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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妈经常骂我：“机灵点！别像个木头一样！”谁知越骂越傻，每当她一开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一动不动地处在那儿，真的像块木头……我私心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像一块木头，想变得像点儿样子，须得先用斧头砍一砍，然后用锥子凿一凿，再用刨子刨个光，最后用砂纸打光滑，如果你想变得更加完美，可以再刷一道清漆，清亮细腻，油光可鉴。 我第一次对木头产生兴趣，是在10岁。那时候，我在爷爷的木匠房，一待就是一整天。爷爷的木匠房是一个宽敞的平房，按照现在时尚一点的说法，就是工作室。爷爷爱干净，将工具摆放得非常整齐，一个非常大的木桌摆在木匠房正中间。对面的墙上，整齐地钉着所有木匠用的工具。当时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平房是没有集中供暖的，只能自己安装一个煤炉，将烟囱在屋子里从下到上呈一个直角拐一下，接到屋子外，以实现全屋子的对流取暖。 非常简单的一个工作室，却是我童年到少年，最喜欢待的地方。通常爷爷在一旁做木匠活儿，我在炉子周围假模假式做一些“工艺品”——通常是十字飞镖（把两个木片交叉相叠，钉一个钉子）、木头盒子（就是把几个厚木板组成一个正方体，钉起来）、不能坐的小板凳（就是给一个木板钉上四个腿儿）……我和爷爷就这样一老一小，在木匠房一忙一天。通常爷爷在连续忙碌几个小时后，就停下来，走到我的身边，看看我做的“工艺品”，就开始哈哈哈哈地笑起来。爷爷其实是个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的人，姑姑以前夸张地说，她是在我出生之后才知道爷爷，原来也是会哈哈大笑的。 爷爷生在山东莱州，14岁开始跟着师傅学木工，20岁时，阴差阳错成为部队里管粮食的“军官”，至于这个官到底有多大，我无从知晓，只知道当时在生活普遍非常困难的时候，爷爷的收入却足以维持他性格中的体面因素，让旁人羡慕不已。21岁看上奶奶，奶奶的父亲在她小时候打仗死了，她随着妈妈的改嫁而到一个新家庭，倒是也没受什么苦。奶奶长相一般，心地善良，但是可能是从小家里出变故的原因，性子孤傲，不太和别人亲近。奶奶的母亲又是个非常势利眼的女人，从奶奶16岁就开始给她相亲，过了三年还是没有看上中意的，后来人们都说，这样相下去，名声都会给相臭的，真没人要了。 奶奶听了，真以为自己嫁不出去了，急得直掉眼泪。后来爷爷上门提亲，但是奶奶的母亲不太能看得上他，觉得管粮食的“军官儿”不算官，将来没什么出息，当即否定了这门亲事。但是听说第二天，爷爷找来一帮兄弟，到布料行里，成匹成匹买布料——质量最好的、颜色最艳的、款式最新的，从夏天制衣的“的确良”到冬天纳鞋底儿的帆布，看到什么买什么。这件事成为当时轰动村子的传奇。在我的想象里，爷爷和他的兄弟们一人抱着一批布料，一字成形的长队，从布料行出发，一路经过来看热闹且张口结舌的路人们，直达奶奶的家里。听说当时奶奶母亲的嘴角，已经快咧到了耳根。后来有人问爷爷，为啥一眼就相中了奶奶，爷爷说：“她的背挺得很直，好看。” 后来 爷爷随着建设兵团要去新疆，他被派到一个离家3000多千米之外的边疆小城，再多跨一步就是哈萨克斯坦。奶奶随着爷爷，坐了不知道多少天火车，转汽车路过新疆的戈壁时，大雪封山，车停在了路上不能前行。奶奶当时怀孕加晕车，呕吐不止，她抱着爷爷哭，嘴里不停地念着：“怎么办，怎么办……”爷爷看着这场持续了一夜仍旧没有停下来的大雪，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有些迷茫。 在新疆适应了几年之后，爷爷和奶奶，用两个人积攒下来的所有钱，在小城里买了一块5亩大小的地，全部建做宅院。奶奶在买地建房之前略有迟疑，忐忑地问爷爷：“需要买这么大吗？以后住不满怎么办？”爷爷不看奶奶，一个人默默抽烟，慢慢地说：“能住满。”后来，我的爸爸、我的5个叔叔和姑姑们、我和我哥，还有我的一群堂兄堂姐堂妹，都是在这个宅院里出生的。 也许是爷爷这种笃定，自信，外加一些强迫症的性格因素，让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木匠。当时的木匠不太多，结婚时的家具，院子的大门，全部都是爷爷做的。爷爷的活儿做得很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不论从质量还是外观，从他手里诞生的每一件家具，在现在来看，都是非常精美和流行的。 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爷爷似乎最喜欢我。我妈当年生完我，觉得胸口发闷，最后实在难受得下不了床，去了医院检查，发现肺上积水，严重胸膜炎，于是住院进行手术。我断奶早，在月子里就是奶奶和爷爷照顾。爷爷每天早起，拿着一个牛奶瓶，去我们的哈萨克族邻居家，接一瓶新鲜牛奶，然后回来煮开喂我。然后点着我的鼻子说：“这个听话的小东西，一点不哭，这么滑头，早晚是黑大门（监狱）的货！”可能是因为每天都喝这种新鲜干净的牛奶的缘故，我小时候，比别的小孩胖很多，胖到都两岁了，还是不会走路。 “两个小腿儿，哪能支撑住这么个大肉脑袋啊！”爷爷对着因为我不肯学走路趴在床上不动而发脾气的爸爸说。