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的新视野
——汪海波著《蚩尤考证》序
杨曾文
我是山东即墨人，离家乡来京虽已过60多年，但仍经常怀念故里，对山东老乡怀有一种亲近感。汪海波是山东汶上县人，现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多年以来对佛教文化特别是佛舍利考察和研究怀有浓厚兴趣，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近年他曾提及对蚩尤的研究，当时听了没有太在意，最近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已写好《蚩尤考证》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写篇序。我虽学历史出身，但对远古传说时代历史少有研究，一时不敢贸然答应，然而在他恳切请求之下还是答应了下来。于是，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事情，连续几天看了一些资料，又将他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的书稿大体通读一遍，心里逐渐形成一些想法。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经过漫长时间在共同开发自然界，创造人类文明过程中互相交往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大家庭。在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既有浩瀚文史典籍记载的古代史以及近现代史，也有远古尚无文字记载的充满神话色彩的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原，这块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并相继扩展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广阔地带，曾经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创造先进文明，拓展和捍卫神圣疆土，书写中华历史灿烂篇章的中心舞台。中华民族自古形成重文史的传统，不仅对有文字记载的历代有从未间断的史书记述，即使对远古传说时代也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记载。在进入近现代特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史学和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的迅速发展，在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历史的研究和阐释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在举国奋力建设小康社会，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当代，具有增强广大人民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和提高民族自尊、自信心的重要作用。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厚重清晰的历史传统依托乃至丧失民族记忆的民族和国家能够在列强纵横的当代屹然立足，能够焕发民众昂扬斗志同心同德地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何为三皇，何为五帝？古代文献有众多不同的说法。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正文及后人陆续所加的注释，可以说已经将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列举得相当详备。
远古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来说属于原始公社制的晚期，已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社会的组织形式是由很多氏族组成的带有国家雏形性质的部落联盟，所谓三皇、五帝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古代，所谓三皇、五帝好像代表前后两个时期，然而从一些说法来看两者是有交叉的。司马迁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而西汉孔安国《尚书序》、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看来三皇与五帝之间并非严格隔代差别。从相关记述来看，被列为三皇之一的教人农耕的神农氏不仅是位部落联盟的首领，实际也是部落的名称。古今皆有人认为神农氏即炎帝，或说炎帝是神农氏部落的首领，前后相承既非一人也非一代。黄帝也是这种情况，既是部落联盟首领，也是部落的名称。
按照一般说法，炎帝、黄帝先后率部落从今陕西一带向东方的中原拓展，不断扩大领土，开拓农耕畜牧范围。炎黄两大部落在生产、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既有密切接触、彼此通婚，也有矛盾冲突，甚至发生激战。传说炎帝神农氏部落经阪泉一战被迅速强大起来的黄帝部落战败，此后便依附黄帝部落，并结为联盟。炎黄部落联盟共同组织民众发展农耕、畜牧和手工业生产，适应季节制做衣冠，又建造舟车，创立医学，制音作乐，倡导道德规范，移风易俗，创造中华文化。正是在他们相互密切交往、协作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
按文献，蚩尤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二字也是九黎族和部落之名。蚩尤曾依附于炎帝，随着势力的强大，常与炎帝发生冲突，最后竟打败炎帝。黄帝联合各部落在涿鹿一举打败蚩尤，并将蚩尤捉获斩杀，分尸埋葬。此后，蚩尤属下的氏族民众有的依附于黄帝部落，有的向四方转移，其中就有后世苗族的祖先。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历史和文化研究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取得更多共识，认为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虽多源而一体。中华民族是由分布各地的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灿烂文明是经过漫长时间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学者基于对远古传说时代的研究，提出了“始祖文化”的命题，不仅认定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而且长期被作为黄帝对立面的炎帝蚩尤也是中华共祖，皆为奠定炎黄华夏民族根基，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做出卓越贡献。
