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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粵之唇齿”之称，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因古代军亊政治而起，对于一个农耕社会来说，这恰恰又是物资集散的最佳区位。明清两代，安顺得黔省天时地利之先，居于中而雄其上，自清末咸同始，这“商城”的名声一直在省内延续。 形成商城的要素很多，商路就是商城的命脉。当我们把眼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年代时会发觉，对于素有“山国”之称的贵州来说，构成商路的历史就是先人对这片土地的征服史。 在安顺这片土地上，通向外界的路，最早出现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为扩张领地，庄矫经黔入滇，一条路自东北面的楚国沅辰之地蜿蜒而来。从湖南芷江入黔到云南。贵州留下三个地名：且兰、夜郎、宛温，其西段就是今天横跨安顺地域的滇黔大通道的雏形。 一条征伐之路或可为人与物的流动提供条件，但并不等同于商路的发端，真正透出商贸讯息并由此而引发的路的历史记载，则是从汉武帝时期开通西南夷道开始的。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国未说服其归顺，却意外在番禺（今广州一带）吃到一种叫“蒟酱”的食物，并打听到这种食物产自巴蜀（今四川），经由夜郎国销至南越。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蒟酱，多持窃出市夜郎。”也就是说，唐蒙归来经询问证实，四川商人已经把生意做到夜郎国，而且夜郎已有交易场市。再从夜郎沿牂牁江南下可达南越。唐蒙遂向汉武帝提出开通西南夷道，取道夜郎国，征服南越的计划，拉开了西汉王朝与夜郎国的百年历史。由此可见，作为食品的蒟酱已经作为商品出现在汉代的夜郎国并远销南越，蒟酱所经之路也就成了商路的最早推衍。 之后，唐蒙率数万人修路入夜郎，以征南越国。二十年后，汉代王者之师到达今安顺，置牂牁郡，宁谷的古汉墓群遗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到了唐宋时期，形成通往安顺的商路，是从“南宋买马”这段历史开始的。 在冷兵器时代，马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历代王朝均以马政为要，而宋代尤甚。前后三百年间，宋因与辽、西夏、金、元的对峙，一直没有摆脱战争环境，北方游牧民族善骑射，朝廷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与之抗衡，这就得大量用马。宋室南渡后，北方五路俱陷，马道断绝，另辟马源为急政要务，于是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开广西马市，所买之马时人谓之“广马”。 “广马”并非广西所产，而是来自云南大理国，为武装军队首选，但鉴于唐代南诏国的历史教训，南宋却不愿与大理国直接成交，而是迂回绕道，在广西开设“买马经略司”。这样一来，大理马只好转手于地方氏族方国自杞、罗殿、毗那等输至广西。
在南宋时期，西南最大的土著政权首推大理国，其次便是罗殿国和自杞国。据《元史》、明《贵州图经新志》等典籍记载，今安顺西南、镇宁、紫云、关岭均为唐宋时的罗殿国地。南宋淳熙年间(1147-1189年)周去非所著地理专典《岭外代答》，记录了从广西通往罗殿国买马的里程方位，很明显罗殿国马市就在今安顺市一带，往西则为自杞国，即今黔西南地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罗殿国、自杞国就成了南宋买马路上的重要转运站。
据《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记载，从广西北上进入罗殿买马的路线，主要有二条： 第一条：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出发，一程至古天县（今田阳东）一程至归乐州、唐兴州（均在今百色）一程至七源州（今百色与凌云间）然后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妹蛮，一程至砂蛮，一程至顺唐府。凡十九程至罗殿国地（今安顺）。 第二条：广西宜州（今广西宜山）出发，西北行，先经黔桂边境的抚水、茅滩、荔波再经今平塘、惠水一带达于安顺一带。 