说完，便走进了他的木匠房。几天后，他竟然推着一个自己做的、刷了蓝色油漆的小车出来！这个小车类似现在婴儿床，车的下面有四个木头的轮子，轮子没有橡胶，所以走在不平坦的路上时，整个车会振得咕噜咕噜直响。车里有一个固定在底面的小凳子，还有一个订在一侧的小板桌，先进极了。我妈说，当时把这个车一推出去，她立刻成了“妈妈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所有人都夸我是少爷命，几乎都忘了，我是因为太胖，才获得了这个拥有蓝色小木车的机会。 爷爷耳朵不好，平时别人和他说话，声音必须稍微大一点儿才可以。我四岁的时候，爷爷骑着自行车，载我出去玩，回家的时候，路过一个丁字路口，一辆拖拉机跟在我们身后向右转，爷爷没有听到动静，拖拉机拐弯后，后面拖斗上的铁丝挂住了我的衣服，将我径直卷到了车底，我的左侧大腿骨头，彻底被折断。躺在医院，一个星期才做手术，还好年纪小，恢复能力强，没有留下残疾。现在的左侧大腿，有一条像蜈蚣一样长长的缝针伤疤。每次夏天，爷爷见到穿短裤的我，都要留意一下我那道疤是不是淡下去了，我说，都这么多年了，哪能淡下去，他还是坚持说，能淡下去的。我知道，他的愧疚无法说出口，只能用这种方式笨拙地表示。 爷爷和奶奶生了6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后来，姑姑们都出嫁，大宅院里的房子就分给了我爸和两个叔叔，加上爷爷奶奶，每家都有差不多一亩的地可以做成庭院，真的映照了爷爷的那句：“能住下的”。倘若当年院子买小了，或者多生了一个孩子，都是不够住的。我的童年，一半在自己家度过，一半在爷爷家度过。那时，我像所有小孩一样，迷恋功夫，迷恋传奇，渴望成为大侠。爷爷花了三天时间，为我做了一把木剑，无论剑刃，剑柄，两耳，都做得非常精细，剑柄更是用砂纸打磨过，手感好极了！ 我当时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有了这把剑，就能成就我大侠的第一步，要知道，在那个玩具匮乏的年代，那个小朋友们都拿着枯树枝比武的年代，一柄涂着清漆的实木宝剑，足以在孩子群里当上老大。但在我还没有坐稳老大位子时，我哥将我的宝剑借走，练他的“甘十九妹剑法”，可能因为功力不够深厚，一个没耍好，木剑齐齐折断，留下了参差不齐的断口。我伤心极了，拿着断成两截的宝剑找爷爷大哭了一场，爷爷不停地说：“没事的，没事的……”第二天，爷爷的脸上仿佛闪着光，从木匠房出来，手背向后面，藏着一个改造的新宝贝——他将木剑的断口削尖，原来的宝剑，就成了一把精致的匕首。我如同重生了一般，拿着我的新武器回到帮派，虽然最终也没能坐回老大的位子，但是却成了第一刺客——能拿着匕首贴身行刺的那种。 后来的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历学习的压力，高考，去很远的城市上大学，喝酒，恋爱，只是在这个漫长的成长过程中，爷爷的影子，好像变得越来越淡了。我很少去那个木匠房了，没有时间再做我的“工艺品”，爷爷也早就不给我做木质的玩具。有时候我去看他，坐在一起，我很想和他说说话，但是因为他耳朵的问题，我说话必须非常大声。人通常就是这样，一句声嘶力竭喊出来的话，好像多多少少被加入了表演的成分，连自己都会怀疑其中的真心，于是索性不说了。他本来就是不爱说话的人，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我这种表达方面的无力，有些话哽在喉里，就是说不出来。我也总是侥幸地觉得，他应该都是知道的吧，都是明白的吧，我们应该是有那种默契，就如同我们一起在木匠房里各自忙活整整一天，也不怎么说话的那种默契。 大四的寒假，爷爷向爸爸抱怨，说我去看他的次数太少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我陪爷爷和奶奶打麻将，故意放胡给他们，他赢了很多，又露出了罕见的哈哈哈哈的大笑。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的场景。 毕业后工作的第三个月，爷爷就去世了，我因为种种原因，甚至都没能回去参加葬礼。听姑姑说，爷爷去世的当天，还坚持自己起身上厕所，好像是要将体面的一生维持到最后一刻。我的愧疚，一直隐隐希望爷爷能给我托梦，希望在梦里我们可以畅通无阻地交流，把这几年说不出的尴尬和感情都倒一倒。可是现实却是，我很少梦见他，梦见他的时候，也不是我俩独处的时刻，通常都是很多家人在一起，我又回到了那种面对他表达不能的状态，我着急极了，轻咬着自己的舌头，提醒着自己：“去找他说说话！”脚步却一点都不能移动。随后就会带着懊悔醒来，继续我漫长的、平庸的人生。 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在想象中，给自己构造了一个场景—— 在新疆我再熟悉不过的冬天，阳光很好，我在木匠房，用刨子刨的木花，引燃炉子里的煤，这事儿我有经验极了，全家人，没有一个人能做得比我娴熟。房间变得热乎乎的。爷爷在专心地做一把椅子，已经做到打砂纸的那一步了，而我正在做我的十字飞镖，忙得开心极了。窗外的阳光实在太刺眼，屋檐上的冰柱都被晒得开始滴水了。 我和爷爷就背对着背，各自忙活自己的木匠活儿，彼此不说话。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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