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对谈范立欣： 最终，你还是要回到乡下去 撰文：许知远 《水稻棉铃虫防治》，范立欣清晰地记得这部农业科教片的名字。还有那些名字不那么清晰的片子，比如如何防洪救灾、认清与防范台湾特务、为祖国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是 1980 年代的武汉。作为一名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员工之子，范立欣享受到一种难得的特权。他可以每晚搬着小板凳在电影放映学校的二楼食堂看电影，一些时候，父亲还会把放映机拿回家，他一边吃着腊肉炒蒜薹，一边盯着墙上的影像。 “就像是武汉版的《天堂电影院》”，日后，他不止一次这样形容他的童年生活，这是他与影像的最初联系。不过，意大利小城里的托托看到的是一个奇幻、复杂、充满爱情与背叛的文学式的世界，武汉的范立欣面对的则是内容干枯得多的另一个场景。80 年代的中国令人兴奋，在漫长的冰封之后，各种尝试正在展开，弥漫着蓬勃与希望，但所有尝试都带着明显的匮乏、初级、简单化的色彩。不过，这些农业科教片很可能为范立欣埋下了对纪录片最初的兴趣。 一直到 2010 年拍摄完《归途列车》之前，他的经历再平常不过。一个成绩不佳的学生，对电影有兴趣，又无法进入电影学院，成了武汉一所二流大学的英语系学生，度过了轻松的四年时光，谈恋爱，成了一名打口带专家，收集了两千张 CD。毕业后，他原本要成为外贸公司的职员，却意外进入武汉电视台，然后又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前往中国各地采访、编辑新闻故事。 在此期间，中国的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农业改革为发端的变革到了 1990 年代变成了世界工厂的故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城乡的差距、环境污染、伦理的崩溃……但描述这一切的影像语言的进展仍然缓慢。某种意义上，不管是武汉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他们的镜头与口吻似乎离《水稻棉铃虫防治》的时代并不遥远。散布在不同城市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做着松散、片断、孤立的努力。他们甚至不奢望自己的影像能被人们看到，最好的情况是在鹿特丹或是纽约的展映会上放映，被某个国外的公共电视台购买。 范立欣的探索则更加迟缓、三心二意。因为与导演陈为军的同事关系，他成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剪辑，“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第一次进入了国际电影节，他对这声誉卓著的圣丹斯电影节的主要记忆是，还是那家 Panda Express 的连锁中餐厅最好吃。 2006 年，他移民蒙特利尔。这是他性格的一贯延续，想去不同的地方，看不一样的世界。他不认识什么朋友，也没什么钱，住在地下室中，准备接受最不济的结果——成为当地华人电视台的编导。不过，他意外碰到华裔导演张侨勇，于是回到中国参与《沿江而上》的拍摄。三峡大坝的修筑，它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生态后果，激起了世界性的好奇。也是在这次合作中，他获得了新的技能，如何用系统化、组织化的方式制作一部纪录片。如何在他这样的局内人和张侨勇这样的外来者的视角中获得平衡。也是在拍摄过程中，他开始构思《归途列车》。 这是一部以一个从四川到广东打工家庭为主题的纪录片，这个普通家庭也正是中国这个戏剧性的经济故事的缩影，他们代表着其中的希望、创造和财富，更代表着付出的巨大代价。
片子赶上了一个最佳时机。 2008 年末，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席卷世界。 Chinamerica 的这个词正风行一时。倘若银行家们是风暴的一头，中国沿海的工人们则是另一头，他们的命运被生动地连接在一起。巨大的荣誉随之而来，在全球四十多个电影节获奖，其中还包括美国电影工会的艾美奖。 我们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见面。一开始，他的谈话礼貌、诚恳，却有着技术性的熟练，在几杯酒之后，他明显放松、热情起来。 《归途列车》将他推向一个新角色，从一个导演变成了成了一个沟通者。他想让纪录片进入更大的视野，于是拍摄以歌手选秀为主题的《我就是我》。他也开始致力于加深中国纪录片与全球交流，正在将著名的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引入中国。 他很是担心，自己正在远离现场。说起同行赵亮，后者的纪录片作品《上访》，倾十二年之力，其中巨大的耐心，让他钦佩不已。 他坦诚，自己不是个深刻的人，受惠于潮流多于自身能力。他也承认，让他的片子获得认可仍不是视觉语言与思想上的独特性，而是题材的重要性。 我理解他的弱点，我也有同样的弱点。都不是意志绝决之人，希望同时获得的东西太多。这一代人的思维局限，拥有一个巨大的故事背景，但一切太快了，经验碎片化，思想则无法凝固、深入。 《归途列车》剧照 偷走别人的记忆 《单读》：先谈谈你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少年记忆？ 范立欣：我在武昌长大，那里有好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等。