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夏禹记载埃及金字塔的文献吗？
——驳赵自强雷人“考古”观点之一
笔者以前并不知道有赵自强这么一位语惊世界的“大专家”，只是在某人的博客中看到赵专家自吹自擂的介绍后顺便去浏览了一下，没想到马上就被其雷人的“历史地理”考古观点给雷倒了，信手写了几则评论。随后写了一篇题为《<山海经>记述的基本地理范围是在非洲吗》的文章来批驳其“中国文明起源于非洲”论。因为看他像是很有学问的学者样子，所以笔者是以商榷的语气来写的。但考虑到此人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大专家”，也就不想再理会他了。没想到赵专家竟然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来对笔者进行了回击，文中尽显一代“学霸”盛气凌人风范。但笔者因不屑于再去欣赏他的这种走火入魔的“大作”，所以并不知道这一切。直到今天赵专家在笔者博客上留言，才知道赵专家的如此举动。
赵自强是何方神圣不得而知，但其恬不知耻则堪称今日中国学术界之首，因其不仅以《山海经》唯一正确的专家自居，对别人的看法通通不屑一顾，而且凭借其对《山海经》的雷人考证观点为据，竟敢自吹自擂为“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地理发现”！现在就让我们慢慢地来欣赏这位自命不凡的赵专家是什么样的雷人货色吧！
赵专家反击笔者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山海经>是夏禹记载埃及金字塔的文献》”，可笑赵专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学富五车不得了的专家，可惜却连标点符号都不会正确使用，竟在自己文章的标题上加上了书名号！让我们略过赵专家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的前后N段内容，直接看其核心内容吧：
赵专家在引用笔者文中的“《山海经》中记述的许多地名今天已不可考，除了地名本身的变迁之外，也与《山海经》作者对地理事物的描述不够准确、模糊不清并带有很强的神话传说色彩有关。虽然《山海经》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但书中不少篇章成书时间要早得多，基本上记述的是周朝以前或更早至原始部落时代，而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交通技术水平等因素，人们对大范围地理事物的认识多半不能亲自考察，而只能道听途说，有的则完全凭想象，加上当时的人对神灵崇拜的迷信色彩很浓，书中记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就难免荒诞不经了。但书中记述的部分地名今天仍在沿用，其具体的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是准确的，这就给我们确定其所记述的大致地理范围提供了线索，而并不是完全天书般的无解，或者可以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况且现存《山海经》十八篇作者不一，而记述的却又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内容，这样就难免有重复甚至抄袭的情况，而这些重复的内容也为我们进行相互印证提供了便利。因此，我们只要看看《山海经》的原文，就能够确定该书所记述的基本地理范围，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主要记述中国范围内的地理事物和状况，在此基础上也涉及周围国家的一些地理情况，但绝不是赵先生所说那样记述的是非洲的地理事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段文字后回复说：
据我掌握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显示，朋友的这些关于《山海经》的见解，貌似言之有据，条条有理。其实，我们用文献一对照，就知道，他的话都非事实，而是他的胡思乱想，瞎编乱造。因为，确凿的证据如下：
第一，《山海经》根本就不是独钓东海所说的，“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的文献。相反，它是夏朝古人所著的典籍。关于这个重要事实，我们从《山海经》、《淮南子》、《吕氏春秋》和《吴越春秋》等典籍中可以看到。
在此，我所举的第一个确凿证据就记载在《山海经·海外东经》之中，文献云：“（禹）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第二个确凿证据就记载在《淮南子·地形训》之中，文献云：“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第三个确凿证据就记载在《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一引《山海经》之中，文献云：“（禹）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八千二十四顷（步）；硗埆不恳者千五百万二千顷。”
第四个确凿证据就记载在《山海经·中山经》之中，文献云：“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第五个确凿证据就记载在《吕氏春秋·求人》之中，文献云：“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扌昬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址、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太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
赵专家这五个“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第一条和第三条实质是出自《山海经》的同一则材料，第二条是出自《淮南子》的另一则材料，前三条材料叙述的是同一件事，即竖亥（太章）测量从东极到西极（北极到南极）的距离（三则材料中人名和测量出的数据不完全一致），就算这个竖亥（或太章）如古人所说是禹时之人，那也只能说明禹时有竖亥曾经测量大地一事，此事记载在《山海经》中而已，能够证明《山海经》一书就是禹写的吗？第四个“确凿证据”，从“禹”说的那段话与《山海经》内容一致来看，似乎《山海经》就是“禹”所著。但赵专家从何能够证明这段对《山海经》内容总结性的话的确是历史上的禹本人所说，而非后人以“禹”的名义所写？须知中国古代伪托名人所著之书甚多，例如《黄帝内经》，便是战国至汉代形成的著作，难道真是黄帝本人所写？第五条是《吕氏春秋》记载禹的四方巡行所至情况，如何就成了赵专家证明《山海经》为禹所著的“确凿证据”？笔者的确愚钝，实在无法理解赵专家高妙的证明逻辑！如果记载了禹的事迹就是禹（或夏朝古人）所著，那么记载了秦朝历史的《史记》也就可以推断为秦朝人所写了？这样的推断岂不荒谬？
