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9日凌晨四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袁良义先生，因患壶腹癌，医治无效，不幸在京逝世，享年87岁。作为关门弟子，永君得先生沾溉尤多，恩同再造；惊闻噩耗，深痛可知。追念先生，不禁泪流；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一
时针倒转，回拨至二十五年前。
1990年深秋，某日午后，幸得北大中文系王善教授引见，我怀着百分敬意，专程拜见先生。二位教授当年曾为室友，故颇有旧。先通电话云，推介一生徒，并愿陪同前往府上拜见。先生当即应允，表示“欢迎光临”。因同住中关园，且仅隔数楼，步行几分钟即到。转过楼角，举目而望，先生已偕夫人立于单元门外，面带笑容，出迎宾客。
只见先生浓眉大眼，目光深邃，身材健硕，神态俨然。握手通名，引入客厅，落座寒暄，一见如故。先生不时提问，我一一作答。历一时辰，方告辞而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先生之讷于言语，惜字如金；与我之无知无畏，口若悬河，形成鲜明对比。
当晚，于王善教授处得知，先生对我印象甚好。云“科举时代，讲求身（身材相貌）、言（言语谈吐）、书（书法造诣）、判（文章水准），此君身、言，皆甚可观，书、判待考试时可验。允其报考，认真应试可也。”我闻此言，大喜过望，从而坚定报考北大之决心。
入学后方知，先生择人，标准甚严，眼光颇高，宁缺毋滥，绝难通融。
先生当年已六十有二，临近退休。原本打算不再收徒，而此次为我，决定山门再启。冥冥之中，似有前缘。
良义先生原籍安徽。1928年5月26日，出生于宣城县沈村镇一徽商世家。父名澄江，经营有方，家境殷实，家风醇厚。
先生为仲子，自幼聪颖过人，尤擅数学，且文史兼胜。1946年，以全县第一名之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史学系。为此，当年宣城县长曾亲自登门祝贺，场面宏大，阖家欣喜，里巷荣之。
求学期间，先生勤奋进取，为人忠厚，先后得到多位名师大家悉心指导，备受激赏。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授业终身。
1953年，先生年仅25岁，就曾于《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曹操论》，而崭露头角。其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推出过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先后出版《明末农民战争》《清一条鞭法》等专著两部，视角独到，旁征博引，注重发掘地方志中之珍贵史料近千种，并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两著的付梓，代表着史学界于相关研究领域之最高水平，至今仍无人超越，因而广受好评，屡被征引。永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
1991年9月，我负笈燕园，列于先生门下，夙愿得遂，何幸如之。
第一年，先修基础课，积累学分。而专业课则由导师讲授，每周四学时，赴先生家中受教。届时，师生相向而坐，以一对一。开讲之前，先生必亲手为我沏茶一杯，以六安瓜片居多。
品茶之后，始转入正题。此番我误打误撞，考取北大历史系硕士生，是靠突击背诵词条及几分小智小慧而侥幸过关。入学后才意识到，词条背后所依托的宏富史料，竟几乎一篇未读。
随着师生交流不断深入，此短板暴露无遗。先生不悦，正告我曰：“史学研究，极需功力。诸多一手史料，必须精读。”我唯唯称是，并求教当读何书，请列书目。先生云，下周再来时可取。及至《必读书目》到手，匆匆一阅，顿觉气短。十六开稿纸一张，乃先生亲笔，密密麻麻，满是书名、著者及版本。仅以前三种为例，任务之重，可见一斑：
（一）《清实录》4433卷，清历朝实录馆臣纂，中华书局影印本；
（二）《清史稿》536卷，赵尔巽等纂，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清史列传》80卷，中华书局王锺翰点校本。
