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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古人的正经坐姿是跪坐式，双膝着地，臀部坐在足跟上。 这种坐法膝盖和小腿十分遭罪，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胖子，膝盖还可以垫着褥子，小腿很快就会被体重压得酸麻胀痛。想想古代当官也不容易，上朝一坐就是几个时辰，如果遇上正日、元日的朝会，一坐一整天，还不能懈怠，因为会有谒者在旁边监视，稍有不对，就会被谴责为“失仪”。不过受罪的不止是臣子，皇帝也是如此，秦始皇、汉武帝都得跪坐着面对群臣，遇上皇帝犯懒，就要琢磨着怎么样才能不上朝，芙蓉帐暖度春宵了。 
跪坐符合“周礼”的要求，《礼记.曲礼》里说“坐毋箕”，意思就是说坐着不要两腿叉开像个簸箕。两腿不准叉开，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连裆裤发明得晚。 远古的先人先穿树叶兽皮，后来有纺织品，先是穿“贯头衣”，就是拿一块布中间剪个洞，往身上一披，脑袋从洞里穿出，拿根带子在腰间一系。再往后，随着技术进步，风格最终定型为上衣下裳，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裳底是光屁股的。有一种保护小腿的胫衣，后来逐渐发展成裤子的雏形，但却是开裆的，遮不住生殖器。以这样的衣着，如果箕坐在地上，生殖器躲在裳下就像大炮一样冲着对方，两个人谈着正经事，一低头看到丁丁……这画面太美，让人不敢想。因此当然要禁止箕坐。《礼记.曲礼》里说“暑毋褰裳”也是这个原因，一撩下裳，丁丁就要露出来透气，所以哪怕再热，也必须闷着。 
到了秦汉以后，虽然最早的连裆裤“禈”已经被使用，但是似乎没有被广泛使用。直到三国时期，许允任中领军,得知大将军司马师下令逮捕李丰，“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中道 还取裤，丰等已收讫”——许允不穿裤就出门，自然是因为外面还有袍服遮着，但这事也说明当时穿不穿裤子全看心情。既然这样，那就只能继续跪着。 再后来北方游牧民族与汉人或战或和，除了带来死亡，也带来了几样生活必须品：合裆裤、胡床。前者在南北朝后期已经被世人普遍接受，穿在袍服之内，消除丁丁出来放风的威胁，后者相当于今天的小马札，逐渐演变凳子、椅子。到了五代、宋辽时期，高脚的凳子、椅子已经取代筵、席、坐榻，成为每户必备的家俱。臀部着凳、双腿自然下垂的坐姿成为人们生活常态，跪坐式被彻底扬弃。 椅子取代坐榻、高坐取代跪坐，除了因为东晋南北朝胡人的统治冲刷了华夏旧礼，更重要的原因是后者更加舒适，更方便于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椅子的制作材质只是普通木材，椅子的制作工艺也并不复杂，为什么它要等到公元九、十世纪才被普遍接受？那时候人们已经跪了好几千年。 原因不是先秦古人膝盖硬、跪不疼，而是受限于另外一项安身立命的技术，建筑。 祖先们最早居住的是山洞，所谓“上古穴居而野处”，从山洞里出来后，搭建了茅草屋，所谓“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茅草屋有方形地基的有圆形地基的，方形地基的做法是砍几根大木头，捆成长方体的骨架立在地上，顶上覆盖茅草，四周或用茅草、或用湿泥围成墙；圆形地基的作法砍一根木头立在地上，用茅草覆盖，呈圆锥形，或者是砍一根或几根木头立在中间，外面再立一圈短一点的木头，顶上覆盖茅草，周围湿泥围成墙，上面呈圆锥形下面呈圆柱形。 
无论方形地基、圆形地基，茅草屋的占地面积一般都在10平米-20平米范围，最大的在40平米左右。由于木材和茅草都容易腐烂，考古学无法发现茅草屋的实物，不过茅草屋的形态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野营帐篷，可以想像其室内空间是十分逼仄，成年人需要弓着身子活动。在这样的空间里，就如我们进帐篷一样，坐在地上或者卧着是最舒适并且方便的。为了拓展室内空间，古人想到的办法在地上挖坑，不过效果有限。 这种居住环境持续了很长时间，到所谓的三皇五帝时代依然如此。战国末期李斯说“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战国时期的一尺约等于0.23米，也就是说尧帝的正堂层高也只有0.69米左右。 直到周代，古人建筑的层高依然很低。据《考工记》记载，“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周代的一尺约等于0.20米，九尺为一筵，一筵相当于1.8米，换算下来，周代的明堂东西长16.2米、南北深12.6米、高1.8米，这面积还不如我们公司的会议室大，这层高只有今天商品房住宅的60%左右，现代人走进这种火柴盒似的屋子，估计都会感到窒息。 所谓“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明堂是天子崇敬神灵的重要场合，它的层高也只有1.8米，那普通民居就更不用说了。影视剧里商、周时期的居室宽敞明亮，那是扯淡。商、周时期无法做到华屋广大，显示尊贵的方式是修筑高台，商纣王建鹿台，据说“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以当时生产能力，这样的工程实在劳民伤财，因此成为纣王的一大罪状，被后人吊打了几千年。筑高台的习惯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比如魏王曾打算筑“中天台”、燕昭王筑招贤的“黄金台”等，后世设坛的习惯可能就是由筑高台演化而来的。 其实那几千年里，建筑技术一直在进步。商代时，夯土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夯土被运用于修筑高台、宫殿地基、城墙；周代时，砖被发明并且运用于建筑；东周时，抬梁式木构架技术逐渐完善，加上斗拱的发明，使得春秋战国以后的建筑越建越大、越建越高，不仅修宫殿，还修出楼台、飞阁。汉武帝的建章宫“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左凤阙，高二十五丈；右神明台，门内北起别风阙，高五十丈，对峙井干楼，高五十丈。”一丈为十尺，西汉的一尺约等于0.23米，五十丈的高楼约等115米。 虽然建筑的高度升上去了，但是席地起居已经成为传统，并且还被写入《礼记》。一入《礼记》，事情就变得复杂，提高屁股海拔就不仅仅是改变生活习惯的问题，而会上升到“你是不是遵守礼法”这个高度。 因此，尽管那时候的古人在野外找个石头、木墩坐下，脑子里或许也会闪过“哎哟！这样坐着蛮爽！”的想法，但他回到家，该跪还是跪着，是不会动起改造家俱这个念头的。东汉时期胡床传到中原，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还喜欢吃胡饼；曹操、曹丕父子曾坐在胡床上打仗、打猎；西晋时胡床流行于上层社会，“贵人富室，必蓄其器”——但这都不是用于正式场合。 直到北方游牧民族杀进中原，情况才有了改变。那些异族人可不管这些古怪规矩，北魏皇帝就是高座着听政的，“在殿上，亦跂据”；侯景占领建康，“床上常设胡床及筌碲,著鞋垂足坐”。经过了南北朝，高坐已然风行于世。 唐代时，虽然正统的坐法仍然是跪坐，但凳子、椅子已经十分流行，大有小妾得宠、逼宫正房之势。但最终逼宫成功，则是在五代、宋辽时期。 
由此感叹一下日本人用情不恒，如果你们不仅学习唐朝，还接着学习宋朝，那么今天就不需要再跪榻榻米，膝盖得少受多少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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