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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生就是去死。生就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而且每时每刻死亡都可能来临。
西方通过宗教改革已经把上帝从彼岸归于人心。上帝不再是死后才能见到的，上帝就在心中，所以彼岸世界、死亡变成了此生的一部分。新教徒往往有一种在生活中修道的思想，体现在完成上帝的使命，接近上帝，不一定要等到来世。所以上帝和彼岸成了人们生活中的良心。康德就有这样的倾向：上帝并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什么神，而是我们人自己内心的一种寄托，一种假设。我们假设一个上帝，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假设来做一个好人。设定上帝对人的报偿使我们人可以持有一种希望，这希望其实不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幸福，而是为了人在人世间能够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所以这样一种把生和死合为一体的倾向，使西方人更加深入地讨论了生死关系问题。死并不再是另外一种生，而是与存在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虚无。存在本身包含虚无，虚无也是一种存在。也就是说，死亡就是一种生活。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生，每时每刻都在死，死亡就渗透在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要想到“死”，这样就会有生的动力。据说蒙田有一天跟他的朋友在外面散步，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急急忙忙就往家里跑。他朋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追到他家里，看到蒙田拿笔在一张纸上面很快地写着什么。朋友就问他：“你干嘛拼命地往家里跑？”他说：“我在路上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想把它记下。”朋友说：“你回来记不就得了吗？跑个什么呢？”他说：“我如果不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怕我这时突然死掉，那就太可惜了。”我今天也劝年轻的朋友们，不要把理想放到未来，现在就要动手做最想做的事情。因为人随时可能死啊！如果不着手，可能就晚了，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到了现代，西方哲学更加把这个思想扩展开来，像海德格尔、萨特、波伏娃这些人，把死亡的意义放到根本的地位上。就是说，没有死的观念，没有死亡意识，就不知道怎么生活。波伏娃有一本书叫做《人都是要死的》。大家都比较熟悉她的《第二性》，对女权主义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人都是要死的》这本书注意的人不多。“人都是要死的”，通常认为那是人的有限性，当作是缺陷，其实不是。这是人高于神的地方。神就不能死。斯多葛派早就说过：“自杀是人的特权。”动物不能自杀，神也不能自杀，只有人可以自杀。波伏娃就说，人的死亡使人高于神。为什么？她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说中世纪有一个人从炼金术士那里得到一瓶长生不老药，他把药喝了之后果然从此不会死了。所以他就一直活着，活了好几百年。当他活到一两百年的时候就有点不耐烦了。
而且他永远是那个年纪，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要谈恋爱啊，他每次谈恋爱都要说千篇一律的话，什么“永不变心”啊，“海枯石烂”啊，都是假的。女友都巳经满头白发了，他还是三十多岁，他明知不能白头到老，几百年来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女友。所以他也得不到真正的爱情。 他想干事业，也干过一些事业，帮助一个国王推翻另外一个国王，帮助人民起义，成功了，人家都说他勇敢，他自己清楚一点也不勇敢，无非是他不必怕死么！可后来也干腻了。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他的英雄主义而改变，无非就是王朝更替嘛！扶上来一个人也不见得就比另外一个人更好。所以他就越变越懒，总是想睡觉。
有一次一觉躺下就睡了六十年，醒来以后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变。因为他有的是时间啊！他要干任何事情都有时间，他就不必急于去干了，所以他变得很懒。他总是可以往后推，没有任何干事情的冲动。因为他不死啊！如果你想到人生苦短，人只有几十年，我现在不干，以后就不能干了，那将爆发多大的创造力啊？ 人的创造力是逼出来的，特别是由死亡逼出来的。死期已近，比如说还有二十年、三十年就要死啦，现在不干就迟啦！那每个人都会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去干最大的事业，去干最想干的事情。但如果一个人不死的话，反正有的是时间，他干嘛去急着干什么事情啊？他不会想到去干任何事情，而且干任何事情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人如果不死的话，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甚至没有生活的动力，他恨不得自己死！但是又做不到。因为他吃了不死的药，丧失了自杀的特权。所以他很羡慕那些有死的人，他们活着多么兴致勃勃，急急忙忙地去干自己的事情。