除这五个确凿证据之外，我还看到两个重要证据。一个证据记载了禹是“巨人”，禹“长于西羌”，并且是“夷人”。而另一个证据说，禹不仅身体高大，而且行走如飞，“周行天下”。因而禹命他的“巨人族”考察世界之后，又叫益作总编，修了《山海经》。关于这些事实，古人就记载于《帝王世纪》和《吴越春秋》之中。
据《太平御览》第八十二卷引《帝王世纪》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故名文命，字高密。身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人”。
又据：《太平御览》第三百七十七卷引《帝王世纪》云：“禹长九尺九寸，殷汤长九尺”。
又据：《述异记》卷上云：“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珠之，其长三丈，其骨头专车”。这可作为旁证。
又据：《国语·鲁语下》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这也可以作为旁证。
以上几则“旁证”材料，也仅是记载禹的情况而已，同样不能证明《山海经》为禹所著。
又据：《太平御览》第八十二卷引《吴越春秋》云：“禹，案《黄帝中经》见圣人所记曰：‘在九疑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禹乃东巡狩……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记之，名曰：《山海经》”。
只有这则材料，才明确说了禹命益作《山海经》，似为《山海经》乃禹时代所著之书的“确凿证据”。但《太平御览》所引《吴越春秋》是信史吗？清代朱彝尊说：“《吴越春秋》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焉知这段关于《山海经》的记载是“实事”而非“传闻”？我们能够仅仅根据这条为“传闻”的可能性极大的史料，就证明《山海经》确为禹（益）所作吗？
我们看到，这些确凿的历史文献本身就有一些是记载在《山海经》中的。然而，独钓东海先生却不顾这些客观事实；并对它们不闻不问，熟视无睹，硬说《山海经》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著作。显然，这不是一种诚实的做学问的态度！
相反，我们根据这些确凿的文献证据可以肯定的说，独钓东海先生再也无理无法推翻这六个硬邦邦的证据了！既然历史如此。那我们就应当请独钓东海先生解释一下，戓请独钓东海先生睜开眼睛看一看，这些历史文献是否真实。如果真实，那就请独钓东海先生好好想一想，禹、益、竖亥、太康是战国时期的人物？还是夏朝的历史人物？如果禹、益、竖亥、太康是夏朝的历史人物，那我们就要请独钓东海先生不要再这样胡说八道，信口开河，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看到这里，终于证实赵专家判断《山海经》为禹所著的证据，就是书中记载了几个夏朝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但我们能够仅仅根据“（《山海经》书中的）禹、益、竖亥、太康是夏朝的历史人物”，就证明《山海经》是夏朝（禹）的著作吗？
看完了赵专家的论证，下面笔者再来找出《山海经》非夏朝著作的证据：
第一，根据考古发现，西亚赫梯人是最早发现和掌握炼铁技术的。1978年，在北京平谷县刘河村发掘一座商代墓葬，出土许多青铜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古代铁刃铜钺，经鉴定铁刃是由陨铁锻制的，这说明迟至商代中国还没有人工冶炼的铁。中国最早人工冶炼的铁是在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这从江苏六合县春秋墓出土的铁条、铁丸，和河南洛阳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均能确定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最早的生铁工具。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记载了大量的铁矿资料的《山海经》，出现于战国时期及其以前是有可能的，但出现于夏朝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第二，根据考古发现，中国较成熟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它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而商代的书籍则未有发现，夏代的文字文物则尚缺如，只发现一些原始陶器上的类似文字的符号，可以看作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因此，在夏代就写出《山海经》这样内容丰富的著作，可能性是很小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孔子等人兴办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教育发展起来，人才辈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大发展条件下，《山海经》开始成书是有可能的。而在文字尚不成熟的夏代，写作《山海经》这样的“长篇大著”几乎没有可能。
第三，判断一部书的成书时间，不是看它里面记载的最早内容是什么，而是应该看它里面记载的最迟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从《山海经》中不难找到所记载的夏朝以后的史实，例如：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
鉴于《山海经》中有这样的内容，要武断地说《山海经》全书都是在禹的时候写的，那就肯定错了！