但我觉得好吃的、好玩的都在汉口，每次从武昌去汉口，都觉得是一件大事，虽然那时已经十几岁了。记忆最深的是，每次在外头吃喝玩乐，大概已经到晚上，赶最后一班轮渡从汉口回武昌。直到很多年后，我离开武汉去北京，再去国外，轮渡应该算是我对家乡记忆里的一个亮点。只要回武汉，我一定是下了飞机或火车，再专门买去汉口的船票，记得最开始票是五毛钱，后来涨到一块、两块。那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记忆时光，你可以看到江南、江北两岸的变化，不同的季节，不一样的江上雾景，还有不同的年代。 参与拍摄纪录片《沿江而上》时，我和导演张侨勇花了很长的时间待在船上，来回差不多坐了大半年船。自这以后，每次再回武汉，坐轮渡，过去的时空和今天的时空混在一起，加上很多童年破碎的记忆，揉在一起，全在那艘船上。对我来说，武汉的轮渡就好像初恋的地方，跟恋人见面，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故事，只有你自己知道。 《单读》：听说大学时代读《平凡的世界》对你的影响很深？ 范立欣：这本书是我的初恋女友推荐给我看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把那个书拿到寝室，很快就看入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一个农村故事，而我是一个城里孩子，农村好像特别遥远。我一个星期没去上课，就在寝室里面坐着、站着、躺着看书，或者到操场里去边走边看。我完全被它包围，真是一边哭一边笑。看完以后，特别激动，记得正好是下午，大家都去上课了，我从床上爬下来，站在寝室的窗前，沉思了很久。我在想我有没有机会去跟那样一群人真实地生活在一起，去感受他们的经历，也许可以让我自己的生命变得丰富一点。因为我觉得在这儿学的东西太没意思了，而且我已经过了二十年的城市生活，是不是需要跳出现在的生活，去另外一个世界。我当时想要不要退学去农村当一个支教老师，几乎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但大概一两个星期以后，又觉得还不如先拿个毕业证，也许还能做点别的事。
《单读》：书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范立欣：总结下来，是中国农民的命运太多舛了，他们的生命好像尘土、蝼蚁一样，必须要这么坚韧才能够过普通的生活。这本书让我第一次跟中国农村发生了联系，因为之前我在城市里生活，从来不知道中国还会有那样的一半，其实是一大半。 《单读》：那时最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范立欣：我记得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大家开始找工作，也经常在一块喝酒、吃烧烤、谈理想、谈未来。同学们很现实，一次酒醉后，大家都说要选择稳定和温饱，我想这太没劲了，要不然我就拿自己的生活打个赌吧，先实现梦想，再看看能不能实现温饱。我也感谢跟我一起吃烧烤的那帮人，让我在那瞬间变成一个赌徒式的理想追寻者，这个过程肯定很难，可能大部分人没成，最后还是要回归普通生活，我还算比较幸运。 《单读》：你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武汉电视台？地方电视台那种视觉语言，当时给你什么感觉？ 范立欣：地方电视台的视觉话语体系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具有权威性的。我觉得这还是教育的问题，我们都是在一个大的框架内成长，所接受的文化、语态都是服从式的。至少那时候我还没有形成反思、批判或质疑。最初抱着一个虔诚的学习心态，那个过程可能有两三年，慢慢觉得不对劲，整天就是几个人坐在那里说话，摄像机从左摇到右，从右摇到左…… 我就开始想有没有其他的影像表达方式，我那时候在对外部工作，办公室正好跟武汉电视台的纪录片部门在一起，我就经常跑去跟那些老师学习，后来就碰到导演陈为军。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我刚拍了一个东西，你愿不愿意来给我做剪辑，也就是找一个小童工，我就特别兴奋，那可能是我最早接触的所谓独立纪录片。然后我花了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奔腾三电脑，开始剪片子，一个关于艾滋病家庭的故事。陈为军导演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断断续续拍了这部片子，我们两个花了十个月时间反复磨，剪辑的过程也让我第一次直接上手探寻另外一种影像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跟生命发生关系的，是不同的语态、语境的可能性。 《归途列车》剧照 《单读》：那你需不需要寻找一些参照语态，比如类似的纪录片？ 范立欣：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很难在武汉看到独立的纪录片作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周浩的《镜像中国》，每天读他的文章，还看国内的《三节草》、《龙脊》，都是能在电视台片库里找到的带子。当时几乎是摸瞎做的，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单读》：在剪辑过程中，当你看到大量的素材，对你的内心有怎样的冲击？ 