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神圣同等至尊，但在他者被虚拟之时，神圣隐迹，神话的暴力通过形象而广为散播。这就是列维纳斯对于古典形而上学及其后极权政治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当代媒介文化以及新智者、新犬儒一样有效。用布鲁门伯格的话说，“形象专制主义”和“意志专制主义”，一体两面，虽然在克服“实在专制主义”的征战之中功不可没，但它造就了一个封闭空间。“封闭的空间让那种为开放空间所禁止的事情成为现实：意愿的力量、巫术的力量以及思想所期待的效果”(26)。建构封闭空间和突破封闭空间，乃永远是人类假托神话而展开的艰辛志业。“人们仍然必须建构形象以反对恐怖之物，利用想象维持主体的存在以反对陌生隐晦之物”(27)。神话和逻各斯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子虚乌有，“神话本身就是一种高含量的逻各斯”(28)。从柏拉图的“洞穴”神话，到弗洛伊德的“原父神话”，到拉康的“拉美拉”神话，举凡一切不断被重写和不断地被戏仿的神话，都证明“神话是逻各斯的实在”(29)。神话和逻各斯，作为古希腊精神的遗产，同样表现了形而上学封闭性，以及“同一哲学”的暴力。德里达一言以蔽之说：
由于现象学与本体论没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恐怕它们将会变成一系列暴力哲学。因着这些暴力哲学，整个哲学传统也恐怕会在境界幽深处与同一者的压迫以及极权主义沆瀣一气。在古代，光与强权之间暗送秋波，情意绵绵，哲视专制之物与安邦治国之术狼狈为奸，秘密合谋。(30)
神话、逻各斯、古典形而上学、现代极权政治，现在还得加上媒介技术及其虚拟现实，无疑都是某种暴力哲学的载体。当他者被幽禁、差异的权力衰落之时，就有暴力横行。作为古典形而上学暴力的传承者，现代媒介文化的暴力不是神圣的暴力，而是神话的暴力(31)。神圣的暴力实施拯救，而神话的暴力要求牺牲，尤其是要求无条件地牺牲“他者”，将他者置于幽闭的空间而奉献在“同一”的祭坛上。
转向现代媒介文化，体验赛博空间，我们现代人就会对虚拟世界的神话暴力与形象专制产生一种铭心刻骨的感受。齐泽克将赛博空间视为二元势力生死较量的空间：正统基督教和异教灵知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与西方佛教，古典人文主义与现代媒介文化，启蒙与神话，真实与虚拟，彼此对立而又互相纠缠，在这个空间不即不离，不离不弃，难解难分。在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历史理性之外，明白无误地生成了犬儒理性和赛博空间理性。关涉于虚拟世界的神话暴力，“赛博空间理性”乃是同肉体的命运纠结最深的悖论。换言之，赛博空间理性，在媒介文化语境中滑稽地再现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每一个赞成赛博空间的人都对虚拟世界之中为影像所折磨肉体深表忧虑。他们不断地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完全忘记肉体，千万不要把肉体完全交给虚拟世界的影像。我们应该定期从对于赛博空间的沉迷之中返回到切实的肉体经验，从性爱狂欢返回到慢热锻炼，从而确知自己依然扎根在“真实生活”之中。我们绝不应该变成虚拟之物，如浮萍漂流，从一个虚拟宇宙漂向另一个虚拟宇宙。“我们‘真实生活’之中的肉体及其终殁性，构成了我们生存的最终境域，构成了最终最内在的不可能性，而这种不可能性又反过来支持我们沉迷于一切可能的多重虚拟宇宙”(32)。可是，悖论在于，越是想逃离赛博空间，肉体在赛博空间之中也就复仇归来：在流俗认识之中，赛博空间就是露骨的色情文艺，而露骨的色情文艺也被认为是对赛博空间的流俗应用。然而，神话的暴力就淋漓尽致地挥洒在赛博空间之中：我们在赛博空间之中漫游，我们在虚拟世界之中漂浮，而感受到字面意义上的启蒙，窥见了“存在之光”，而感受到轻省惬意，但这种快适之美感却不是没有肉体的体验，而是占有另一具肉体而产生的体验。这另一具肉体便是他者的肉体，清虚无形，虚拟无质，空灵无量，这一具肉体不会把我们禁锢在无生命的物质和物质的有限性之中。那是一具天使般的幽灵肉体，一具可以人工再造和人为掌控的肉体。赛博空间就充满了一种神话的暴力，而指示一种转向，一种否定之否定，渐渐发展直至我们的经验支离破碎。首先是文字代替口语，然后是印刷媒介、大众媒介以及当下的电子虚拟，神话暴力在形象幽闭的阴影之中恣意散播。