我虽心中打鼓，然别无选择，只得逐一恶补，尽量详阅。当时，北大图书馆二楼北侧最西端，为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凭学生证，可径入书库，书籍任选。坐拥书城，遨游学海，信可乐也。
我尝整日栖身于兹，端坐于两书架间窗台之上，光线充足，自处怡然，茶饭不思，流连忘返。一年之内，得以腹有诗书，渐窥门径。再讯问，多能对答。先生渐露笑容，我心稍安。
星移物换，转眼一年。先生见我已初备治学之基，便循序渐进，始授撰文之道。我原本最喜古典文学，尤对唐诗宋词情有独钟。而先生受桐城古文派熏染至深，十分强调撰文之道、行文之法，注重布局谋篇、气度笔势。
先生以“独立思考、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客观公允”为训，嘱我云：“史学属于科学，而文学属于艺术，二者尽管有联系，但绝不可混为一谈。既然投身史学，自当循规蹈矩。尽量运用中性词句，行文以平实、精准为上，感情色彩应降至最低。尤不可轻发妄议，以论代史。”寥寥数语，切中肯綮，犹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
在我学位论文之选题、设计、写作、答辩等各个环节上，先生亦严格把关，悉心指导，循循善诱，一丝不苟。曾记得，在我选择论文题目时，先生曾点拨道：“首先，论文篇幅要恰到好处，太小不足以作为硕士论文，太大则过犹不及，难以完成；且要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这样可与你今后的研究进行连接，不断累积叠加，以自成体系，开拓并占据一个领域。”
在先生指导下，我经广泛阅读，认真思考，自定以《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幸得先生首肯。在写作过程中，先生字字把关，逐句润色，全文共计三万余言，历时一年，终于完成。答辩顺利通过，获史学硕士学位。
此文发表于《燕京学报》新十八期，成为本人立身之作。饮水思源，皆仰先生指点迷津、耳提面命之功。
坦率而论，我本人属于好出风头、不甘寂寞之辈。在北大三年期间，曾一直担任研究生班班长，并兼任系研究生会主席等多项职务，参与学术以外之各类活动甚多。虽屡受表彰，然颇耗精力。
先生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是逐末舍本，不务正业。毕业临近，我等皆无法回避对未来道路之抉择。当年我已是37岁“高龄”，且家在河北，挈妇将雏。而硕士毕业，尚不能解决家属随迁。若既不返乡又思团聚，则必须考取博士，再读三年。另一方面，我已发现庶吉士制度仅仅是翰林院制度一小分支，若想窥其全豹，就必须考博。
或许是造化弄人，当年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研究方向之唯一博导许大龄先生，恰因年满七十岁而退休。系主任数请良义先生申报博导，以补空缺，却遭严拒。个中原委，至今不明，其结果却导致我无法报考本系博士生。
其实，尚有变通之法，即挂名于其他方向之博导，由良义先生任副导师，负责实际指导。我多方游走，诸事具备，只要先生应允，此路即通。然当我请求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时，未料得被断然拒绝。
先生正色道：正导师我都不想做，何谈副导师？荒唐至极，绝难应允。态度之决绝，无任何回旋余地。
心中压抑，气氛凝结；师生对坐，沉默良久。先生突然发问：“你是要名，还是要实？是真想做学问，还是想混学历？”我答曰：“当然是想做学问，赢得时间，以完成对翰林院制度的整体研究。”“那好。当今清史界，我最服膺王锺翰先生。假如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就投到中央民族学院王锺翰先生门下吧，我负责推荐。比你留在北大有名无实、心猿意马要好上许多。”
我闻罢此言，思前想后，别无选择，只得从命。
于是，我暗下决心，孤注一掷，返回家中，备考数月，破釜沉舟，再次如愿以偿。后来于锺翰先生口中得知，良义先生曾与锺翰先生通话，介绍我乃其得意弟子，可教之才，并鼎力推荐，望能接纳。
对于此事，良义先生从不提及，真君子也。锺翰先生曾负笈并执教于燕园近二十载，一向对北大学子另眼相看。当得知我硕士论文题目属于清代中央官制范畴，遂将专业考试题目比例之三分之二，定位于“明清中央官制之比较”。此范畴属我之长项，殷殷厚望，清晰可感。
