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席慕蓉：我读书写诗都是因为寂寞 文 | 武云溥 国文课拯救了我惶惑的少年时代 我喜欢小开本的诗集，可以放在包包里，跟着我一起旅行的那种，贴身又贴心。在我年轻的时候，准确说是初中二年级开始写诗，那时我绝对想不到将来可以出版自己的诗集，更想不到会在大陆出版。而现在我却恍然发觉，2011年就要来了——从1981年《七里香》出版，居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我读书、写诗，都是因为寂寞。因为战乱的关系，我到香港读私立小学，老是做一个插班生。每次都是人家已经读了一年了，是个完整的团体，这时候我转学过来，怯怯地站在门口。我们总是对陌生人有天然的排斥感，我年纪小，不知道自己侵入了一片新的“领土”，总觉得自己是被排斥的，与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当我很努力地融入这个团体，得到一两个朋友，就又要转学了，一切从头开始。 我读书、写诗，都是因为寂寞。 最恐怖的时间，是我从香港的初一到台湾的初二，考进一个非常好的女校，又是插班生的身份。香港的初一是没有学代数的，而台湾就学过，所以数学课本对我来说是天书，那时候我的数学都是考零分的——永远需要补考。补考的时候老师开恩，考试前一天写四个题目在黑板上，写完就走了。其他同学一看，这些题目简单到不得了，就教我们这些补考的学生做。我还是不会做，傻傻地看着题目，最后只有靠背下来，四题里面背会三题，第二天补考得75分。 教我做题的有个同学，后来到马来西亚去了。前几年我去马来西亚发表新书，那个同学也来了。我就对台下的读者们介绍说，这位是我的恩人。我对数学如此恐惧，以至于多年以后做梦，梦里面老师还对我说：你零分。梦醒了我就好高兴：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学数学了。 这样惶惑的少年时代，是什么救了我呢？就是国文课。国文老师拿我写的作文到别的班级去展览，我写东西的时候，老师就站在旁边看着，我都不知道——我完全沉浸在文学的意境里面。在国文课上，老师教我们《古诗十九首》，让我们背《长恨歌》、《琵琶行》，“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么简单的字，给我巨大的震撼。
你也许会说，才十几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古诗十九首》里面的离散、漂游？可我确实有颠沛流离地走来，一路做插班生，一路被排斥，直到遇见诗歌，突然间觉得有生命在文字里跳跃。我现在懂得，诗歌可以放到任何一个人的心里面，而我寂寞的心，刚好接收到了这样的讯息，从此对古典诗词特别喜欢。当年教我们小学跟中学的老师，其实很多人都完全可以教大学，只是因为战争流落到香港、台湾。他们把战乱年代的悲伤和祝福，都凝聚在了国文课里。 “对久远的、已经消失的美好事物的怀念” 1958年，我发表第一首诗，当时念高中二年级。我在教室里得不到朋友，回家就在日记本上写诗，日记本是我的朋友。母亲说我脾气蛮犟，我自己也知道，跟社会相处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合群的人。但写诗是可以最不合群的一件事，比画画还要自由。你知道每个艺术家都有所谓的虚荣心，画一幅画出来想要得到别人的赞赏，然后开画展还要去找会场，都要跟社会打交道。但是在写诗的时候，我没有欲求，谁也不要想管我。 可是最后我发现，还是我的原乡管住了我。《七里香》这本诗集里有两首是1959年写的，有一首写我穿过松林，有月光，每天晚上有鹿的影子。结果在2003年我就真的看到了 这首诗里面所写的景象：在我母亲的家乡，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注：今内蒙古赤峰市），中秋节的晚上，月光如水，我穿过母亲家乡山上的松林，遇到长着美丽犄角的鹿坐在路边看着我。我乘坐的车子过去以后，那头鹿站起来，走进了森林里。 月光，松林，鹿影，一切都是我十几岁时写过的景象。