尽管如此，因为古来众多文献的多歧记载和相应实证资料的欠缺，以及学者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相异，致使在对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事件和社会历史的见解和诠释方面并非皆取得一致结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汪海波所著《蚩尤考证》就是侧重以考察蚩尤为重点的对传说时代研究的新尝试和成果。此书既吸收以往对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的研究成果，又通过自己借助语言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方法对大量资料的对比、梳理和研究，提出若干新的见解，有的与上述笔者讲的也大相径庭。
现仅列举五例：
一、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就是“炎皇时代”。这个祀火族团即为“九黎”，首领是主司太阳祭祀的“炎”，也称作“昊”。伏羲是炎族的“大皇”，即“太昊”。少皞其实是指炎皇神农氏。炎皇非一，神农氏不是唯一的炎皇。蚩尤和轩辕氏都曾是少昊的属下。位于曲阜之西的致密城是炎皇施政中心之一。曲阜有“少皞陵”，周称“少皞之墟”。
二、炎皇时代的繁荣期为山东龙山文化早期。轩辕氏与蚩尤的争霸战争发生在距今约4300年前后，其后的“五帝时代”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后期或与夏文化重合。
三、蚩尤居住在穷桑之郊、大野之泽的蜀鹿，后打败神农氏，取而代之，谮称“炎皇”。
四、“涿鹿之战”发生地应该就在蚩尤中心的致密城附近。文献中所见“宓”、“訾”、“朱”、“邾娄”、
“邹屠”、“中都”、“中土”、“中冀”
和“阪泉”等地名，均在“四渎之内”的同一片土地：蜀鹿。这里是最早的“中国”。“涿鹿”即“蜀鹿”，在今天山东的汶上县。
五、山东汶上县南旺的“阚冢”即蚩尤冢，埋葬着蚩尤的首级；在巨野重聚有蚩尤的“肩脾冢”，这里是涿鹿之战发生地。
以上看法的提出，应当说既是对以往远古传说时代研究的补充，也是对学术界一些观点的商榷乃至反驳、纠正。既然在关于三皇五帝时代很多问题上本来就存在多歧的观点，可以预料这些观点也未必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同。作者作为山东人，凭借对地方古迹、文物和文献的熟悉，又以极大兴趣注意和搜集远古研究的成果资料，能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中华始祖之一的蚩尤进行研究，应当说是十分可贵的；能依据艰辛考察和思考提出创新见解，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笔者借此机会想说四点看法。
一、近现代以来，随着史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字、文献学等的迅速发展，对远古传说时代的研究取得众多成果，特别对原始公社制社会不同阶段文化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内容，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和面向社会民众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社会形态发展史阐释，提供了详实生动的教材和实地参观考察的场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将文献资料与考古新成果、文化遗址结合起来阐释传说时代历史、确定中华文明起源和认定中华始祖等方面，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传说时代研究的结束，应当说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的问题仍有很多，对涉及三皇五帝时代的很多人物、事件、相关地理、文献及遗址遗迹等，确实有必要作更广泛深入的考察研究。因此，汪海波对以往研究较少的中华始祖中的蚩尤进行集中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二、在对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社会历史的教学和知识普及中，除介绍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如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内容和特色外，还应相应增加对古代文献记述的三皇五帝等传说的介绍，以便使人对远古历史和原始文明有更为形象更为逼真的了解。如果能对历史上被奉为中华人文远祖的三皇、五帝，和炎黄、华夏等的义蕴有比较形象清晰的了解，相信对增强民族认同感、祖国凝聚力和民族自尊自信，是大有益处的。
三、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传为中华始祖遗址遗迹的很多地方建造了纪念碑、纪念馆等建筑物，为人们参拜先祖，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培养爱国情怀提供了方便。这是好事，是中华民族尊重祖先和历代贤圣传统的体现。在各地遗址参观场所的有关文字介绍和实物展品中，既有对中国远古社会和始祖的整体介绍，也有侧重当地具体遗迹的介绍，对普及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和中华原始文明的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有的地方对纪念遗迹的介绍难免有夸大乃至有以偏概全之处，然而这并不妨碍从整体上弘扬中华文明的宏旨。例如对传说的中华始祖的生卒地方、活动的遗址本来就说法不一，后代的解释也不一致，因而出现这种现象是难免的。汪海波的书认为三皇五帝以及蚩尤的很多活动遗址就在鲁西南一带，既有部分文献依据，也用当地存在的伏羲女娲墓祠、凤凰台、少皞陵、蚩尤阚冢和肩脾冢，和传为炎皇施政中心的致密城等作依据。如果将来济宁汶上等地在原有遗址建造新的或扩建纪念建筑物，向人们展示和介绍中华远古民族和文明，笔者认为也是未尝不可的。
四、在中央倡导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在历史研究领域，除专业学者应继续将历史研究推向前进，以适应广大民众的需要外，也应欢迎和支持更多的业余史学爱好者进行历史研究。汪海波是从事基层民族宗教工作的干部，不仅在佛教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对历史遗迹的考察和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绩，自然应当受到鼓励。
在《蚩尤考证》即将问世之际，谨以上面所述祝贺，并以为序。
2014年3月3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