而先我一年考入锺翰先生门下的杨海英师姐（张仁忠先生弟子）嘱我：“锺翰先生从来不写连笔字，最恶笔迹潦草；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君当好自为之。”我有备而来，成竹在胸，先打底稿，复以楷书誊写一遍，通篇以文言作答。
锺翰先生阅罢试卷，喜出望外。当即与良义先生通话云：“邸生有如此水准，真始料未及者也。已给出前所未有之高分，并决定予以录取。”良义先生闻罢，喜不自胜，当时尚无手机，通电话亦颇不便，为免我苦苦等待之纠结，望眼欲穿之忐忑，先生竟不顾盛夏炎炎，头顶烈日，亲自来到46楼1045室，将这一大好消息于第一时间告知于我，乃至声音颤抖，气喘吁吁。真情挚意，无以言表；此情此景，宛若昨天。
三
先生表里澄澈，生性率直，心口如一，不筑城府。尽管屡遭打击，历尽坎坷，仍凛然卓立，不改初衷。先生乃全系下干校劳改时间最久者，先后长达十年有余。然而向来不屑于做违心检讨，未低下高贵头颅。
此般特质之养成，当与先生早年成长环境、家庭教养所关甚巨。先生曾对我谈及，其父澄江公之第一桶金，乃因经营木材所得。当时徽商之做此营生者，各自雇人，伐木于山中，再将圆木倒放于河，揽以绳索，借水势漂流而下，运至长江口岸，交付买家。
诸商家为得先机，常发生冲突，强凌弱，众暴寡。首次运木，不幸遭遇一无良巨商，倚仗人多势众，明明晚发，却将袁家木材挤入河湾，使自家之木占据河道，自以为得计。而澄江公自知己弱，敢怒而不敢言。未料得当夜大雨倾盆，山洪倾泻，将河道中木材冲得无影无踪。
天意如此，巨商只得认命，徒呼奈何。而袁家之木却因避于河湾，得以保全。洪水过后，木材奇缺，运至口岸，价格高扬，一举致富，由此而得出家训：“欺人者，天必欺之。”先生谨遵奉行，终身不改。
先生于1946年考入北大，其时光复伊始，百废待兴，条件简陋，生活困难。尽管如此，所有同学仍热情高涨，学习刻苦，废寝忘食，不改其乐。同班同学中之戴逸（时名戴秉衡）、田余庆二位先生，日后均成为当代史学巨擘。
先生授课，除谈专业外，亦常涉及北大掌故，名人逸事。先生颇为当年业师而自豪。一次，先生发问：“你可知我的国文教师是谁？”未等回答，便自答曰“沈从文！”“考古学教师是谁？”“裴文中！”“历史文献教师是谁？”“张政烺！”“古典文学教师是谁？”“俞平伯！”“历史研究法教师是谁？”“胡适之！”我听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先生与裴文中先生的交游，颇值一书。文中先生当时受聘北大历史系讲授考古学课程，同时主持房山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之发掘。授课过程中，每每提及发现猿人头盖骨之过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乃至眉飞色舞，二目泛光。
良义先生听课认真，笔记规整，学习投入，甚得文中先生赏识。考古奇遇，神秘而刺激，良义先生十分好奇，便提出利用暑假，随文中先生赴考古现场，参与发掘。未料得文中先生十分认真，某日竟派一吉普车，将良义先生接至周口店，并亲自引至洞中，配发工具，手把手教其发掘之技。
良义先生劳作半日，背痛腰酸，十指发麻，顿生退意。再找文中先生，已去城中开会。思来想去，追悔莫及，便不辞而别，逃回学校。后来，文中先生托一学生专门带话云：“你转告他，就说我裴文中说的，袁良义是天底下最大的糊涂虫，外加笨蛋！”
不难体味，当时文中先生准备传薪于得意弟子，却换得浅尝辄止，半日即退，难免失望至极。而良义先生似乎未受触动，每每提及此骂，辄笑逐颜开，就像是得到夸赞一般。
四
先生是完美主义者，尤于择妻一事，标准甚高。首先是美而慧，志同道合，更须敬畏学术，尊重学者。故知音难觅，延宕多年。然先生坚定不移，深信必有良缘俟于来日焉。
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年过知命，终于喜从天降，花好月圆。经人介绍，于女士出现在先生面前，二人一见钟情，遂结百年之好。
师母乃北京人氏，相貌端庄，身健体强，性格直率，心地善良。出身中医世家，其父医德高尚，医道精深，开诊所于新街口新开胡同，且家风朴厚，尊崇学者，阖家上下，尤对北大教授另眼相看，对燕园心驰神往。
当于女士见到先生为其展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多篇大块文章时，敬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于是不顾近三十岁之差距，毅然决然，相携执手。
