书法作品显得大气磅礴，沉着痛快。于右任在用笔上既不死追北碑的刀意，也不过分追求蕴藉含蓄，自有天真潇洒的仪态。知古法而不墨守古法，这是他对传统笔法的突破与变革。

　　（二）标准草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从草书发展概况及标准草书的出现来看，草书历来是不排斥实用性的。草书只是在不断的发展演进中，其艺术性越来越突出，而掩盖了其实用性功能。因此，不能因为“标准草书”注重实用就否定它的艺术性。从于右任书法生涯及草书成就来看，他致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标准草书”除实用性外，也是极具艺术表现力的。

　　于右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政之余致力于草书标准化事业，其书法结字“标准”，气韵流动，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五六十年代，于右任滞留台湾，倦于政治，耽意书法，其作品在形体上虽然仍恪守“标准”，然而在用笔、结字、章法上则不断完善化、艺术化、个性化，着意于标准草书形式美的再创造。于右任的书法生涯及其草书成就充分说明了“标准草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并不矛盾，“标准草书”同其他三种草书——章草、今草、狂草一样，都是能够把书写者的个性、才情、气质、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

　　而且，于右任晚年在“标准草书”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方面的追求也是煞费苦心的。他一反今草、狂草笔致，大量采用了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字笔画简易而能首尾相应，上下相通而点画留驻，神气凝乎中宫之内，或外满，或拱心，毫无支离分散之态。于右任在“标准草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之间创造了和谐统一，他在书法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美的追求、美学理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四、结语

　　《标准草书》一书在于右任亲自关注与主持下，先后听取各方面意见修订9次，仅上海书店以第6版为底本，共计印刷5次，累计有41万册之多。于右任先生与该社约定，他不要稿费，但书的定价必须低廉，以求广为普及。《标准草书》就再版次数与数量、质量而言，在中国书法史上可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我国草书的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近现代代表性书家之一，于右任先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