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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的无为而治与官员政治型贬降、叙复 这种体制的形成，首先源于宋仁宗奉行无为而治。宋仁宗的无为而治有两层涵义：其一，宋仁宗很少亲自处理具体政事，而是“推委”大臣，重用宰相、台谏；其二，宋仁宗朝无国是。 关于宋仁宗的无为，在宋代士大夫中是存在共识的，上引苏辙、范纯仁、王安石的话就是证明。兹再举几例，邢恕向哲宗上疏说：“仁宗末年，大抵渊默，罕复亲事，委政大臣。”苏辙向哲宗上疏说：“仁宗皇帝仁厚渊默，不自可否，是非之论一付台谏。”翰林侍读学士范祖禹对哲宗说：“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皇帝至和间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时和岁丰，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天下无事。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周正夫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百事不会即百事不为，不处理具体政事，只当一个无为的皇帝。宋仁宗推委大臣，容易引起大臣专权，吕夷简就是一例。为此，范仲淹作《推委臣下论》，认为“当推委之际，（宰相）擢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若黜辱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所以皇帝应当“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掌握重要官员的任命权，不应当过分推委大臣。范仲淹的观点从反面证明了宋仁宗的无为而治。 在当代学者中，王瑞来先生认为宋代皇权已走向象征化。宋代皇权是否走向象征化，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王先生注意到宋代皇帝无为的一面，则是值得肯定的。 为什么宋仁宗要无为而治？学者认为“宋仁宗懦弱无能，遇大事无主意”。笔者认为宋仁宗无为固然与其个性有关，仁宗确非雄才大略之主，但仁宗绝非任人摆布的刘阿斗。他的无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理性地选择。谏官韩绛曾对宋仁宗说：“天子之柄不下移，事当间出睿断。”宋仁宗说：“朕固不惮自有处分，所虑未中于礼，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后行之。”杨时、陈亮在自己的文集中都记载了如下一则故事： 仁宗时，或劝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身为至尊的帝王，能有这样清醒的头脑，实在是难得。对仁宗的这种盛德，宋代士大夫自然要报以盛赞，所以杨时紧接着评论道：“仁宗识虑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无心如天，仁宗是也！”陈亮也称赞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况于圣子神孙乎？” 那么宋仁宗何以有这样的盛德？是儒家士大夫教育的结果。宋仁宗幼年登基，系统地接受了儒家经典教育，深受儒家君主要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论语o卫灵公》云：“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北宋中期，儒家思想复兴，士大夫阶层兴起。无论从儒家政治思想出发，还是从士大夫自身利益考量，无为而治的虚君理念，都是士大夫的必然选择。余英时先生指出，“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通过‘无为而治’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从小受儒家士大夫教育的宋仁宗，必然会受到儒家虚君思想的影响。范祖禹在《帝学》中对宋哲宗说：“古之人君好学者有之矣，未有终身好之而不厌者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迩英讲学，游心圣道，终身未尝少倦。是以一言一动，仁及四海，如天运于上而万物各遂其生于下，其本由于学故也”，“陛下欲法尧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则可以至天德矣。”在这段不乏溢美的话中，我们可知，宋仁宗好学，而且所学为儒家圣道；宋仁宗有天德，天无为、无言而万物生焉，天德就是无为。 至和二年（1055），翰林学士欧阳修对宋仁宗的一段话，也表达了皇帝要无为而治的意思，他说：“自古人君之用心，非恶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恶治而好乱也，非恶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而自用，与臣下争胜也。使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则邪佞远而忠言入，忠言入则聪明不惑，而万事得其宜，使天下尊为明主，万世仰为治君，岂不臣主俱荣而乐哉！其较区区自执而与臣下争胜，用心益劳而事益惑者，相去远矣”，“古之人主惟能改过而不敢自用，然后得为治君明主也。”不“与臣下争胜”，“不敢自用”，正是要皇帝无为而治。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有大量持虚君理念的士大夫在朝在野，宋仁宗才不得不无为而治。 宋仁宗无为而治，还表现在仁宗朝无国是。所谓国是，就是必须坚持、不容质疑的大政方针，正如余英时所说等于“最高国策”或“正确路线”。宋神宗朝的变法就是国是。宋仁宗因为奉行无为而治，所以仁宗朝不存在这样一以贯之的最高国策。宋仁宗虽然任用范仲淹进行了庆历新政，但当新政遭到官员的群体反对时，就果断地停止了变法。李裕民先生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乱”，仁宗“虽然没有继续用范仲淹推行新政，但他深知范仲淹是一位正派能干的人，并没有去整他，而是让他到一些具体部门去发挥作用。这样的结果是，宋仁宗时期成为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最好的时期，政局十分稳定，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达到空前的高峰，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物。”笔者完全赞同李先生的观点。如果仁宗把新政作为国是的话，那就会如同神宗那样把变法进行到底，激烈的党派斗争和对官员的重贬便会提前出现。所以说，皇帝无为而治是皇权宽容的表现，在专制政体下是有其合理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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