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楚生：一代电影“宗师”
时间： 2009年11月23日 来源：中国广州网 作者： 扬湛 蔡楚生其人其事：紧随中国电影而生的人
一代电影宗师蔡楚生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诞生。紧随中国电影脚步而来的，一个新生儿嘹亮的啼哭：1906年1月12日，蔡楚生在上海呱呱坠地。 1927年，蔡楚生被迫离汕远赴上海，一位曾经相识的导演陈天收留了他。在这家小影片公司里，场记、剧务、搭布景、写字幕、打杂、跑“龙套”……蔡楚生样样都做过，他从不以为耻，反是当作偷师学艺的好机会。蔡后来又到了其他的影片公司，担任副导演、编剧、演员。 1934年，蔡楚生完成了《渔光曲》，创造了连映84天的最高票房纪录。次年，在有三十多个国家参加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渔光曲》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影片首次在国际上获奖。影片的影响不仅限其本身，随着上映，《渔光曲》主题歌的十几万张唱片即被抢购一空，传遍全国，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歌曲。 1947年10月，蔡楚生和同为广东人的郑君里联手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一上映，竟出现了“成千万的人引颈翘望，成千万的人涌进了戏院的大门”的沸腾景象，许多群众即使生活再拮据，也争相解囊买票。从1947年10月到次年1月，该片连映三个多月，继《渔光曲》之后，再次刷新了国产影片的卖座纪录。 已逝的著名影评家蔡洪声说过，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体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风格，对战后中国电影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步舆论热烈赞扬这部影片“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
《渔光曲》·1934年：中国首部在国际获奖影片
蔡楚生的《渔光曲》首创国产电影卖座纪录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蔡楚生：只为老百姓“写生”的影坛翘楚 蔡楚生（1906～1968），广东潮阳人。 1927年，从潮汕故乡到上海。 1931年，任联华影业公司导演。 1931年蔡楚生处女作《南国之眷》公映后曾遭到“黑天使”（聂耳化名）指名道姓的批评——电影不应该是麻醉群众阶级意识的工具。蔡楚生的创作思想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1934年蔡楚生执导的《渔光曲》连映84天，在当时被媒体称为“人活80岁罕见，片映80天绝无”。接着《渔光曲》还被灌成唱片，畅销达十多万张，在中国电影史上首开音像产品同时占领市场的先例。 1934年，编导《渔光曲》，获莫斯科国际影展荣誉奖。 1947年，与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沪首映，轰动海内外。 1968年，在“文革”浩劫中含冤去世。 复活灵魂 蔡楚生： “我不做高级点心，我要做大饼和油条。” 一部出色的电影，通常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导演常常使用“悬念”的设置来引导观众的视线，力发千钧而耐人寻味。蔡楚生在电影表现手法上以写实而闻名，不乖张，但又不失电影语言的张力。然而他留给观众最大的悬念却并非戏中的情节，而是史诗式的遗作《南海潮》……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正处于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个时候的蔡楚生已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电影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家联谊会主席等要职，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也恰恰是这个时候，广州的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式建成投产，冷对官场心系电影的蔡老毅然暂停了手头上的工作，请了创作假期南下羊城，带着他的剧本《南海风云》筹备拍摄一部既有地方特色又有重大意义的巨片，这便是后来的著名影片《南海潮》。该片分为上下两集，上集为《渔乡儿女斗争史》，下集为《天涯海角恩仇记》，下集剧本动笔不久，蔡楚生便奉命回北京参加学习，这次学习十分重要，于是蔡老匆匆离粤。没想到，这一去蔡楚生便再也没有回来过。《南海潮》上集是年成为“最卖座”电影，广受欢迎，观众反映相当热烈，许多人催问下集何时放映，：然而这部影片却随着蔡老的离去拦腰截断，始终没有在荧幕上出现，这便是蔡楚生留给观众的最大悬念。 植根于民，这是蔡楚生作为一个导演最明显的风格。