婚后，夫唱妇随，齐眉举案，相濡以沫，始终如一。正如师母所言，三十三年来，她一边坚持中医师繁重的临床工作，一边照料先生，可谓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妻子之外，兼任秘书、厨师、保姆、司机、保健医等，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尽职尽责。相夫教女，全心全意；一往情深，令人钦敬。
因有贤妻关照，先生晚年境遇，明显胜过同辈教授多矣。每次拜望，见先生衣着净洁，面含微笑，安坐于宽敞明亮之客厅，陈设古雅，茶香四溢。师母侍立于侧，嘘寒问暖，其乐融融，我心甚安。
随年齿日增，先生多有病痛。十年前某日清晨，先生突然倒地，呼之不应。师母独自拖抱下楼，置于车中，火速驶至北医三院挂急诊，被确诊为脑梗，立即输液抢救。因就医及时，未留下任何后遗症。真好人好报，苍天有情也哉。
花甲之年，先生喜得千金。小名妞妞，学名袁慰，聪慧善良，乐观向上，善解人意，平和端庄，甚得先生垂爱，视为掌上明珠，为晚年生活，增添无数乐趣。
同时，对家庭而言，良义先生亦是巨大存在。以其澄明之心地，博大之胸襟，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妻女之疼爱，一直是亲人的精神支柱，似参天之树，护佑着家庭。
先生对双方亲友，都待以真诚，慷慨相助，克己为人，不求回报。诸多亲属都曾得到过他无私的资助，使他们得以挨过最为艰难的生活物资短缺时期。很多同事和学生也曾得到过先生的真诚扶持与帮助。其润物无声之大爱，晶莹无瑕之心灵，令我们真心感念，直到永远。
五
我告别燕园，转瞬二十一年矣。逢年过节，必登门拜望先生，以表微忱。每有新著，必第一时间送至先生处，以求斧正。先生亦逐句逐行，认真审阅。我所撰博士论文《清代翰林院制度研究》，注释多达400余条。其中一条，乃为第六章《清代之翰林与皇权》中“廷玉定规制”一段引文所注。做卡片时，竟忘注出处。所借《清史稿》已归还图书馆，复去搜寻，劳神费力。我当时想到，既然是“张廷玉定立规制”，应在《张廷玉传》中，即随手将出处标注为《清史稿·张廷玉传》，应大抵不错。
论文答辩前，我将论文呈交先生，并持锺翰先生亲笔信，邀先生出任答辩委员。论文答辩过程中，先生在对论文进行总体评价后，话锋一转，左手持论文，页面向我，右手食指指向翻开之页下方注释，郑重发问：“这条史料，即‘廷玉定规制’，很有价值，用于此处也非常得当。但我可以确定，出处绝对不在《清史稿·张廷玉传》。是否搞错？望能核实。考虑到几百条史料，有一处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我不会因此而难为你。但出版前，一定要将正确出处找到。否则就应将此条史料删除，以保证学术成果的规范与严谨。”
闻罢此言，对先生之敬畏又加一等。我是真服。然找到出处，知易行难也。后虽数番努力，仍无所得，只好作罢。而史料珍贵，弃之不舍，于是擅作主张，斗胆保留，将错就错。直至《清史稿》有检索版后，我经搜索，终于找到出处，竟在《鄂尔泰传》中。
先生烟酒不沾，却对佳茗情有独钟。我每次拜望，必献头等好茶。大红袍、正山小种、明前龙井、安吉白茶、冻顶乌龙、六安瓜片等，不一而足，皆为友人治印所得之回赠。
除此之外，更有一嗜，即对我家乡河北省的芝麻香油，赞不绝口，常倒注于汤、菜，似用酱油醋一般。所以，每年我送先生的大名府小磨香油，从不少于六斤。师母曾对我云，先生时常边倒香油边自言自语：一见到香油，我就会想起邸永君。
人至高年，愈发怀旧，更加珍视情谊。最近几年，每次前往探望，均能感觉出先生发自内心的激动与欣喜。每次辞别，先生不仅用尽全力起身站立，且弗顾不良于行，一步三寸，必送至楼门之外，目送我进入电梯，方回身入室。
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先生，落座寒暄，品茶闲谈。忽见先生向师母挥手提示，师母点头会意，郑重对我说道：“先生让我转达一句话，他自己说不出口。当年他没同意做你的副导师，致使你永远离开了北大。后来，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当时想自己的感受太多，而没想你的感受及后果。让你承受了巨大压力，也改变了你的人生道路。二十多年来，嘴上不说，心中却一直十分后悔。”