《七里香》里有幅我手绘的插图，画的是一棵树，有长长的影子。朋友对我说，画得不对，台湾的树哪有那么斜的影子？这个朋友在许多年后跟我到草原上，指着一棵树惊讶地叫我：席慕蓉，那不就是你画的树么？太阳即将落下，一棵小树长在草原上，拖着好长好长的影子。 我无话可说。这样的事实对我有什么意义？原来我的身体里面，除了出生以后的记忆，一定还有属于我的族群、我的祖先的记忆——来自蒙古草原的记忆。 于是我想回去看看，可是两岸长久隔绝，便有了所谓的“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听说这首《乡愁》还被选进了大陆的课本里，对我来讲，乡愁不是针对个人的情感，英文里面有个说法，乡愁是“对久远的、已经消失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人类都有共同的乡愁。
这个世界真好玩，我当初写诗真的是为自己，才不在乎谁要看。而现在我写很多关于蒙古的诗歌，包括《追寻梦土》和《蒙文课》这两本散文，就特别希望别人来看，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热爱的蒙古草原。每个人都对我说，因为你是蒙古人，所以你喜欢蒙古草原。我开始也以为是这样，后来慢慢发现，不是的，乡愁不限于故土——在我还没有回过原乡的时候，为什么也有乡愁呢？ 1989年我刚回来的时候像个婴儿 问题在于，我并非刻意，而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乡愁的所在。1989年我终于到了大陆，当时两岸解禁不久，公教人员可以回来探亲。我像一个婴儿般，触摸到了真实的蒙古草原。有人带我走一些路，有人告诉我一些故事，像老师一样教我理解自己的原乡。我后来跟人家说，感觉自己好像进小学了。 然后就是频繁地回来。有些地方我不止去一次，像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我已经去了八次。今年回来又去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这里是第四次来。还有巴丹吉林沙漠，第二次来。我一次再次地回来，在很多地方碰到人问我：你怎么老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上次好像没有看清楚，很想再来看看。
我拿着书一路走一路读。我读乌热尔图先生写的鄂温克史话，比如《述说鄂温克》。鄂温克族在呼伦贝尔游牧，乌热尔图先生是鄂温克族优秀的文学家、学者，他的作品就像字典，一个个部族的名字，在我看来都蕴藏着深邃的历史。你知道真相的后面可能还有真相，乌热尔图的书就常常让我有这种感觉。举个例子来说，我去过好几次鄂温克地区，在大兴安岭里面有个沙地樟子松的保护区，那片森林我还进去过。山上有位八十多岁的女猎人，我拜访过她两次，我还是鄂温克的荣誉公民——这些已经证明我足够了解鄂温克了吧？后来听人说，像她这样的鄂温克猎人，中国只剩下一百多位了。鄂温克族还有两万多索伦和几千个通古斯（注：“索伦”和“通古斯”为鄂温克部落名称），一共差不多三万多鄂温克人在中国，他们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流域。 这已经是真相了对不对？其实还远远不够，我读了乌热尔图先生的书才知道，天呐，这个族群的文化，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原来在蒙古秘史里面有记载，年轻的铁木真曾经遇到一次最大的灾难，把他救出来的就是一位鄂温克人。后来铁木真娶的那个皇后孛儿台，也是鄂温克人。鄂温克人的历史分布，从贝加尔湖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 有个神话传说：很久以前鄂温克人要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走到海边的时候不敢走了，那是白令海峡，冰天雪地，环境险恶。萨满带他们走过去，说不要害怕，记得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叫阿拉斯加——我翻开乌热尔图的书，他说在鄂温克的语言里，“阿拉斯加”的意思是“等候你”。多么美丽的传说，我们在白令海峡的对岸，等候你。