范立欣：一听到艾滋病题材，我必须承认， 20 岁的我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哇，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到剪辑的后期，把这个故事构建好了以后，我才理解到这个片子真正的内核是生命的脆弱，脆弱的背后又有坚韧。主人公马深义是一位父亲，他眼睁睁地看着老婆被艾滋病折磨，老婆走了以后，又要继续抚养孩子。他有一种非常平静地面对惨烈生活的心态和力量，有时还有小小的幽默，所以最后纪录片的名字叫《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这句话有一些糟糕的地方。做完这部片子以后，我才认识到纪录片真正的力量，它其实是一把手术刀，把生活划开，让人看到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 在那十个月的剪辑当中，我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每天晚上做梦，梦到跟剧中人一起生活，早上醒来，觉得和拍摄素材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很多年以后，我才去了那个院子一次，之前所有的素材是导演拍的，我根本没有去过。我记得一进门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十个月以来对着镜头看他们的吃喝拉撒睡，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小儿子马占槽已经长大，我就把他一把抱起来，在脸上亲了一口。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什么，好像你回到了你曾经面对的一个时空，那个时空只存在于影像里，特别有意思。 《单读》：后来这部片子获奖，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范立欣：它应该是我作为剪辑师参与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它让我走进了这个行业。因为这部片子，我们去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那是我第一次走出中国。我记得当时买汉堡包，汇率很高，我们赚得又很少，一个汉堡包想半天也舍不得买着吃。到电影节倒数第二天，美国亚洲电影协会在一个连锁中餐馆办了一个小 Party，开心呐，我们就使劲吃。最后一天，我就跟陈导商量，还得回去吃那个中餐厅，一坐下，我的第一个要求是，能不能给我来点热水，那个服务生盯着我看了半天，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喝冰水。印象最深就是这些中美文化的差异，还谈不上对独立电影生态有什么理解，完全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状态。 《归途列车》剧照 《单读》：从武汉电视台又进入中央电视台，这段经验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范立欣：我是 2003 年从武汉去了央视，一个小镇青年从一个地方电视台混到央视去，哪怕做一个小小的摄影记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满足。我当时是在央视的英语频道新闻采访组，有好多机会去农村，所以那几年我跑了很多的地方。有时上午在偏远山沟，面对一个农民青年，跟你聊梦想、生活，我都觉得我像是一个贼，把别人的记忆偷走了，拍完新闻，收拾机器，很快坐飞机回北京。下了飞机一般是晚上，从机场高速开进四环、三环，然后整个城市渐渐浮现，华灯初上，车水马龙，好像和上午的穷乡僻壤完全是两个时空，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时空的穿梭。有时走长安街，路过天安门，你就会想，刚刚这个年轻人说，有一天他要去北京看看，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路过天安门是多么平常、普通和不值一提的事，他可能要花五年十年的时间奋斗，还不见得可以实现。这中间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落差，导致我最终不太满足于做新闻。新闻讲述的故事是点状的，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作品，我开始想有没有办法真正动手创作，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那时还不敢说，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但在央视的工作让我下定决心，用更长的时间探索中国农村，虽然没有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干。 《单读》：对采访对象会有很大的情感的负担？ 范立欣：对，我非常怀疑自己。你坐在那儿，好像很认真地听，保持目光交流，频频点头，最后走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酸酸的，你对对面的农村青年有一点同情，觉得生活不公，但又怎样呢？什么都做不了，你只是做了一个三分钟的新闻。这是一个巨大的背叛和不负责任，后来我就觉得我做不了这事，我必须去做一件能够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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