在赛博空间，神话的暴力甚至还带有一袭温柔，我们仿佛回到了肉体的直接性，但这是一种神秘玄奥的虚拟直接性。在这个意义上，赛博空间重现了上帝缺席而鬼魅横行的景观，标志着灵知主义战胜了基督教正统，多神论审美主义战胜了一神论神学专制主义，虚拟相对于真实具有最后的合法性。灵知主义，在现代媒介文化语境下获得了一种更精准的定义：“它是一种‘灵性化的唯物主义’，其主题并不直接就是更高更纯粹概念上的实在，而是‘更高’的肉体实在，一种鬼魅阴影和死而不朽的实体之源始实在。”(33)在赛博空间之中，肉体的命运就在于它不可避免地成为神话暴力的牺牲品。我们不仅失落了直接的物质性肉体，而且还深信从来就没有这种直接的物质性肉体。肉体之自我体验永远已经是一种幻想建构的实体之体验。不错，赛博空间开放了一个无限选择的未来，形象的专制主义统治着“新的综合器官的表象”，但恰恰掩盖着相反的方面——一种闻所未闻的极端幽闭与监禁。顺着赛博空间理性的逻辑，我们不难看到，现代媒介文化之中神话暴力不仅牺牲了他者，而且还直接牺牲了直接的物质性肉体。这就是现代媒介文化向我们许诺的实在世界。将实在化为形象，将形象变成影像，将世界变成虚拟，将心灵变成数码，赛博空间理性一方面在拼命地避免“历史的终结”，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比任何实际的囚禁都更加令人窒息的囚禁(34)。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新时代运动”与宗教的回归，解构主义以及对解构的解构，赛博空间之中永远在上演着神话暴力的戏剧。没有史诗，只有神话暴力的史诗。神话暴力不仅指向他者，而且更犀利地指向了自我。
临近结尾，笔者想利用几个电影文本来诠释虚拟世界自我指向的神话暴力。香港电影导演吴宇森的作品《变脸》(1997)就为媒介文化语境中的神话暴力提供了一个影像隐喻系统，甚至对列维纳斯的伦理诗学展开了隐微的质疑。反恐警官和变态狂人互换脸皮，而陷入了一场死亡游戏，神话暴力恣意挥洒。戴着反恐警官面皮的变态狂人就是神话暴力的化身，他将他者推进了监狱，占据了他的岗位，侵入了他者的生活空间，包括在肉体上与他者妻子的性交。意味深长的是，这种互换面相而角色移位的死亡游戏表明，在实现幻想的虚拟世界中，一切神话暴力都指向了自我。反恐警官与变态狂人之间的生死较量，乃是拉康的“镜像关系”以及列维纳斯的“实在与影像同时共存关系”的完美隐喻。较量双方都是在同自我的镜像进行殊死搏斗，一方给另一方的致命打击都是对自己的致命打击。当神话的暴力指向自身，交流就陷于空前的绝境。虚拟世界不仅要求牺牲他者，而且还要求牺牲自我。他者与自我一起牺牲，于是天空地白，星球一派肃杀。
瓦乔夫斯基兄弟(Wachovski brothers)于1999年至2003年制作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堪称科幻影片的经典之作，演绎了虚拟世界的绝境和赛博空间理性的悖论。黑客帝国为什么要建构一种共享的虚拟世界，让全体人类在其中互动生存？也许，更省事的办法可能是，让每一个人只同黑客母体交流互动，以便让他或她所遇到的全人类可能只是一些数码造物。然而，电影艺术没有这么图省事，因为“真实个体”通过黑客母体而互动，则创造了每一个个体独特的“大他者”。这个“大他者”乃是隐微的意义和神秘猜想的空间，连黑客母体也无法掌控(35)。因此，黑客帝国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或者媒介，被还原为其功用仅仅是为不可掌控的“大他者”提供物质支撑的网络。在《重装上阵》中，胜利在望的反抗者却功亏一篑。黑客帝国的设计者告诉反抗领袖尼奥：请不要低估了黑客帝国的伟大，你们的每一次反抗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这是一个连莱布尼茨都必须赞叹的预定和谐宇宙；锡安山基地，尼奥以及你所领导的起义者，都是设计好的程序而已。黑客帝国是一个封闭的单子，其预定和谐会将任何一种激越的反抗变得微不足道，而反抗之中一切暴力都是针对自己的暴力。世上没有了敌人，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自己。而每一暴力之举，都是自虐表现的自恋，目的在于引起他者的焦虑与震惊。
几乎是戏仿《黑客帝国》，韩国电影导演奉俊昊(Bong Joon-ho)制作和导演的科幻动作影片《雪国列车》(2013)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神话暴力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影像隐喻。永动机驱动的雪国列车是一个喻依，其喻旨却充满了歧义：或者是历史理性，或者是极权政治，或者是科学技术，或者是原始欲望。列车上壮怀激烈的反抗，表面上是指向极权统治者，其实是指向反抗自己。与《黑客帝国》同出一辙，列车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充满嘲讽地教训反抗者：列车上每一次叛乱都是预先设计的，所以反抗者屡战屡败，永无获胜的可能。列车必须永不停息地行驶，反抗也必须周而复始地发生。正如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预定和谐以至于难以忍受的赛博空间，列车、统治者和反抗者都把神话的暴力实施在自己身上。列车上的乘客没有归途，因为归途就在其不停的行驶中。反抗首领及其领导下的反抗者，最终都是工于言辞的新智者和自伤自残的新犬儒。也许，这是媒介文化语境下被恶化了的人类命运。指向自我以及指向他者的神话暴力，都不是救赎的力量，甚至拒绝担负存在的使命。
,The Plague of Fantasies,New York:Verso,1997,p.132,pp.131-132,p.199.
,On Belief,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11,p.54,pp.54-55,pp.5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