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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海思南读书会现场，一场关于中国当下电影的对谈吸引了近百位读者到场聆听，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毛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展开了有趣又充满锋芒的对话。戴锦华同时带来了关于电影评论的新作《昨日之岛》。谈及这部作品，戴锦华意在“站在时间的分界线上”：“中国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造就了今天，今天也成为对于昨天的背叛和回声。”提到自己时，她则一字一板地说：“我是真正的电影人。” 在不少场合，戴锦华曾表达了她对于演员兼导演的姜文的支持，但在谈及他的近作《一步之遥》时，她的不满也溢于言表，这也是她身为电影人的鲜明风格——没有哪一部电影是完美的，分析优点与言明缺点同样能使人受益。“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对《一步之遥》的期待达到了最高值，失望也达到了最高值，这是姜文呕心沥血之作，但为什么它不能赢得观众，也不能赢得我？”在谈及对于这部电影的感受时，五入影院观影的戴锦华发觉了最令自己困惑的地方：“他使用的是某种艺术电影才允许的冒犯、颠覆和挑衅，但采用的制片规模和宣传策略都让人把电影当作商业大片来期待。大家期待流畅的故事，主流的价值，大团圆的结局，大家期待这样的叙事线，但都没有得到。” 戴锦华认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约束对电影人来说也许是必须的：“不仅是我们的导演，包括电影天才，我们需要某种社会约束：不是向商业妥协，不是向主流缴枪，而是要努力寻找和观众的接触点和交流点。艺术片的导演要抱着向观众求爱的态度小心翼翼地向他们示爱，而我们的导演缺乏这种必须的谦卑。” 即使同样以影评犀利辛辣、一针见血著称，毛尖与戴锦华之间对于姜文的话题仍存在一定分歧。在对姜文支持者的观察中，毛尖的结论是：无保留支持姜文的人都大致持有某种社会批判立场，而这种立场又具有相对清晰的左翼色彩。戴锦华则对此予以否认：“我自己一生拒绝用先设的政治立场去进入文本、评价文本。但是我认为一个在价值观念上我完全不能认同、或者我认为是谬误，或是反动，或是腐朽的文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文本，这是我的另外一面。”而在“不那么清晰的政治预设”下，戴锦华表示：“艺术自身是个半自律空间，我们谈艺术的时候必须要谈艺术自身，这是我一生的基本观点，我不会让我的政治预设去代替、决定我的艺术评价。” 其实在日常与学生的交流中，类似的立场问题也时常引起戴锦华的注意。“在他们为电影的刺激充满各种情绪，不是为立场叫好，而是因为从头到尾很有快感，或者说受到‘力比多荡漾’的冲击和满足时，我却沉默着。我不能获得单纯从影像或者从叙事所得到的快乐，我也没有体会到力比多的荡漾。”——这使她回想起1994年引进好莱坞电影时自己的坚决反对：“当时中国电影工业不堪一击，我怕中国电影工业的基础被摧毁，而且我觉得中国电影人没有警惕，所以我大声疾呼‘狼来了’，因为这个我第一次被叫做 ‘新左派’。在我的认识当中，左派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你是不是站在多数被剥夺者一面，你是不是站在弱势群体里面。这个问题上，我和姜文常被联系在一起。” 对戴锦华而言，更重要和值得研读的也许是姜文电影中批判性的社会立场：“我们所说的观众不满的方面，无非是他们期待着好莱坞式的电影美学，而在姜文的电影中，一个批判的社会立场，必然表现成对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美学的拒绝。他拥有叙事和美学上的力量，但在运作过程、宣传策略上又用炒作的方式吸引人，想通过这些东西得到支持，这是姜文的天真。”这也是戴锦华在多年电影研究中一贯坚持的姿态：“我不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文本，电影的、文学的、戏剧的、音乐的，我们可以单纯从叙事和内容的层面上解释它，而是一定要从语言的层面、工业的层面和机器的层面，才能够真正把握这个文本。” 而对于包括贾樟柯在内的第六代导演，戴锦华则认为：“他们的故事并没有讲述上、社会选择上的不同，但是个人的客观形成有所不同。”在表达对贾樟柯的不同时期电影的意见时，戴锦华所用的词汇是“审慎的赞同”和“无保留的支持”：“那些电影当中，贾樟柯完成了第六代很多导演没有完成的跨越，从讲自传，变成了讲社会性的故事。他完成了一个跨越——从地下电影到地上电影的过程。”在谈及电影《三峡好人》时，戴锦华说：“贾樟柯以他的实践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困境——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讲现实的苦难。他用现实的方式讲述了现实的困难，并拥有双重自觉，一个是中国苦难的自觉，一个是艺术困境的自觉，为此我无保留地支持他。”
在对谈过程中，主持人罗岗提出的一个疑问也是许多人对于先锋电影的困惑：先锋派的探索，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美学所收编？对此，戴锦华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好莱坞一直在以它高度的敏感性和效率在抢劫和接收——接收艺术电影的技巧、艺术电影的发明，以及艺术电影对电影边界的拓展，这个是真的。”在平日的观影中，戴锦华也碰到了类似问题：一张影碟，看了20分钟就会发觉是一种期期艾艾的自恋投射的命运艺术电影，从而失去兴趣。但是她并不认为资产阶级的电影美学已经成功吞噬并消化了先锋电影：“今天欧洲的艺术电影普遍丧失了活力，但这种活力本来就是冷战结构所赋予的，并在类似结构消失的时候逐渐丧失。但今天仍然有大量的先锋电影在强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冲破社会现实，并且在强有力地改变社会现实。