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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医案古有之乎？曰：古有诊籍，《扁鹊仓公传》所记是也。”（清·柳宝诒《四家医案》跋）然“后世以医方为市业者多，而知者愈少，不得不详述医案，俾循途不误，亦仁人之用心也”。流传至今的古代医案，是中医精华的集中体现，是中医实践经验的真实记载，其“因病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势自然，本非神妙，唯用之而当，斯神妙矣”。（清·王士雄《王氏医案》杨序）仔细品味古代流传下来的医案，大都翔实可信，光彩照人，“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或议病，或辨证，或论方药，或谈四诊，至理名言，随处阐发，或繁或简，或浅或深，别有会心，俱宜细玩。案中有直用古方者，是胸有成竹，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也；有不用古方之药，而用其意者，盖用药如用兵，不能执死方以治活病也；有竟不用古方者，乃良药期于利济，不必期于古方也。苟非读书多而融会贯通于其心，奚能辨证清，而神明化裁出其手，天机活泼，生面别开，不愧名数一家，道行千里矣”。（清·王士雄《王氏医案续编》例言）研读这些医案，我们既能够从中领略古代众多医家们的卓越才华，汲取他们的学术精华，更能体验到他们业精于勤的治学精神和诲人不倦的仁人之德。喻昌在他《寓意草》自序中所说“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气微心，呼吸与会，始化我身为病身；负影只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来，既化我心为病心。苟见其生，实欲其可，而头颅脑髓，捐之不惜”的话，是古代医家们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的缩影和写照，读之令人热血沸腾！
“无著述以传，则泽及一时，而勿能垂百世，此轩岐所以有著述也”。（清·王士雄《王氏医案续编》庄序）医案，于医者自身能温故知新，于后来者能启迪思路，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蒲辅周、施今墨、岳美中等大家们医案，都写出了风格、写出了水平，读之令人折服，让人精神一振，是近现代医案的主流。但也有一些医案存在着“水分”大、“效果”假的问题，给医案的可信性和公信力打了折扣。如一些回顾性的报道，只对成功的经验津津乐道，而对失败的案例却含糊其辞或干脆只字不提，客观上放大了实际治疗效果。更有甚者，一些报道单纯追求阳性结果，竟任意修改数据，公开或变相制造假医案。有专家对近20年来我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进行审查，发现统计学误用率平均高达80%；就是一些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项目的论文，也有50%存在着明显的统计学错误。究其原因，虽然与作者的医疗水平和道德缺陷有关，也与有关方面普遍追求的所谓阳性率而漠视阴性结果报道的做法不无关系，我们的政策制定、宣传报道不能不面对这一基本事实。“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于生人；医而误用其术，则不唯不足于生人，而其弊反至于杀人。”（清·王士雄《王氏医案》杨序）认真研究古代优秀的医案，无论对于中医理论的传承还是对于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
如何处理好对古代医案的整理与研究之间的关系，《王氏医案续编》的辑录者张鸿总结说：“录其已言，垂为后世之法，辑案者之意也；求所未言，默契作者意，读案者之法也。”（清·王士雄《王氏医案续编》跋）整理的意义固然重大，研究的方法也至关紧要，许多困惑医案深研细究的问题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譬如有的医案年久代远，难以破解；有的医案文辞艰涩，难以明义；有的医案所述简略，难以领会；有的医案过于专业，难以普及。不要说非专业人员阅读困难，即使是专业人员，学习起来也不无障碍。这无疑对医案的研究带来诸多不利，也势必会影响到优秀医术的有效继承和发扬。时代呼吁更多的像《医案助读》之类的辅导性读物面世，以推动对古代医案的研读工作。
张君大明深谙此意，在出版《小说中医》及《小说中医续集》后，尝试以聊天的方式介绍古代医案，在基本忠于原医案的前提下，弥补疏漏，以趋合理；补充细节，以增形象；增加趣味，以求生动；适当评价，以助借鉴；古今对照，以利出新。将寥寥数行之医案，演绎为趣味盎然之故事，如肉白骨而荣枝叶。全书语言，文言与白话兼用，流畅中不失精炼，阅读中得惬意之享受。窃以为，古代医案是金砂，须思维之水淘洗，方可披砂见金。透过《医案聊斋》一书，仿佛已经感觉到一股灿烂之光洒来。 “书之传否，所谓文章公器，非戚族阿好所能左右。”（清·余景和《诊余集》序）我与大明君虽有师生之称，却无师生之实。多年来交往情深，缘于他曾是河南省中医学徒班的高材生，我曾是这个班的管理者，但我所管理的并不是他所在的那个班。他们这批学徒不仅大都多才多艺、品学兼优，而且后来还大都成为具有中坚位置的“铁杆中医”，我与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情感。欣然为这本书作序，非谓仅与作者的这种关系所动，而实乃有感于是书之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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