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使安顺成为南宋买马的重要马市，几乎垄断了大理马的外销渠道。安顺一带马商云集，成为跨省商人贸易、交换各种物资的场所，打破了贵州长期的封闭格局，单一的农业经济注入了商品经济的因素，这对后来安顺发展成为贵州重要物资集散地有着重要的先导和基础作用。 南宋自开广西马市，大大缓解了马源紧张的被动局面，从高宗绍兴二年(1132) 起，至1273年蒙古灭金后进入大理，起码在百来年的时间里，每年均有良马上调，少则1500匹，多则达3000匹。对南宋长期维持与金国的对峙起到重要作用。 到了元代，经济和文化有了发展，出现了地域之间的交流，朝廷为加强对地方的操控，驿道的设置也就随之出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今贵州境内有四个地方设驿站，即普安（今盘县）、东罗番（今双堡）、贵州（今贵阳）、葛龙。到了元代大德七年（1303），普定府改普定路，置所在羊武（今西秀区扬武），以此为中心形成数条道路，有羊武至旧州、羊武至广顺、羊武至紫云火烘、羊扬至关岭花江、羊武至普定沙家马场等。连接这些道路的是大大小小的场市，羊武也就成了普定路从对外连接的重要枢纽。 商贸的发展总是与驿道的兴废密不可分。到了明代，经过调北征南，今天的安顺城在一个叫阿达卜的地方建立。权力中心随着改朝换代迅速转移，在普定卫刚则建立不久，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即命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架桥梁、通道路，经普定卫修通滇道，沿途设驿站。安顺府辖地内渐至形成七驿：普利驿、平坝驿、安庄驿、坡贡驿、郎岱驿、毛口驿。同时广开场市，嘉靖《贵州通志》即有安顺牛场(今体肓场、实验学校一带)的记载。到了万历朝，场市已遍布城乡，驿道随及成为商路主干，以安顺为中心地域间的商贸也随之活跃起来。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4月20日，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一路风尘走进安顺城，在他的《黔游日记》中留下了“市集甚盛” 这一西南商城的最初印象。 30年后，到了康熙九年(1670年)，许缵曾的《滇行纪程》这样来描绘安顺城：“城围九里，环市宮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估人云集，远胜贵阳。” 许缵曾为清代顺治朝进士，340年前留下的文字，第一次将安顺商贸名冠全省的说法定格在更为久远的年代。 清代是安顺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道光朝就有省外商户进入安顺的记录。在《安顺、黎平府公牍》知府常恩给云南巡抚张日晸的书禀稿中，陈述早在160多年前象安顺这样的城市，就以对外商贸税收维持官府的运行，这些商户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广西、广东，云南。一旦天灾人祸发生，商路不畅，税收萎缩，官府支度必然吃紧。 从《安顺、黎平府公牍》所反映征税看，当时安顺商贸已遍及府域，主要涉及的商品有食盐、棉花、布疋、縀、铜、铅、红白糖、牛马猪羊、硃砂、淸油、桐油等，其中又以食盐、棉花和布疋的贸易量最大。 咸丰同治年间，随着遍布郡域的手工纺织业的兴起，安顺的商贸大多以布匹为主，民间买卖绵花集市最为繁盛，从安顺城到各县市场皆设有花街，为买卖棉花之定所。 到了光绪初年，鸦片行销，安顺商业活跃起来，两湖、两广商人联翩而至，洋纱进入安顺，销行益广，每月市面买卖竟达500余箱，为全省销场之冠，辐射至安顺各县和织金、大定、大方、水城等地，设行号者从十余家扩展至数十家。自此之后，商贸之风大开，省外商人先后来到这里，环顾市面，不仅省外之货纷至沓来，东洋、西洋外货也渐输而至。光绪朝中期，安顺商贸中心的格局渐至形成，通向安顺的商路主要有六条： 一是东面由湖南常徳经本省玉屏、镇远、贵定至安顺； 二是东北面由四川重庆经桐梓、遵义至安顺； 三是东南面由广西梧州经独山、都匀、惠水至安顺； 四是南面由广西百色经兴义、兴仁、贞丰至安顺； 五是西面由云南昆明经盘县、普安、晴隆至安顺； 六是北面由四川泸州经毕节、黔西、织金至安顺。
外商的进入，形成各类行业商号，主要有：