只是前者占据了绝对主流位置，而把批判性的先锋电影挤到了边缘的位置。” 类似的边缘化，在国内电影市场也不罕见。“如果我们不去寻找，我们就看不到。就像《闯入者》，就像《推拿》，它们被排在早上10点钟以前、晚上10点钟以后，我们得抱着多大的爱才看到它们？我们应该批评我们自己。” 在从事了长达十多年的文化研究工作后，近两年，戴锦华开始将视线逐渐拉回电影研究：“每年跟学生一起做电影评析的书，一年能看大约三四百部电影，其中每年都能看到几部让我激动和兴奋的艺术品——它们的活力还在那里，只不过它们被大资本挤压得越来越遥远和悲惨。我们要去寻找、要去支持，用我们的力量挤出一些裂缝和空间来，让艺术电影仍然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创造，和社会反抗的力量。”她如此阐述自己的电影美学观点：“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的勇气和力度在于敢不敢让人们揭示苦难和绝望；而我们作为观众和普通人，有没有直面绝望的勇气，有没有去绝望的勇气。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有没有希望的标志。我们梦想的潘多拉的盒子底下还有希望，而只有放弃拒绝绝望、和对苦难和黑暗的局面揭示的时候，这个时代才危险。” 在此基础上，虽然略感悲观，她仍希望观众能为好电影有点耐心，付出点金钱去影院支持。“我们需要支持让我们有些‘心塞’的电影。在当下，中国的一切都不是即有的学术和理论能够解释的，电影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不包括答案，但电影人心里不能没有答案。”
在3D、4D技术当道，技术电影大获票房成功时，戴锦华也保持着审慎态度，并表示绝大多数3D 电影她并不认同。“3D 技术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到今天，没有本质的进步。3D是不成熟的技术，大部分3D电影越来越像一种感官的经典，而非文化意义的提升，在作为感官延伸的同时，却不试图去延续20世纪电影达到的触摸心灵的高度。” 与此同时，她对于《小时代》等IP系列电影的热映现象的回应也颇为引人思考——我们究竟能提供怎样的价值？“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不是给人民提供一种《小时代》式的价值和一种《小时代》式的成功，我们能够提供怎么样的‘大团圆’？那种让大家感到快乐，得到抚慰的价值，我们该如何提供？”她进一步追问：“今天中国社会还没有这样的价值？不是以成功、金钱、物质衡量，而是发自生命、心灵的幸福感。这些东西我没有答案，也还在寻找。” 在IP电影中，戴锦华认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电影已经成为了单纯的资本运作，“这类电影的一切的出发点和诉求、运营都是以资本安全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电影之前，它已经构成了它的粉丝群，也就是所谓IP，这个消费者群体确保以后有人来看，无论电影多烂都有人看。而抢到IP之后，所要干的只有一件事——找到一线明星，而这所谓的一线明星跟成熟度或者说感召力无关，他只跟与青少年观众群的切合度有关，然后在每个画面、每个细部都注入广告。” 从前，谈及电影市场时，“良莠不齐”一词常被人们提及，而在戴锦华看来，如今的状况似乎是“莠”正大肆扩张，而“良”却被拼命挤占。这种情况的愈演愈烈，让她颇为担忧：“原来我们说张艺谋的影片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这已经很可悲了，而现在我们造成的状态是不烂不卖，比如《道士下山》 对我来说是一轮如何更烂的大比拼——你一定要烂到一定程度，你就将拥有观众，这个真令人无语。”戴锦华坦言，自己还曾批评过《小时代》中不符合现实的某些细节，后来却发现其实都是品牌广告植入。“最理想的情况下电影还没有投入市场，成本已经收回来了，这是无成本的电影。”她分析，“但是因为它是无成本电影，才有更多的投入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影院的连锁，及其垄断性、覆盖性的排片，然后再借助IP、明星和垄断性的排片率创造市场奇观——这是这两年来中国市场最悲哀的部分。当下电影市场的矛盾是资本净流入，资金在找人才，找利润，而人才在找机会，找艺术，永远难相遇。” 虽然感慨着如今电影生态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自嘲着“这世界上除了电影，还有很多可做的事”，当谈及如何才是“正确的观影姿势”时，戴锦华虽然否认了自己一部好片会看近80遍的传闻，但仍认真地给出了答案：“大概二三十遍应该有。电影回顾展的时候，有时候早上、中午、晚上各看一遍，看到吐，因为机会太难得了。”对于普通观众，她的建议则是，在看第一遍时，努力让自己做普通观众，沉浸在电影中，让电影去感动你。“我对那些感动了我、恫吓了我，震动了我的电影，有更大的研究热情，我更倾向于分析什么东西造成了我这种观影经验。好好去看电影，然后回想，那个特别美、特别感人的时刻是怎么做到的，加上一点我在看什么的意识，去看构图、去看场面调度、去看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需要专业的训练，你可能把握到很多东西。故事是怎样被讲述、怎样被结构的，每个故事未曾说出的、已然说出的、为了说出和必须说出的是什么，如果想讨论电影，通过看电影学电影，没有什么教科书比这个更有效。” 面对世界电影浪潮的迭代更新和法国理论时代的逐渐过去，戴锦华感到的则是新机遇的孕育：“我自己面临着全面的遭遇的危机和挑战，有的时候想到这点会很兴奋，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我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在彻底地衰老之前，我还想迎接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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