他的影片多以贫民大众的生活为背景，谈情说爱并非其所长，倾诉百姓疾苦和底层民众勇于斗争的个性则是耀眼的亮点。“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颁奖评语），这便是艺术界对蔡楚生的导演风格最深刻有力的评价了。1927年冬，为了寻找一个“能和全国共呼吸的地方”，蔡楚生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他违背父亲的意愿，离别一年多前家庭为他选择的贤惠妻子林银菊和出生不久的女儿，只身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流浪之后，蔡楚生才得以进入华剧等几家小影片公司打杂。一年多时间，他从清扫场地、刷洗痰盂等做起，直到置景、写字幕、画广告、场记、剧务、临时演员等行当，什么活儿都干过，而且经常是身兼数职，一天工作十几小时。他还时常抽空到小影院看电影，从中学习别人的布景、光线、角度、服装、演技、剪接及导演手法等，遇有好的，就记下来，画下来。经过这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和学习，他熟悉了电影艺术制作的许多环节，掌握了相关的技能。从杂工到导演，蔡楚生耗尽了他的金色年华，无法埋没的天赋使他迅速成长起来，敢于斗争和创新的个性更是使他在电影艺术生涯中得到完美的发挥，追求思想性的导演原则令他的作品不朽于世。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在外患内忧日益加剧的同时，面临了一种新的历史抉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兴电影运动”，凸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格调。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把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对大众生活的人文关怀以及艺术上的革新愿望结合在一起，从而棚继创作出了《大路》、《神女》、《马路天使》等大批深受观众好评的银幕佳作。蔡楚生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进步影人的身份强烈地追求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把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注入到对政治腐败和民生疾苦的表现之中。有人说，在中国影人的主导观念中，“电影从来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品”。由于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巨大的动荡和变化之中，因此，在更多的时候，电影是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视听化的记录，是对于社会责任的一种承担，是对基于人生经验之上的群体愿望的一种表达。蔡楚生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历史巨作《渔光曲》，便是参与历史进步的主流代表作。 如果蔡楚生是一位画家，那么他的艺术生命便是注定了要为老百姓写生。他的影片正是符合了这种基调，所以。他曾经拥有最多的观众。 偷学·偷师·偷听 蔡楚生虽然是广东人，却成名于上海。由于出身低微，热爱电影的他不可能一下子便平步青云。早年的蔡楚生曾经在多间电影公司干打杂的活，而他自己则有意识地将银幕当作“实习”的课堂，每次进电影院看影片，他总是携带一本拍纸簿和一枝铅笔，好似一个用功的学生，态度极为认真。蔡楚生曾谈及这一阶段埋头自学的情况：“我所注意的并不限于某种范围，而是属于多方面的，如导演手法、布景、光线、角度、演技、服装、剪辑等等。遇有自己认为好的，就记下来，或者把轮廓勾下来；之后几个月中，自己继续不断地加以研讨，也就得到了比在摄影场中更丰富的进益，”在成熟电影中偷学其中的技巧，这便是蔡楚生踏人电影殿堂的第一步阶梯。 在旁人看来，蔡楚生似乎已进入了“电影圈”，而他本人则清醒地意识到电影艺术之门并未向自己敞开。于是蔡楚生开始寻找良师，寻找人门的契机。当时鼎鼎有名的明星电影公司有一位成名的导演，叫郑正秋，这位大师便是引导蔡楚生开始导演生涯的伯乐。偷师成了蔡楚生迅速成长的重要营养。郑主秋不但教会了蔡楚生如何处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各种细节，还经常带着他到戏院看别人的影片，因为要做一个好的导演，首先要做一个好的观众。 其实蔡楚生在郑正秋身上学到的最大技巧便是懂得聆听观众。每次拍完电影，他总是第一时间和观众一起到戏院观看自己的作品，同时偷听别人的议论，哪里出色，哪里不够完美，蔡楚生都一一记在心中，回去之后便努力修改，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蔡楚生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一位电影艺术大师。据统计，解放前中国总共拍了1300多部故事片，最卖座的前四位中，蔡楚生的影片占了三部，分别是《都会的早晨》、《渔光曲》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偷听”观众的声音可以说是蔡楚生之所以能够拥有观众的最大原因。 