纺织服饰业：有洋纱号、布匹号、绸缎号、棉花店、皮毛庄、颜料庄等。洋纱有四条来路，包括湖南、四川、云南、广西，多为广东、广西商人设商号经营。绸缎布匹种类盛多，有由四川进入者，苏杭进入者，两广两湖进入者。布匹多为江西商人设号经营，绸缎多为四川人经营。其它棉花、皮毛、颜料多为本地商家经营。 饮食业：有油店、盐店、京果海味店、糖业烟酒店、米粮店、米粉豆粉铺、荸荠粉铺、糖果糕点铺、酱油铺等。盐店多为四川人经营。京果海味店多为两广商人经营。糖类的输入有云南洋冰糖、白糖，昭通一路为瓦耳糖。四川、广西也长年有冰糖、白糖进入经营。其它如烟酒店、米粮店、荸荠粉铺、糖果糕点铺、酱油铺等多为本地人经营。 日杂百货业： 有山货号、洋货号、瓷器铺、杂货店、钟表铺、煤油铺、铜器铁器铺、纸铺、伞铺等。洋货号、山货号多为湖北人经营，杂货店多为湖南人经营，瓷器铺多为安徽人经营，钟表铺多为广东人经营，煤油多由两广、上海输入。其它多为本地人经营。 医药业、典当业、钱庄等在安顺多家，执此数业者多为外省人。 《续修安顺府志辑稿》这样描述清代光绪年间的安顺城：“四通八达，商贾辐辏；纱罗绸缎，光怪陆离；洋货匹头，争奇斗艳；商业之盛，甲于全省。”。 可以想象，随着这一大型物资集散地的渐至形成，东进西出的商家，南来北往的贾人，都不约而同地以此为经营之所，发祥之地，条条商道连接着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 安顺，成了翹首千里，名符其实的“旱码头”。 民国初期，地方传统贸易也发生了变化。外来资本和商品的大量输入，极大的刺激了安顺交易市场，不少商家吸收了现代经营理念，外査商情，内征出产，另辟利源，打破地方传统贸易格局，且能与外商针锋。其中两项土特产猪毛和牛皮的开发和外销尤为典型。猪毛销往广东，因获利颇厚，设庄采办者迅速集结，每年猪毛出口竟达七八万斤，牛皮一宗比猪毛获利更大，以至安顺成了西南地区牛皮加工和行销的最大市场。 土特产品也开始输出外销，有“三刀”、荸荠粉、斗笠、月琴、皮包肚、牛毛毯、草席等。据《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记载：安顺荸荠粉曾上贡京都，及至民国初年，以“贵州安顺特产”之名，每年行销省内外10至15万公斤，被征集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获得铜奖。 外来商家的不断进入和本地商人广开商路，使安顺在进入民国后仍然保持发展势头，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安顺城计有洋纱店35家、京果店35家、绸缎店27家、土布匹头店48家、杂货店30家、山货店12家、药材店19家、钱庄8家、米店40家、油店30家。交易总值仍为全省之冠。 以大十字为中心，商号店铺向东南西北四大街伸展开去。东街多为绸布店，百货店，帅灿章的生茂百货店即在其中。洋纱店集中在西街东段，东起钟鼓楼，西到财神庙。北街口南段主要是食品应试果店，街口处就是孙起延开的“延兴和号”京果店旧址；北街中段，南起炮台街口，北至马房门街口是小布店集中之地。大街上，白天熙熙攘攘，晚上煤汽灯雪亮，一派兴旺景象。 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同业公会出现，之后逐步发展，安顺商会成为安顺的最大民间组织。省外商家也先后成立同乡会组织，有了湘鄂会馆、两广会馆、四川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 抗战之后安顺商业进入一个特出的繁荣时期，随着国民政府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商业市场随之向西。到四十年代日寇的前锋打到贵州独山，贵阳遭到空袭，贵州市场更加向西移动，不论南来北往，还是东进西出，车辆、马帮都要在安顺客马店吃往、中转，安顺成为战争时期的商业中心，城区发展为37个工商行业，铺面商2127户，摊贩662户，批购零销坐商274户。还有流动的行商，更是无法计数。 这一时期，安顺政治、军事、教育均有突出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纵横捭阖，争胜省内外。安顺商业进一步拓展，出现了一批名牌店号、富商巨贾，经营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伴随着地方工业、交通、金融、城市人口的发展以及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安顺商业进入了现代行业管理，垄断竞争的时期。 条条商路给民国时期的安顺带来了繁华，沿着这些商路，安顺也一步步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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