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柏孜克里克与吐峪沟石窟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区，古代的吐鲁番是西域四大佛教文化中心之一。至少在魏晋时代(3世纪～4世纪)佛教就已传入吐鲁番地区，到了高昌国和唐代(7世纪～10世纪)的西州，以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的佛教空前地繁荣昌盛。与世界所有地区一样，佛教的兴盛必然伴随着相关建筑的普及，佛寺、佛塔、雕塑佛像、佛故事绘画，在高昌古国形成了佛无处不在的氛围。虽然在以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佛教在吐鲁番地区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历史见证和一种文化遗存，留给后世一笔丰厚的财富。当年佛教传入中国，就是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东漫延。古丝路上的佛教遗迹，不仅是佛教文化的珍品，而且也是丝路兴衰、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实证。了解了它，就多了一把打开秘境西域宝库大门的钥匙。因而不论是西方各国的探险考察者，还是由东瀛佛家释子组成的日本探险队，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在佛教建筑中，石窟寺是典型的从事佛事活动的场所，不仅是众信徒心中的圣地，而且也是传达佛教教义，进行佛教宣传的重要场所，所以大多有着大量佛教内容的雕塑与绘画，又因其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开凿于幽谷清溪的山崖岩壁之上，故石窟寺往往又被称为千佛洞。吐鲁番作为西域佛教文化中心地区之一，也有着数量众多的石窟寺。

 

尘封的山村——吐峪沟

 

鄯善县吐峪沟石窟(斯坦因摄)

 

高昌故城西墙，唐代(7世纪～10世纪)吐鲁番市。

 

回鹘王幡（麻布）（9世纪～10世纪）

吐鲁番市高昌故城出土。（德国探险队挖掘）

 

色尔克佛塔，唐代（7世纪～10世纪）鄯善县鲁克沁乡。（斯坦因摄）

 

飞天（绢本）（8世纪），吐鲁番市高昌故城出土。（德国探险队挖掘）

 

    距吐鲁番市区40多公里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建筑在火焰山峡谷的出口处，这里被称为木头沟，石窟寺就位于一座半圆形山腰断崖的平台上。据考证，这座开凿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石窟寺，就是唐代(7世纪～10世纪)的“宁戎窟寺”。敦煌文书中记载：“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里，宁戎谷中，峭献三成，临危而结极，赠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猥之于清濑。云蒸霞蔚，草木葱茏。见有僧祗，久著名额。”可见当年这里也曾是回廊曲折，雕梁画栋。但是到了20世纪初，这里已是饱经沧桑，满目疮痍。不过其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却没有逃出外国探险家的视野。这其中又以德国人最具代表性。

 

 

吐峪沟石窟第41窟覆斗顶和侧壁壁画（5世纪），鄯善县。

 

妇女劳动泥俑，唐代(7世纪～10世纪)，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骑马武士泥俑，唐代(7世纪～10世纪)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1902年以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为队长的考察队，在吐鲁番地区的活动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调查，但是其考察成果却在国际东方学界引起轰动。于是以德皇和军火大王克虏伯名义资助的新一次吐鲁番远征，开始组织实施。由于格伦威德尔生病，勒柯克临时担任探险队负责人，与助手巴图司先行出发. 在高昌、交河等处获取了大量文物后，勒柯克来到柏孜克里克，立即着手进行发掘。勒柯克在考察内殿时，令他惊喜的现象发生了：“就在我们清理积沙时，忽然，好像变魔术似的，在两边的窟壁上，奇迹似地露出了精美的壁画，其颜色是那么鲜艳，就好像刚刚才画完似的。”其后，“比真人还要大的三个佛教僧侣画像”、“15幅巨大的形像各异的佛像绘画”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印度神话中的王子、系虎皮裙的婆罗门、戴鹰羽帽子有鹰钩鼻子的波斯人等相继被发现。这一切都让勒柯克惊叹不已。对于这些佛教艺术珍品，勒柯克采取的办法就是与助手巴图司一起，在把画面固定好之后，用狐尾锯，一幅一幅地切割下来，然后雇用民工，仔细包装好，不远万里，运回柏林。这些壁画存放在柏林皇家博物馆。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飞机轰炸柏林，其他一些中亚文物被转移，但这些壁画因被用水泥永久性地固定在博物馆，因而全部毁于战火，我们今天只能从翻拍的照片或描绘的复制品中一睹这些精美的壁画了。继勒柯克之后，斯坦因与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也以大致相同的办法，从柏孜克里克切割了一些壁画，因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千佛洞”已是面目全非了。

