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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爷爷18岁,终于还是当了正新木匠的徒弟。 爷爷学徒是一段可怕的经历。他的师傅正新虽说手艺好,可是带不到徒弟。他脾气暴躁,人人都怕他。爷爷才跟他一个月,因为刨一块木头,刨子没有磨快,用力往前推的时候,跳动了。正新顺手就把手里的一块木头砸了过来,砸在爷爷的手上,立时血流如注。爷爷跑回了家。正新新娶的女人性格贤惠,人也漂亮,几次过来劝说,爷爷又跟她回去。过了半年。这半年,少不了拳打脚踢。忽然又不知道什么事,惹得正新火起,他竟拎了手里的斧头,就朝爷爷扔了过来。爷爷避让不及,斧头砸在了头上,立刻一头一脸的血。爷爷逃回了家,哭着,说什么也不肯再来。然而,拜师时,纸上就写好,徒弟听任师傅打骂,打死不用偿命,必得做完三年。正新木匠找人来说话,承诺不会再打,爷爷万般无奈,又回去跟他。 才学了一年半,谁知正新得了一病,卧床一月,竟死了。爷爷回到家来,既舒了一口气,也十分失落。手艺没有学成,这一年半的苦算是白捱了。正新木匠不在了,正新女人拿了些他的工具送给了爷爷。其余都算不得什么,只是一张大锯,确是不错,让爷爷感到十分满意。直到他80多岁了,不做木匠也已经30年,每到过年的时候,他还要拿下来,用布擦干净,再让我裁一条红纸, 他用毛笔写上“治木如神”四个字,贴在上面。这张大锯是他最爱护的宝贝。后来出门做活,无论去多远的人家,晚上,大锯是一定要带回来的。父亲说,大锯会显灵。大锯显灵是在爷爷如日中天的时候。 爷爷从正新家回来不久,北村的二木匠收他做徒弟。二木匠脾气好,却不怎么教他,只让他跟在一位请来的帮手华师傅的后面。华师傅是一个奇人。识文断字,文质彬彬,不像一个木匠,可是手艺却又好得出奇。爷爷跟在他后面的确学了不少绝活,而且,还识了许多字。《三字经》、《百家姓》,都是跟他学的。跟了华师傅两年半,有一天,华师傅突然不告而别。只有爷爷一个人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在多年之后,爷爷曾尝试去投奔他。
爷爷手艺既已学成,便回家自立门户。时间不长,名头便闯了出来。接着就是成家立业。 奶奶是北新街人,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只是她父亲好赌,家产被败光,只好下嫁给了木匠爷爷。在我想来,奶奶年轻时一定是好看的。然而父亲说她年轻时就体弱多病,黄黄一张脸,只是在爷爷木匠活最红火的那阵子,身子才变得好些。到了1958年,没饭吃了,她把藏在地底下的一罐米挖出来,熬点米汤。米吃完了,又能变戏法般摘来树叶,挖到野菜。“不是她,家里就得有人饿死。”父亲说。奶奶想法照顾每个人,自己却饿出了病来。我记得,她常常坐在灶前的矮凳上,一只手捂着胃,一只手掀起褪了色的蓝围裙擦脸上的汗和眼里的泪。她从早上起床就围着这条破旧的围裙,一直到晚上睡觉,甚至过年也是这样。她为全家人做饭。她总能做出饭来。父亲说她是得胃癌死的:“送到医院,医生用手术刀划开一看,说不用看了,抬回家,烂得像豆腐渣。” 
奶奶嫁过来的第二年,生了大伯庆林。爷爷做木工挣了钱,买了块宅基地,可是再也没钱盖房子了,就打算把在住的房子搬过来。搬房子并不难。先用木棒把房子的所有关节点支撑好、绑好,然后把土墙推翻了,只剩下屋架子与茅草的屋顶。爷爷的弟弟,拿了铜锣挨家挨户敲一遍,说:“抬——房子——”。全村的男人们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赶过来。数百人,在统一的号子声中抬起了房子,移到已经平整好的宅基地上。放好了,再在四周筑上厚厚的土墙。 打土墙要几天时间,不过,只要请两三个人就行了。要壮汉。先用两块木板夹住,在里面填上泥,泥是精选的。然后用长柄的榔头用力砸,直到把泥砸得结结实实了,再向上移木板,再填泥,再砸,够高度了,墙就好了。移过来的家,屋顶也要修。爷爷是木匠,修屋顶他是拿手的。屋梁是不用动的。梁是大木料,买不起。只能把破损了的椽子修补好。椽子上面盖的是芦席,芦席上面盖的是草。这样的屋子,麻雀是喜欢的。它们很方便地就在屋草里做了窝。由它去,没有人管它们。 爷爷是更努力了。几年下来,又在屋子的东面买了块土地,把屋子从两间加到四间。买地盖房,花的钱是可怕的。爷爷花去了没日没夜挣来的银圆,还搭上了地里几年的收成。然而新房落成后,他是满意的。他干劲十足。天不亮就出去,到天黑了才回家。他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响亮,成了方圆百里最好的木匠。 突然有一天,他每天挂在墙上的那张大锯发生了一件奇异之事。当时是深夜,静悄悄的,所有人都已入睡。