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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公布的2013年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显示，各级政府总计资产总额112万亿，负债额56万亿，负债率50%，接近60%这个国际普遍认知的一国负债率警戒线，且同比负债增速达到约20%，超过资产增速一倍。单从数字上看，中国政府似乎“债台高筑”。然而，笔者认为，若仔细分析这些数字背后的动因和投资效果，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从负债结构上看。政府负有偿债责任，其他政府债，社保基金缺口三项合计约40万亿，大体上可看作地方政府行为发生的债务额，约占负债总额的71%，可见政府债的“大头”落在基建和民生上。如果再加上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合计约50万亿，占负债总额约90%。政策性银行支持国家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作用突出，贷款质量也优于商业银行。 二是从地方债发生的动因上看。以市县两级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之所以大规模举债，主要由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所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融资平台，以土地财政为依托，发债筹集建设资金。 三是从产生的效果看。地方债是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性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虽然中国经济现仍处于筑底过程中，但无论是在一二线地区，还是三四线城市，甚至在许多乡镇，我们都能看到大规模的建设成绩，城市市容和农村村容日新月异。这些变化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恰恰是地方政府借债搞建设的结果。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政府举债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果，中国的地方债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 四是从负债的风险管控上看。大规模债务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需求所致，政府债往往会在建设过程中转变为资产，而不是像欧美举债要么进了“五谷轮回之所”，要么成了祸害他国的炮火。美国在国会玩债务上限的数字游戏不是真正的风险管控，我们也学不来。在我国，负债无论是作为产业发展支撑条件，还是转化为各种产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现金流，总的经济效益必将大于偿债覆盖率。从这次社科院公布的数据上看，历年净资产与GDP皆相当，且同步增长，可见不是“阻尼振荡”，相反会促进经济发展。 当然，一句“风险可以管控”不足以让我们忽视政府债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建设过度，有些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建设过于庞大奢靡。政府卖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并未按规定比例进入社保养老金池子。有些被征地农民花一两万就能进社保池，其收入却未做养老社保方面的“必要扣除”。纳入社保的失地进城农民是原有城镇居民的数倍乃至十多倍，这也是社保基金缺口10万亿之巨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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