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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壹读微信号：yiduiread 相信大家对郜艳敏的故事很熟悉了，21年前，她被人拐骗并卖作他人妻子。在经历数次逃跑、自杀未遂后，她留下来成为当地的一名乡村教师。 往事重提，人们对故事里涉及的种种问题又重新经历了一番伦理上的挣扎与辩论，同情之余，更多是对人贩子和包庇犯罪的地方干部的痛恨和谴责。 在过往的拐卖妇女案件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被拐卖的妇女如果想要逃脱，总要经历层层魔障，买主及附近村民的严密看守让最终逃出成为一种侥幸。今天，壹读君（yiduiread）就来说说，为什么被拐卖妇女很难成功逃脱？ 值班壹读君丨张小羁 同村人为什么群体作恶？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在郜艳敏被拐卖去的河北曲阳县下岸村里，一个村子里400口人，前些年从外地买来的媳妇就有30多个，买妻之风很严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我国人口犯罪基本绝迹，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犯罪重新出现，并呈严重之态势，90年代在一些地方一度很猖獗，其根本原因就是有农村这个庞大的买方市场存在。 这个旺盛市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很多村庄，长期的重男轻女导致男多女少，同时村子里的女性不断流出，想借外出打工等机遇摆脱贫困、改变命运，以至于大龄未婚男性增多，且娶妻无门。 而在一些旧婚俗、包办买卖婚姻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村子，村民们甚至农村干部都认为，被拐卖进来的妇女解决了本地大龄男子的婚姻问题和传宗接代问题，是“成人之美” 、“办好事”，落后的观念让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并且包庇、袒护人贩子和买主。 长此以往，买妻之风越来越盛行，使得买妻者周围的社会对拐卖妇女犯罪表示出极大宽容，对收买被拐卖妇女默然应许，甚至是众人皆兵，集合可能集聚的力量，加强对被拐买妇女的看管和 “驯化”，被拐妇女很难以一己之力逃脱虎口。 这种群体性的麻木不仁可以说是被拐妇女们难逃魔爪以及买方市场持续旺盛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在办案人员异地取证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还会遭遇买主所在地村民们的阻挠——围攻、谩骂、殴打甚至绑架来解救被拐妇女的公安人员的事件都时有发生。
农村“人情”横行作祟 除了法制观念薄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村民们几乎是无意识地在集体作恶？ 我们国家的很多村庄，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血缘、宗族纽带维系，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情”有很强的存在感，并依附于血缘关系结构，是一种集体表意，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是非观念由血缘关系决定，封建宗族势力的抬头给予“自己人”很强的保护。 而在其他由血缘以及地缘纽带共同维系村民关系的农村，村民也需要维护“人情”这种东西，作为如何对待“自己人”和“外人”的依据。即便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纯靠宗族纽带维系的那样紧密团结、一致对外，在农村人情文化的浸染下，彼此之间的面子总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农村里没有血缘关系的“熟人儿”一旦彼此关系恶化想要弥补是非常难的，而且容易结仇，农民并不愿意在日常生活的周围有“仇人”。与此同时，得罪人还有遭受“阴招”报复的风险，一些强势者不小心得罪了弱势者，弱势者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击，但会使用一些“阴招”，如烧柴火堆、药死猪甚至用炸药等。在村庄里，被人用“阴招”对付是非常没有面子的。总的来说，讲究关系并且相互给面子的农民在努力维持一个表面和谐的社会。 这种个体独立性的缺乏，何尝不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在对待被拐妇女这件事上，又有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及自家鸡鸭很可能第二天就被毒死一大片的风险去管这件事呢？ 这种因麻木、冷漠而造成的群体之恶，不见得这群体里的每个人有多坏，他们只需要不太费力地做一件事——合作，就足以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 平凡人做起恶来杀伤力可能很大 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在她1963年出版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凡之恶”的观点。平凡人、本没有恶心思的人，也可以作恶，只要这一个个人足够多，而当他们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 当他们身处群体中时，群体身份会降低他们对自己言行负责的责任感，群体的言论会把他们推入一种很难独立思考的氛围中，一旦群体的主流给出一个明确的表态，身在群体中的人便渐渐地交出判断能力，最终无意识地服从群体。悲剧往往就在平凡人的妥协中产生。 当特别多的人甘于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一种邪恶，这些人出于懒惰、或者所谓“人情”等各种原因，放弃了理性以及本该独立的人格，宁愿成为一个随便的追随者。 参考资料： 宋丽娜，《农村人情的性质：村庄社会结构视角的经验阐释》，中国研究，第18期 王晓男，《拐卖妇女犯罪研究——以贵州赫章县拐卖妇女犯罪为视角》，华东政法大学 张萍，《中国违法婚姻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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