墙壁上的大锯忽然铮铮几声响,像是有谁用手指敲过。全家人被这响声惊醒,以为有什么东西掉了。起床一看,什么也没有。时间不长,又是一声。再起来看,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天亮了,有人来拍门,说昨晚有人死了,请爷爷去做棺材。 周围几个村庄里,爷爷做的棺材最好。爷爷立即派伯父和父亲四处找帮手。碰到这样的事,必须一天之内做出棺材。而且,任何一个木匠,只要喊了,手里有再重要的活儿,都得放下,立即赶过去。他们也乐意去,因为能拿双份的工钱。况且,没多少工钱也要去,谁不去,谁的头上就可能降下莫名奇妙的灾祸。所以,做棺材是木匠们的头等大事。 奇妙的是,从这之后,只要半夜里这大锯响了,第二天天一亮,必然有人来报信,有人去世了,请他去做棺材。 “经常是半夜,大锯一响,我们就都起来。你奶奶做饭给你爷爷吃,我和你大伯做伴,去邻村给你爷爷找帮手。有时候半夜下着大雨,我们两个淋得浑身都湿透了,才把师傅找着。这样急急忙忙去找师傅是有原因的。因为穷人家的棺材,要五六个人做一天。富人家的,讲究了,要七八人做一天。必得当天做好。所以得请不少的师傅。去晚了,师傅们上别人家做活了,请就不方便。而且时间耽搁不起。”对于大锯报信的事,父亲和伯父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因为太令人难以相信了,他们才一再向我重复。可我还是将信将疑,只是对于挂在家里的那张大锯,忽然有了一种惊惧之心,一般不怎么敢去动它。不只是我,家里谁也不怎么去动它。所以,即使是在爷爷去世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被完好地保留着,没有像爷爷其他的工具那样一件一件地毁坏与失落。
大锯不响,是在公社化之后,已经没有哪家会请木匠,他们没有能力置办家具。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为了田地里能产出天文数字的粮食,说要深耕土地。有人发明了一种机械,叫“搅关”。搅关是用木料做的,像一个巨大磨盘般的东西。“圆磨盘”四周插上木棍,由人推着转动,磨盘转动的时候,一圈一圈拉动长长的粗粗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只有着巨大犁头的犁上。这样的犁是专门用来深耕土地的,牛是拉不动的,只能由人来推动这搅关拉。人们打着号子,前赴后继地推动着这搅关,将犁深深地耕下去,都翻出了黄土。可是绳子和木棒吃不消,常常会断,木头做成的搅关也动不动就会散架。爷爷就守在这搅关旁边,随时维修。 爷爷觉得这是他所见过的最为荒唐的事,装病,不去了。时间不长,人们没了饭吃,也就没有力气去推这个搅关。 接着就是建“万头猪场”,必须在短时间内建成100间养猪的猪舍。1958年年底前,公社就要来人检查。爷爷和我的伯父庆林,还有另外两个村民,开始了日夜奋战,村里的杂树几乎被砍光。就在这一年,村子里的树,一部分移到公路边,一部分锯了给集体造农具,最后还剩下的,在这一次,终于被砍伐一空。整个村庄里,连一棵碗口粗的树也找不到了。爷爷受着逼迫砍树,内心十分悲痛。“真是造孽,再等上几年,这些树都能有大用啊。”然而就是这样,木头还是不够。大队支书说,百间猪舍一定要按期完成,只要建起来,就是胜利。完不成,就是反革命。伯父怕当反革命,就想了个办法,四处找来向日葵杆子,当柱子和椽子。上面小心地铺上薄薄的茅草,远远看,俨然便是屋舍。很快,百间猪舍搭好了。大队支书十分满意,每人多奖励一斤大米。爷爷拎了米回来,长长叹口气,说:“树都没了。” 万头猪场的百间猪舍,在检查团走后没几天就倒了一大半。爷爷对伯父说:“这就是你盖的房子!” 1958年之后,田地和一切财产都集体化,村庄里再也不需要木工了。即便需要,也是去做一些不入流的勾当。 对于爷爷这样的木匠来说,那是极大的侮辱。他开始闭门不出,也不再参加任何集体劳动。他自己找了点杂树的木料,做了一把椅子,每天起床后,就搬了椅子坐在屋门口的银杏树下,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一直坐到天黑。 1993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我的爷爷,罢工35年的同守木匠无疾而终。作为长孙的我,不在他的身边。我在珠海,被关在吉大的派出所。等我回到家的时候,爷爷已经变成一行漆黑的墨迹,写在他自己削制的牌位上,奶奶名字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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