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斌：回忆北大的学术气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北京大学靠世代相承的学术气氛和治学精神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每一个在这个共同体里生活过的人都会感觉到深邃的精神，那是一种透骨的精神。

还记得是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1978年2月底入学，至今已经整整30年了。本科专业读的是哲学。哲学，那个时候还是很有学术地位的，一个年级三个班，120多人，师生们在一起讨论深奥的理论问题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想起来还是很有味道的——那是不浸入其中难以体会到的感觉。

学术精神

转眼30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感触最深的是学生求学和老师教学反映出来的学术精神。1977年的学生是社会上积攒了10年而有幸走入校园的第一批，那种对知识的渴求确实像干涸的土地遇到了甘霖。成群结队的学生背着装满参考书的绿帆布书包早早到图书馆去排队，晚上不是图书馆的老师再三善意地催促是不会离开的。再看食堂里排队打饭的人，哪个人不是拿着单词本在背单词？

 

我们也有集体“越轨”和合作治理的时候：那时候学校里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晚11点休息。本来我们宿舍是比较模范地遵守制度的，但是后来，有不少时候我们自己开始破坏这一制度——因为要看的书太多，每个人都抓紧时间忙自己的，哪怕是三五分钟，所以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到规定熄灯的时候没有人主动去关灯，于是规定被打破了。后来宿舍决定还是要遵守作息制度，按时熄灯。但说是说，做是做。因洗漱太晚到点关不了灯的情况仍时常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按时关灯——在全宿舍都没有洗漱的情况下把灯关掉，大家再都摸黑去洗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学习精神啊——劳累并高兴着。

创业精神

大学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学系工作，社会学系1982年建立，更需要师生的共同创业精神。第一任系主任袁方教授是从外校调入的，这个在“反右”斗争中被打入“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急先锋”的学者来到北京大学之后更是兢兢业业。袁方教授深受政治运动的伤害，但他不懂政治，所长的只是建立学科、培养和扶植学生。办系之初，图书馆里没有多少社会学的参考书，袁方在讲课和讨论学术研究时常常提起某些书值得一读，于是学生和年轻教师就去借他的书。他用有一个硬皮本来登记学生和年轻教师的借书信息，谁借了书就在本子上记上一行字。但袁先生不太会记账，看起来是从前往后记，但也有插空记的。有的时候是借书者自己写，有的时候是袁老师草草记上两笔。他从来不催人还书，所以到头来他那个本子成了乱账、瞎帐。

 

后来，我在整理自己的书柜时，发现有几本向袁先生借的书没有还，那是关于早期农村基层政权和组织的内部资料。袁方先生关心学生和年轻教师的疾苦，但更关心他们的学术成长。在袁方先生眼里，认真读书就是好学生，他爱才惜才，有一股书生气。

 

老师的学术精神感染了我们，轮到我们当老师了，也把学术精神往下传递。我的导师是雷洁琼先生，她以身为教师而自豪。她每一次讲课都把提纲写得整整齐齐，条理性极强。费孝通教授则不用提纲，他给我们讲“生育制度”这门课，没有任何讲课大纲，但漫谈中闪烁出智慧。他一直把“我还有十块钱”挂在嘴边（他的意思是可以再干十年，当然不是指真正的十年，而是指时间短暂），对后学给予很大期望。那是一种治学和发展学术的精神，从他们整齐的备课和所赠与的专著中，我们体会到延续和燃旺学术香火的期望。这些自然会化成我们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内在精神。

教学放首位

以学生为本，把教学放在首位，是社会学系自建系以来就形成的理念。上世纪90年代，我在系里兼行政工作，整个系里都充满着尊重学生、为了学生的精神。90年代前期国内还没有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把这一口号提得这么响，实际上老师们也在踏踏实实做研究。但当时国内某些学校也确实存在一些忽视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的现象。但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学一直被排在第一位。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都担任全国人大的领导职务，不可能担任一门课程。但袁方教授一直在给学生上课；韩明谟教授不但上研究生的课，而且上本科生的必修课。社会学系所有教授都毫无例外地给本科生上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尊重学生的精神。

 

有几年新生被安排到昌平200号生活学习，这对北京大学来说是一个挑战。在这种不利条件下，社会学系坚持的仍然是以学生为本的原则。社会学系的教授多年坚持为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我们希望以此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奠定学生的学习基础。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传统在社会学习一直延续下来。记得后来教育部曾经发布文件：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听到这一文件精神，我们甚至觉得有点奇怪——那还用说？至今，社会学系的教授资格再深也给本科生上课。

敬畏学术

来到北京大学30年，深深感觉到师生们常怀敬畏学术之心。北京大学强调和鼓励创新，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也是十分明显的。我从我的老师那里看到了这一点，受到教诲，也亲历实践。学问是做出来的，也是悟出来的，没有扎实的资料和精心的思考，没有学术上的创新，写些不痛不痒、毫无新意的东西干什么呢？惜墨如金说不上，在北京大学这个氛围内，随便写一点没有新意的文章似乎是拿不出来的。

 

这也影响到了学生。研究生要求发表论文，甚至要求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本意是好的，但很难完全做到。问到学生为什么不发表论文，他们说看到老师们那么精细地写那么深刻的论文，自己有点不敢了。我们的学生已经有了学术眼界和品位，可以说是在学生群体中有较高的学术眼界和品位，这里反映的也是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不过这也使我们的学生吃亏：现在学生找工作有的单位要看发表的论文，于是有学校就鼓励学生发表各种文章（这既是好事，有时也模糊了学术的要求），我们却拿不出多少论文。这样，遇到那些不懂行的入职“守门员”，我们的学生可能就被排斥在外了。现在，出于应对就业市场竞争的需要，我也在鼓励学生写一点“并非十分学术”的文章，但成效不大。看来，敬畏学术在师生心中已经至深矣。

（选自北大校报1175期）

实习编辑：卢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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