夜妖精·雅俗共赏 蔡楚生有个外号叫“夜妖精”，是联华同事王人美、黎莉莉奉送的，因为他熬夜工作的劲头太令人吃惊了。拍摄《都会的早晨》之时，蔡楚生更是有一种紧迫感，先是熬了十几个通宵写就剧本，接下去分镜头、设计布景、挑选演员……夜以继日地干了起来。在工作上，蔡楚生喜欢事必躬亲。他擅长绘画、常常将自己的构想 随手绘成草图，使合作伙伴一目了然，在摄影、置景、场面调度等环节及时领会他的导演意图。 执著的精神和敢于挑战旧俗的勇气使蔡楚生很快便赢得了左翼影评人的赞誉。《都会的早晨》恰巧和天一公司出品的新片《追求》在同一天上映，后者以“久别影坛的香港情杀案，主角黎明浑主演”作为票房号召。左翼影评人根据“每片必评”的方针，以鲜明的态度对这两部影片作了评价，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两片对照，不独在意识上呈现迥然的不同，即影院气氛的柔靡与紧张，亦见悬殊。虽则，不论是《追求》或《都会的早晨》，都在暴露社会上层人物的糜烂生活，但毋庸讳言，《都会的早展》是成功的。而《追求》却失败了。……从银幕反映出的两种不同气氛，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电影道路：一条是美的，有力的，走向光明的大道；另一条是丑恶的，萎靡的，趋于没落的途径。” 电影视觉效果的探索也是蔡楚生创作灵气的一种体现。他曾经在电影里头创作过一个眼睛不停转动的画面，演员的脖子被固定起来不能随便动弹，实拍时采用精确的两次曝光法，先拍左半脸，再拍右半脸，让演员的一对眼珠朝左右两边各转动一次，最后经过洗印合成，这个天衣无缝的特定镜头就大功告成了。只是苦了那个扮演诙谐角色的演员，他在摄影棚里大叫滋味难熬，“就像好莱坞电影里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犯人坐电椅”。这个煞费苦心的噱头果然取得预期效果。每次放映到这儿，观众席必引起惊叹之声，乃至连眼科医师也被蒙在鼓里。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小插曲的背后，蕴含着蔡楚生探索影片可看性的自觉意识。他所孜孜以求的雅俗共赏效应，于此可见出端倪。 叫好·叫座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身在重庆的蔡楚生心已飞回梦魂萦绕的上海。当天午后，他提笔写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封信，收信人是远在上海的柯灵。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于9月11日傍晚由熟人转交到柯灵手中，柯灵连夜赶写一篇文章《蔡楚生无恙》。之所以取这么一个“安民告示”的题目，是因为沪渝间音讯不通已有两年时间，期间曾有小报登载蔡楚生去世的“噩耗”，使一直惦记着他的朋友们牵肠挂肚。由此也可见，蔡楚生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和声誉是何等的崇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蔡楚生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值得回顾的电影之一《一江春水向东流》。“磨刀不误砍柴工”，蔡楚生这一次创作准备做得相当充分，由于抗战爆发后他就离开了上海，对沦陷区的生活不够熟悉，因而他四处奔走，积极搜集有用素材。蔡楚生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未来影片涉及的场景、细节等均详细考证，务求在银幕上达到真实再现的效果。他查阅当年的报纸，剪下沦陷区农民“人拉犁”的照片作为参考；他又抱病走访贫民区，深入了解上海民众在日寇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女演员吴茵的婆母在8年离乱中带着小孙子过活，祖孙俩住在晒台边搭出的半间破屋里，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只能撑起破伞偎依若度过漫漫长夜。蔡楚生听说她家的辛酸遭遇后，含着热泪把这段素材写进了剧本。该片后来成为电影史上最卖座电影之一。 深入民众的生活当中，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和他们一起聊天、谈心，这便是蔡楚生的精致之处，即使是在逃难的生活他也没有终止过这样的做法。《南海潮》的剧本《南海风云》便是蔡楚生在香港避难的时候，通过和渔民的深层接触，听他们陈述生活的艰难困苦，集思广益锻造而成的优秀作品。《南海潮》在筹备拍摄之前，由于到了新中国时期，剧本已经过时，所以蔡老一定要再次体验生活，把它改写成适合时代发展的新作。他的足迹遍布整个南国渔乡，包括珠海、汕尾、海南岛等地区，和渔民亲切交谈，最终成就了一部史诗式的巨片。（扬湛） 来源：中国广州网 想起蔡楚生的“票房奇迹” 今年，是著名导演蔡楚生诞辰百年。电影界缅怀纪念蔡楚生，自然首先想起了他的代表作《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部彪炳中国电影史册的经典名片。