我即答曰：“先生那样做，完全是为我好。事实证明，当时为我所指之路，是名副其实的康庄大道。我感激不尽，何谈对不住我？根据先生教诲，我于硕士论文完成后，不断予以扩展，先完成《清代翰林院制度》，获博士学位，任职于社科院，且凭此著而成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得主；复与我岗位职责相契合而进一步扩展，研究清代翰林群体中的满蒙成员，完成《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此后，再研究晚清翰林及其后裔在清末民初之作为，完成《百年沧桑话翰林》，于辛亥百年之际推出，我院曾专门为此举办出版座谈会，广受佳评。正如先生当年所言，经不断累积叠加，循序渐进，紧密连接，自成体系。目前，我已开拓并占据了一个领域，且是一个即使求索终生，仍不可窥其全豹的高端领域。先生嘱我投到锺翰先生门下，使我找到并完成了人生定位。我坚信，人生的最大快乐，是能将自己最喜欢且最擅长之事作为职业，游刃有余，立命安身。以此立论，我已是最为快乐之人，而这一切，皆仰仗先生的点化与提携。没有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肺腑之言，绝无半点虚情假意。”
先生一直端坐无语，闭目静听，我注意到，数滴清泪映着灯光，在先生眼角闪烁，我握住先生的手，思绪万千，陷入沉默。
“此时无声胜有声”，信哉斯言！
六
人生百年，终归于尽。
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仙逝，且直至临终，未被病痛折磨，可谓安然离去，癌症患者鲜能如此，似有神灵佑之。平心而论，先生属幸福度甚高之人。锺翰先生晚年，辄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之叹，似伴有几分无奈，几许悲凉。而良义先生却视“不如意事”为常态，“不与人语”又何妨。无欲无求，得大自在。
弥留之际，师母问及，是否通知邸永君，见上最后一面？先生轻轻摇摇头，缓缓而语：“他太忙，就不要麻烦他了。”接师母电话而得知先生离去之噩耗，已是7月9日临近中午时。下午，我们同门师兄弟三人与杨海英师姐，前往先生家中吊唁。12日，与先生遗体告别，我执门人之礼，前往北医三院太平间接灵。
师母、妞妞、先生内弟于乃心先生和我共四人，将先生遗体放入灵柩。只见先生身着平日经常穿在身上的灰白色外套，亲切而安详。当众人准备各就其位，抬灵从地下室拾级而上时，工作人员突然发问：谁是长子？请把住右前之位。我未作迟疑，上前就位，将先生送上灵车，并一路护灵，直奔昌平殡仪馆而去。
先生一生，不事张扬，处世低调。曾多次嘱托，身后之事，务必从简，不搞任何仪式，不给众人添加任何麻烦。然作为亲人、挚友、同事、弟子，还是要送上一程，心方得安。
12日上午10时，哀乐低回，鲜花环簇。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昌平殡仪馆举行。北大历史系安排车辆，负责接送先生亲朋故旧。系党委书记王元周教授、系办主任卫茗女士等领导及先生同事，亲友、弟子等二十余人，肃立于侧，为先生送行。
我与二位师兄商定，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即将结束时，兄弟三人行一跪三叩之礼，以报先生教诲之恩，再造之德。先生受得起这一跪，若不跪，我将后悔终生。
此时此刻，先生与我“北大结缘，谈古论今；对坐授业，论道求真；亲自报信，拨去疑云；举步维艰，送至楼门”之难忘场景，一幕幕重现眼前。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前两次我跪送逝者，一次是父亲，一次是锺翰先生。此番大礼相送，理所当然。
先生受我一拜！
良义吾师，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化悲痛为力量，以先生为楷模，认真做事，诚实做人，努力工作，珍重身体，过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最后，我想将遵二位师兄之命为先生葬礼所拟祭文奉上，以为结语：
惟乙未年五月廿七日，弟子谢志宁、金顶兵、邸永君，谨具鲜花清酌，献于吾师良义先生之灵前，曰：
昊天不吊，丧吾师尊；乌云蔽日，地暗天昏。忝列门墙，二十余春；耳提面命，教诲谆谆。授业解惑，言简意深；再遇疑难，问道无因。一跪三叩，悲泪满襟；敬献祭文，以表寸心。尚飨！
（作者邸永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