我现在就随身带着乌热尔图先生的四本书在读，还有耿世民先生的书，关于突厥碑文的翻译，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怎么办，我现在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欲罢不能。如果说1989年我刚回来的时候像个婴儿，对自己的原乡一无所知。那么现在二十年过去，不断地走路和读书，我应该算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了吧？ 我们所有人的祖先都在这样的星空下走过 有人问我，既然你这么热爱蒙古草原，为什么不在那里定居呢？我要坦白说：我怕冷。到了大兴安岭，零下三十几度，我实在受不了。现在还常有那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空气都结冰了，大白天出门要开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雾里面。我已经是在台湾生长起来的一棵树，不敢移植到蒙古草原上，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所以我春天来、夏天来、秋天来，冬天很少来。 可是蒙古草原，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和笔端。《我折叠着我的爱》这首诗原来的名字叫《长调》，因为我有一次听完蒙古长调之后，非常感动，到处找人问那个颤音叫什么。没人回答我，直到问到一位唱长调的女歌手。 她站起来对我说：席老师，在我们蒙文里面，长调的这个特殊唱法叫“诺古拉”，汉语的意思就是“折叠”。
我折叠着我的爱 我的爱也折叠着我 我的折叠着的爱 像草原上的长河那样婉转曲折 遂将我层层地折叠起来 这就是我找了十几年的灵感。蒙古的长调，歌词可能只有两三句，唱起来却百转千回。正是她所说的“折叠”打动了我，我的忧伤可以折叠起来，欢喜可以折叠起来，见到你，我就慢慢地唱出来，一点一点，把折叠的爱打开来——这不就是蒙古长调的神韵所在吗？虽然听起来像绕口令，但是能够抓住“折叠”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又进入了蒙古原乡的更深一层。 有一天晚上，我乘车在呼伦贝尔走夜路，为了等后面朋友的车，我们就停在大草原的中间。他们招呼我下车看看，我还不想下去，因为很困。 朋友说，你还是下车会比较舒服一点。 我就下车了，在车灯照射的范围内活动，伸伸腿什么的，也很无聊。茫茫原野，周围是无边的黑暗。司机说，后面的车好像还要很久。然后他就把马达停掉，车灯熄了。
这一下子陷入黑暗，我才下意识抬头看天：哇，真是穹苍！圆的天幕上面，满满的星星。在车灯照亮的小范围里面好像很高大的一个人，面对星空，忽然像蚂蚁一样渺小。但是人在缩小的时候并不会害怕，我脚下踩的地还很踏实。在那样的时空中，我忽然发现，人类是怎么走过千万年的岁月？那么久远的时间里，我们所有人的祖先都在这样的星空下走过，走在黑暗的土地上，温暖而又坚实，这样走出一条路来。那天晚上我收获了惊喜，遇见了我的原乡。 我总以为别人跟我一样，能体会到这些繁复细密的情感。所以别人问我说，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也有人帮我解释，说每个艺术家，或者说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精神的原点。我想没错，我是受美诱惑的人，如果蒙古草原不是这么美好，我大概不会如此痴迷。 “以诗之名，我们呼求繁星。” 我要出一本新的诗集，已经写好了几十首，其中有一首写道：“以诗之名，我们呼求繁星。”诗集的名字也就定为《以诗之名》。满族有位学者富育光先生是研究萨满教的专家，他说满族人祭星，就是大声地呼唤，相信星星会经过人们的呼求而更加明亮。 这给了我启发。相同的道理，我在大兴安岭看到杜鹃花开的时候，落叶松、樟子松底下的腐质层，就是一层一层的落叶堆积化成。其实这就是生命的过程，所有的腐质层，是我们生命落下来的记忆。以诗之名，我们呼求繁星，以诗之名，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比如呼求爱情。在这样一座落叶堆积的森林里面，有过戎，有过氐，有过鲜卑，有这么多人走过，我相信也有人爱过，不是只有我而已。 席慕容在内陆网站参加访谈。 我以诗之名书写蒙古，难道一定是要发表议论吗？不，我有很多种方式来表达情感。我写过一首短短四句的诗叫做《鹿回头》： 在暗绿褐红又闪着金芒的林木深处 一只小鹿听见了什么正惊惶地回头 眼眸清澈的幼兽何等忧惧而又警醒 恍如我们曾经见过的 彼此的青春 这首诗副题为“记一把三千年前制造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小刀上的纹饰”。我曾看到一把古老的青铜质匈奴刀，匈奴刀上会刻很多动物纹样，这把上是一只小鹿在回头看。“回头鹿”是鄂尔多斯青铜器里面很出名的一种纹样，我从这把刀上，看到了自己从前恍惚见过的景象。 每一只小鹿在森林里面都很紧张，时不时回头张望，一如年少时永远做插班生、永远做陌生人的我。所以其实这首诗，来自一个考古界的线索，但是我拿来放在诗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蛮惊慌的，不知道要碰到什么，这就是青春。