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国际获奖影片，于1935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摘得“荣誉奖”；后者，不仅轰动影坛，而且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被夏衍称为“中国电影新发展途程上的一支路标”。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是紧扣动荡时代，面向社会大众，创造了“票房奇迹”。《渔光曲》上映84天，主题歌唱片畅销10万张，一时间，大家小户无人不唱《渔光曲》；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连续放映3个多月，观众达712874人次，创下了20世纪40年代国产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 蔡楚生堪称面向大众的典范。他心向大众的情怀，非天生成就，而是少年从影，自学成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熏陶浸染而逐步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界，可谓三分天下：一是“明星”公司，主要拍摄通俗言情剧，以迎合市民观众；二是“天一”公司，主要生产历史古装片，以取得海外华人的青睐；三是“联华”公司，主要制作文艺片，以满足知识分子阶层的偏好。蔡楚生初入“天一”，干过剧务打杂；再转“明星”，师从郑正秋，做过副导演；最后经史东山力荐，进入“联华”，当上了正式编导。他开始编导的影片，如《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等，虽然带有惩恶扬善的进步倾向，但主要是虚幻的情爱故事，着意于影像美感和形式功能。这理所当然遭到左翼评论家们的批评。他们一方面肯定他的“难能可贵的才华”，一方面尖锐批评他“以唯美掩饰现实”，只能被“迷恋画面的观众喜欢”，而“为‘九一八’战乱现实忧心的观众”所“置若罔闻”。蔡楚生的高明，正在他不仅未被这些左翼批评吓跑，反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审视了自己的创作。他说：“由于这两个盲目的制作接触到现实的‘碰壁’，我清醒过来了”，认识到编导应当是“一个有独特的作风、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时代的严重性使我感到极度的恐慌和窒息！我不能再在象牙的宫殿外面彷徨，我不能再在诗一般的境界里追寻着美妙的梦幻”。他毅然加入了左翼文艺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自此，曲折的经历、丰富的实践和左翼批评的营养，令他自觉地遵循“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和广大的群众接触”创作思路，辛勤耕耘，忘我劳作，一发而不可止地编导出《渔光曲》、《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传世佳作。 可见，蔡楚生之为蔡楚生，还在他是一位服膺真理、善待批评的文化智者。他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人文环境和市场条件下创造“票房奇迹”，其奥秘即基本经验就在于：首先，在选择题材上，一定要感应时代脉搏，触动社会神经，为大众鼓与呼，做到“有思想”；其次，在创作上，一定要故事情节曲折丰富，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影像画面制作精良，做到“有艺术”；第三，注重把“思想”艺术化和让“艺术”内涵“思想”，做到“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惟其如此，蔡楚生的代表作既认同革命意识服务大众，又不是简单的政治思想传声筒；既表现进步理想，又颇具艺术感染力吸引力；最终能以社会问题与通俗表达这双重效力赢得大众，创造了“票房奇迹”。 反观今日影坛，蔡楚生创造“票房奇迹”的经验仍给我们以宝贵启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势，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电影如何继承中国电影百年优秀传统，借鉴世界电影的有益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极富时代精神、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的作品去赢得观众确实是一个崭新课题。毋庸讳言，以蔡楚生为明镜，我们有的“国产大片”在题材选择上，只为“卖点”，远离了时代，也就远离了大众。在创作上，淡化故事，叫人不知所云；人物形象苍白无力，更与民生无关；选择演员，只重“人气”，不问其思想艺术修养可否胜任角色；投资巨大，制作排场，视听奇观给人快感，却有意无意淡化了观众的精神痛感和思想能力。在宣传上，不是靠作品具有的有艺术的思想性和有思想的艺术性的统一，而是凭与作品毫无关系的商业“炒作”。此风断不可长！ 缅怀先辈，继承遗志，蔡楚生创造“票房奇迹”的宝贵经验值得汲取。
42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