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万历新岁』非指『万历元年』

再谈『万历新岁』非指『万历元年』

依吾人所见的文献内可考见的，最早犯此一把『万历新岁』望文生义，而想成是『万历元年』的想当然耳的错误的，是1943年由日本文求堂书局出版的傅惜华之兄傅芸子（1902~1948）的《白川集》，在其中的〈内阁文库读曲续记〉一文内，以《词林一枝》及《八能奏锦》内的「万历新岁」释为「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而首开其端。

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发现此一中国学术界数十年的错误的，是荷兰汉学家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于戏曲方面于闽南戏曲研究用力甚勤，而亦有《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典考》（《中国文学论著译丛》（下），台北：学生书局，1984）等著述。于1992年出版其力作《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台北：南天书局），在其中的〈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一文里就指出了：『赵景深……《曲论初探》，上海1980，页149-171……将《词林一枝》末页中的「万历新岁」一词误解为万历元年（1573），这是一个常见的严重错误。……此选本的出版时间可能起码要比万历元年晚上三十年。』

而吾人于〈谈「万历新岁」非指万历元年〉（笔者：《昆曲史料与声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书馆，2015）亦有提及黄龙祥〈中医古籍版本鉴定常见问题例说〉（《文献》，1998年第2期）己指出：『笔者在考察明代版刻时，发现明代建阳坊刻本，特别是熊冲字种德堂刻本，其牌记多题作“万历新岁谷旦熊冲宇梓”，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梓”例如：《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王叔和脉诀》四卷、《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八十一难经》四卷、《历朝纪要纲鉴》二十卷、《鼎镌洪武元韵勘正补订经书切字海篇玉鉴》二十卷等。所谓“万历新岁谷旦”，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义指：万历年问新春吉日，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年月日。而现代不少书目，甚至是很有影响的书目如《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中国科学院馆藏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版刻综录》等；多将熊冲宇种德堂这类刊本著录为“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是将原书房记中“万历新岁’误解为“万历元年”、“万历初元”或“万历改元”。今人论文中也每见有将带有“万历新岁○○○梓”牌记刊本误定为万历元年刊本者，可见此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其实，要弄清“万历新岁”之义并不太难，因为上述诸书刊刻者告白款识中已可见有万历元年之后的纪年，如上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历朝纪要纲鉴》一书，王重民先生记此书卷末有“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样”牌记，卷前书名页另有熊冲宇告白曰：“《纲鉴》一书，坊间混到多矣。……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请认种德堂口口。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白。”则此书到于万历四十年明矣。又建阳书林郑氏宗文堂刻徐风《针灸大全》，书末也有“万历新岁谷旦郑继华梓”牌记，而卷首所载太医院医官龚云林序末记年为“万历壬寅春月谷旦”，则此书刊刻年代不早于万历三十年。类似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即使知见不广，不明“万历新岁”之义，只要随手翻检《辞源》一类的常用工具书，也不致于屡出此误。上述所举书目名著所以致误者，实乃其编纂方式之未密所致也。《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对于前述二处书的著录，一作“明种德堂熊冲宇刻本”一作“明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出自不同人之手。建阳书林除了熊冲宇种德堂外，郑氏宗文堂、刘氏乔山堂、杨氏四知馆等刻书也多有这类牌记。此等书坊刻书牌记中所以喜用“万历新岁谷旦”者，盖取吉利之义也』，而笔者此文亦有所申论了。

而另于，2013年第3期《图书馆杂志》内，有王宇先生的〈稀见善本《战国策狐白》考证〉一文，指出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藏明刻本《鼎镌金陵三元合评选注战国策狐白》四卷，该书为汤宾尹精遴，朱之蕃详注，龚三益摭评，万历新岁自新斋余绍崖出版。内容为战国策史文161篇及评注。此刻本目前在国内外未见有著录或存藏，为珍稀版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在四卷末有长方形荷叶莲花牌记，鑴“万历新岁孟秋月自新斋余绍崖梓”。王宇考证于下：

『我馆外请专家将此书出版年鉴定为1573年出版，认为“万历新岁”等于“万历元年”恐难坐实。其疑点在于：一、书作者汤宾尹于隆庆三年（1567）出生，此书如是万历元年（1573）出版，那时候汤宾尹才6岁，恐难出书。朱之蕃是嘉靖丁巳年（1557）年出生，到万历元年16岁，恐难能详注《战国策》。二、此书明确冠名“三元”，即“会元、状元、解元”，分别指汤宾尹、朱之蕃、龚三益三人。汤宾尹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夺会试第一名（会元）。朱之蕃是万历二十三年会试后参加殿试，取得殿试第一名（状元）。龚三益是万历二十三年（1594）乡试取得第一名（解元）。只有取得“三元”，才可以冠名“三元”。三、此书还注明是“后学豪卿父、沝世选汇编”，林世选是汤宾尹的学生，汤宾尹的学生能编书，时间肯定不在万历元年（1573）。四、出版此书之后，汤宾尹接着出了“狐白”系列。即《新锲汤会元精选评释国语狐白》四卷。万历二十四年（1596）余氏自新斋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日本佐野文库存藏）。《鼎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六卷，万历二十八年（1600）书林余氏自新斋刻本（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日本文教大越谷存藏）。《鼎镌金陵汤会元评释汉书狐白》三卷，万历三十六年（1608）书林余绍崖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存藏）。《汤会元遴选百家评林左传狐白》四卷，亦余绍崖自新斋刋本（2008年北京保利古籍春拍专场）。可见，此书是汤宾尹选评“狐白”系列书的第一种。五、如果”万历新岁”就是“万历元年（1573）”的话，那么此书的“三元”就可能是假托名人，虽然假托在明代常见，但出版商怎么也不可能提前20余年预见这几个人假托得如此正确？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此书不是万历元年（1573）出版，“万历新岁”并不等于“万历元年”或“万历初年”的意思。“万历新岁”是指万历某一年新春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鼎镌金陵三元合评选注战国策狐白》四卷的出版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三年至四十三年（1595~1615）之间。』

由是可以看出，此一误判，对于中国戏曲学界的不少著作，由于已故戏曲学者涉及明代戏曲含万历年的论著全部都犯此错，而无一幸免，因此，已故所有戏曲学者的著作的涉及明代戏曲含万历年的不准度百分百，虽在世戏曲学界研究者，犯此误者的此类学术著作都甚至论点至于不成立。但因为气息尚存，就有重头再写的回头路。岂不比起过往己逝的学者被盖棺论定，岂不甚为有幸了。（刘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