其实我想说，人生没有当下。“当下”永远是马上过去的，所以诗是把“当下”留下来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常说珍惜时光，把握当下，其实当下在哪里？在诗里，在所有的文学作品、绘画作品里，在一切艺术里，唯独不在我们的人生里。 我的本业是绘画。在台湾，我常画荷花，用很大很大的画布，有时像一面墙那样大。我出过一本画册，集中了我几十年来画的荷花。我为了画荷花到处跑，比如跑去巴厘岛等等，在没有回到蒙古草原之前，我的生命都是在画荷花。 但是到了蒙古以后，我觉得又停不下来了，我必须在草原上、在森林里一直走。你问我是在做田野调查吗，不是，我就是去走路，去看，回来以后写一下我的想法而已。可是我认为我画不了草原，因为坐不下来，时间不够。我很羡慕那些蒙古画家，他们画的草原让我自叹弗如，自己更加不敢画了。 风吹过来怎么样，雪下起来怎么样 最近台湾出了一本我的散文精选集，出版社要我谈谈所谓的“散文观”。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明确的观念，如果要我分析绘画、诗歌跟散文，我会说绘画是我的理想，我希望在绘画领域达到某种目标，让别人可以肯定我，这是我很在意的。诗歌是我的痴狂，我管不了那么多，非写不可。并不是人们说怎样的诗好，我就去写怎样的诗，而是我只想说出自己的意思，有时候短，有时候长，有时候这样说，有时候那样说，诗歌就是这样绕着我的东西。
而散文是我的感动。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喜欢写诗，但有时候生活不让他继续写下去，必须要先去做别的事情，等到什么时候忙完了再过来，也许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写写散文，就在日记本上写，记录自己每天的感动。 我只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很幸运有人喜欢我的诗，也很幸运能在生活中持续地写下去。所以无论出书还是挑选日记本，一个朴素的平装本对我都是最合适的。我庆幸自己从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诗，而且写完都留了下来。你知道吗，有次我去给高中生做演讲，学生问我，要怎么写出一首好诗？我想我不知道怎么写一首好诗，可是我知道怎么开始写一首诗——你先不要管好诗还是坏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读者的评判标准，也许隔了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今天的好诗坏诗都要混淆起来。那么我开始写诗的办法，就是去买一本自己很喜欢的本子，我从小喜欢看上去干净朴素的本子，在这样的本子上写日记，慢慢写起诗来。一句话回答问题，就是先去找一个本子，然后开始。
我经常也拿一个本子进卧室里，哄我的两个孩子睡觉。平常我在画室里画油画，自从孩子出来以后，我所喜欢的猫狗都不能进房间，我每次碰孩子之前要洗好几次手，我变成一个有洁癖的妈妈。孩子的房间不能有虫蚁，当然也不能有油画的颜料跟气味。 那我想画画的时候怎么办呢？在欧洲留学的时候，除了学油画，我还辅修铜版画，但是那种铜版画用的药水也不可能放到小孩的卧室里来。我就拿了一支针笔，再拿一本比较大的本子，在孩子的两个小床旁边坐下来。孩子们躺在床上，看到妈妈用针笔细细而缓慢地画，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那是非常安静和幸福的时刻。有时候孩子们也要求我讲故事，我就一边画，一边讲我编出来的故事。故事不小心编得比较深入的时候，我就放下画笔，合上本子，开始声情并茂地学给他们看：风吹过来怎么样，雪下起来怎么样。这样讲得手舞足蹈，忽然发现，我的先生在房门口偷听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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