《山海经》为禹、益所作，无疑是古人的附会，而《山海经》非禹或益所作，可以说是今天历史学者的公论。例如李宗邺先生就明确指出：“一直到清代毕沅，都认为《山海经》是夏时古书，毕沅说：‘《山海经》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于晋，而知之者魏郦道元也。’（《山海经》新校正序））其实诸说皆不足信，禹、益不可能有著作传世的。至于近人何观州说《山海经》是战国时邹衍作的（《山海经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也只是推测之辞，缺乏使人信服的证据。”笔者根据书中有大量出铁（铁矿）等信息，判断大约成书于战国以前，也仅是推测，但绝不相信此书会成书于夏禹之时。
李宗邺先生说：《山海经》的编撰成书，大概先有《山经》，后有《海经》，《山海经》合称，起于西汉以前。《山海经》是由地图发展而来的，毕沅说：“禹铸鼎象物，……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寄，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时人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此段文字也可佐证笔者判断《山海经》为战国以前成书之观点，因为假如《山海经》真是根据图所作，则“鼎亡于秦”，则不可能成书于战国之后；但不能证明《山海经》作于禹之时。）禹铸九鼎，是否事实，那是另一回事，但这一传说，已见于《左传》鲁宣公三年的楚子问鼎，所以才有人附会《山海经》为禹、益所作。而且《山海经》本来是有图的，如郭璞有《山海经图赞》等。所以说《山海经》是《山海图》的文字解说，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赵专家所引《太平御览》中引用的所谓“禹乃东巡狩……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记之，名曰：《山海经》”必是后人附会无疑。）其中《五藏山经》成书最早，文字古朴，象春秋或战国时期的著作；《海外经》、《海内经》八篇，有秦、汉时增入的部分，如长沙、象郡、诸暨、零陵、桂阳等地名，都不是秦、汉以前所定的；《大荒经》以下五篇，还有郭璞注此书时，把桑钦的《水经》增入一部分，所以说《山海经》不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人的著作。
看看，这才是真正学者的见识！而赵专家根本不考虑《山海经》各篇的具体成书时间，笼统地把《山海经》说成是禹（或夏朝时人）所著，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至于赵专家对一切古籍中的文字都不加考察地当作真实史料加以引用，那就更谈不上科学研究方法了！
至于赵专家论证《山海经》的中心內容是埃及金字塔，更是不值一驳。别的不说，就以其所举的一些例证来看吧：
第一个例子是，《山海经·中山经》明确的记载说：“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縣婴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婴用藻珪，瘞而不糈。藻珪者，藻玉也。（其山形皆）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然而，为什么说这段史料是记载埃及金字塔的呢？因为我们知道，金字塔的主要特征是，下面四方，上面是尖锐的棱角形。关于这一事实，《山海经》早有明确记载。文献说：诸山“方其下而锐其上”。这也就是说，这些所谓之“山”，都是下面四四方方的，而上面却是尖锐的。然而，这是什么“山”呢？显然，这是人造之“山”，它的实质也就是埃及金字塔。因为世界上唯一只有埃及金字塔与此记载吻合，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
看吧，原来赵专家就是这么曲解文意的：文中明明是说用“婴”（当属丝带一类的东西）把“藻珪”（即藻玉）“悬”（悬挂）起来，祭祀山神，藻圭“方其下而锐其上”（即这种称为藻圭的玉的形状下面是方的，上面是尖的），“而中穿之加金”则是在“藻珪”中间穿孔加入金进行装饰之意。赵专家却想当然地在前面加上“（其山形皆）”的文字，将描绘“藻珪”形状的文字附会成为形容埃及金字塔的文字。一个连这么简单的古文都读不懂的人，居然敢自称专家，居然敢宣称自己的“考古成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现”！须知这是赵专家“金字塔论”的核心论据和基础，这一核心论据和基础被粉碎，其论点还能站得住脚吗？
现在再来说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到，《山海经》里反复记载了“积石山”一名，而它的又名则叫：“会稽山”。因为“积”“稽”两字，在古代是可以替代换用的同音假字。所以“积石山”和“会稽山”的意义原本是相同的。
不仅如此，我从该“山”的名意上还发现，“积石山”的“积石”一名，在埃及人那里则写作：“吉萨”，在《苏美尔王表》中则写作：“基什”。而“积石”——“吉萨”——“基什”三名，其实都是标准的音训和音译关系，意义完全是相同的，那就是指夏禹，也就是胡夫建造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的古名。因为《山海经》和《诗经》都称“夏禹”为：“武夫”。而“武夫”这个贬意词，即“胡夫”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
看看，赵专家的确堪称曲解文字的高手！连小学生都知道，“吉萨”、“基什”等地名是由外文翻译而来，岂能与中文地名等同？等同不说，还想怎么作“同音”联系都行（因为“积”=“稽”，所以“积石山”=“会稽山”，“积石山”=“积石”=“吉萨”=“基什”=“吉萨金字塔”，“胡夫”=“武夫”=“夏禹”），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胡说八道，都只能彻底无语了！
总之，赵专家摆出一副不容否定的“学霸”姿态，动辄指责别人不学无术、胡思乱想、瞎编乱造、胡言乱语，睁着眼睛说瞎话，到底是谁不学无术？谁在胡思乱想、瞎编乱造、胡言乱语？谁睁着眼睛说瞎话？赵专家气势汹汹地一再骂了笔者一大堆话，笔者也不计较了，既然敢于发表意见，那就是非任人评说吧！
结论：《山海经》既非夏禹所作，亦非记载埃及金字塔之书，而是一部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至少主体部分是这样）的集地理、博物、故事、巫术、神话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杂史名著。赵自强试图通过把《山海经》说成记载金字塔的书来论证其所谓“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