海德格尔也是这么说的：“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死亡对他是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是一个底线，但也是个目标。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会死的，他就有了生活的目标，就能够对自己的一生加以筹划，加以设计。他最终要成一个什么人，全部由自己筹划，当然可能做不到，但不要设计那么高嘛！设计自己能够做到的，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能量、可能性发挥到极致。有死的人使人生成为了个体，成了有意义的“一生”。如果没有死的话也就没有什么“一生”了，跟自然现象差不多。但如果有死的话，那就有“一生”，这“一生”是自己计划的，可以用它来实现最大的可能性。而中国人呢，它并不是把生死看作是个人的事情，而看作是身外之事。我的生不是我要生的，是我父母生了我。你要是问父母为什么要生你，父母就会骂：你这混账东西！但是这样的问题很合逻辑啊，当初出生不是我的自由意志嘛，怎么要由我负责呢？父母就会说：“我们生了你不是恩典吗？你不是应该报答吗？”有什么好报答的？你们生了我，我有什么好报答的？我只不过被你们生下来了而已。所以这个“恩典”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但在情感上是成立的，因为父母生了你以后，养育你，呵护你，使你免受伤害，建立情感。真正说得上有恩典的话，在这方面还可以说一说。至于生育这东西谈不上什么恩典，也可能是一次偶然机会生下了你，要感谢还不如感谢偶然性。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父母是有恩典的，生你就是对你有恩。生不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你身外之事，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讲“生死置之度外”，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来了就来了，死了以后，就当休息了。儒家特别强调死亡具有“息”的意义。“息”就是“休息”。很多儒者把这个“死”和“亡”用“息”来代替。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是用“没”来代替“死”。“没”就是没有了。“存”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吾顺事”，按照应该这样顺着去做事，但是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就安宁了，休息了。因为死了以后摆脱了生的义务，生的义务是很沉重的。中国人对生的观念就是一种义务观，到死了以后摆脱了义务，那就是寿终正寝了。所以这就叫做“死得其所”，就应该放心了，否则的话就“死不瞑目”。所以中国人对于死亡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要“正死”，而不要“横死”。什么叫“正死”？就是完成了使命，一生一世没违背自己的义务，做了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正死”。其中没有受到偶然因素干扰，比如说活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嘛！活到六十岁就差不多了，就已经是“正死”。如果十几岁二十几岁还没有来得及承担义务就死了，那就叫“横死”，或者叫“死于非命”，不是“正命”而是“非命”。到了宋明理学，他们把道家的生死观跟儒家生死观结合起来，认为人生如果把身体融化入万物之理，那么虽死犹生。这吸收了道家一些观点，就是说，死就是生，没有截然的界限。死了以后，只要天道还在，理还在，生命就还在。因此，在中国人来说，骨子里怕的不是死，而是人世间的义务没完成。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认识到人和自然本来就是一体的，无所谓生死，那就不怕死了。所以中国人是不怕死的，死对中国人来说损失不大。中国人太多了，死一个人简直太容易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要计划生育嘛！多年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讲瑞典小学生的死亡教育，老师带学生去参观太平间，摸死人。赵忠祥做解说，说他不主张这样做，让孩子过早地知道这些事。确实，中国人很少想到死，中国人不怕死是因为不去想它。所以死亡对于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也形不成一种刺激，对于人生的动力也形不成一种力量。中国人的生活，缺少像西方人那样的独创性，都是采取一种比较平和退让、顺其自然的方式在世界上生存。当然也有些人要干出一些事情，但是干出的事情都是前人已经做过的，前人已经有榜样的，天理和天道已经规定好的。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讲的主体能动性就是这个。“天行健”，所以君子才自强不息，也就是按天的运行那样去做，但是离开这个榜样，就缺乏一种个体的独立性。总之，中国人的生死观，缺乏西方那种个体独立意识，也就缺乏一种自由的，个人的追求动力。如果把死亡看作纯粹个人的，孤独一人面对死亡，就会有一种恐惧，畏死，而且经常想到死，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或是心理有毛病。一个人一天到晚老想到死，那不是有神经病吗？或者是怕死怕到这个程度？其实不是的，从哲学的角度讲，怕死是一种境界，畏死是生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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