 

 

柏孜克里克石窟（6世纪～13世纪），吐鲁番市。

 

骑士对兽纹锦（5世纪）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吐鲁番地区另一重要石窟遗址是吐峪沟。由鄯善县西南行约40公里，来到一处由河水冲刷而形成的山沟。这便是近年来名声鹊起的著名山村——吐峪沟。吐峪沟北依火焰山，南面是广阔的冲击平原。巨大的温差，雪水的滋润，使这里成为最适宜葡萄生长的地方，因而吐峪沟也是名副其实的“葡萄沟”。那陈旧而古朴的民居，形同蜂巢的凉房；那天真的顽童，绝尘而过的毛驴车，无不在刻画着返朴归真的意境。在吐峪沟乡有一麻扎（陵墓）被称为是“小麦加”。据传在公元7世纪时，穆罕默德的5名弟子来中国传教，行至吐鲁番时，遇到一位本地的牧羊人，牧羊人带着他的牧羊犬加入传教的队伍，后来这6人和牧羊犬都被尊为“圣贤”，因此吐峪沟麻扎又被称为“七圣墓”，每年来这里朝觐的穆斯林络绎不绝。

    而比这麻扎更古老的是这里的石窟。据称，吐峪沟的意思就是“到处有洞的山谷”，实际是指大大小小的佛教石窟。在吐峪沟的东西山崖上，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较早、历史较长的一处石窟寺遗址。

    1892年，俄国植物学家雷格尔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世外桃源的宁静。他在《吐鲁番探察记》中提到了吐峪沟石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893年，俄国人罗布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探险队，对吐峪沟石窟进行了考察，获得佛教写本及其他资料。1897年俄国考古学家克列门兹考察了包括吐峪沟在内的许多吐鲁番石窟，获得壁画和文书。俄国人的收获引起了国际东方学界极大的兴趣。

    由日本僧人组成的大谷光瑞探险队，也曾前往吐峪沟。1903年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首次在此发掘，所获不多。1908年他们再次重返，雇用当地民工，进行了大规模搜寻与发掘，结果获得大批珍贵文物。《佛说菩萨经》抄本与绢画《佛传图》就是其中的珍品。

 

 

大悲经变（10世纪），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第20窟。（德国探险队割取）

 

 

千佛（6世纪），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第18窟

 

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唐），1973年阿斯塔那509号唐墓出土。

是西州都督府处分行旅文案残卷。这件残卷是沙州判给西州百姓石染典一行的过所。有从瓜州都督府及瓜、沙二州间途经四个守捉的勘押记录，最后有伊张宾的押遇记录及州印。“过所”是中央政府颁发的通过关卡的通行证。

 

镇墓兽，唐代(7世纪～10世纪)，吐鲁番。（斯坦因挖掘）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德国探险队摄）

 

高昌回鹘王供养像（10世纪～11世纪），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第31窟。

（德国探险队割取）

 

明王像（9世纪～10世纪），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第21窟。

（德国探险队割取）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外景

 

墓主人生活图，唐代（7世纪～10世纪）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斯坦因挖掘）

 

奕棋图（绢画），唐代(7世纪～10世纪)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道教符箓（高昌时期）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吐峪沟麻扎与清真寺

   

    在吐峪沟所获最丰，而劫掠后果最严重的仍是德国探险队。1902～1904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对吐峪沟石窟寺进行了测量、拍照、绘图和发掘，发现大量的汉文、回鹘文、吐蕃文文书经卷，丝织品、刺绣和佛像雕塑。而对于那些精美的壁画，勒柯克与助手巴图司仍采用惯用的手法，“不避冷热和尘土，以他熟练的手艺，从墙上把它们锯解下来。”离开吐峪沟时，勒柯克发现依附在山腰中几乎垂直的斜坡上的一座寺院，估计有过大规模的佛寺建筑，但是这一遗址毁于1916年的一次地震，今天我们只能从勒柯克所拍照片看到大致形貌。

    由于大量珍贵文物的被发现，吐鲁番这一被历史冷落了多时的丝路重镇，尘封已久的古老文明会集地，将昔日的辉煌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各国探险考察者在这里的发现，不仅从客观上证实了这里曾有着发达的古代文明，而且这种文明是建立在丝路繁荣、东西沟通、南北交融的基础上。吐鲁番就如同一块巨大的海绵，吸纳着由交通动脉丝绸之路输送的各种养料，才有不同民族的交流与融会，多种宗教流行与兴衰，多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这可能会比那些文物与遗址本身的价值，给人类以更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