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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天章召见》。该图讲述宋仁宗在皇家图书馆天章阁召见大臣，咨询时政阙失，请众臣畅所欲言） 《清平乐》应该是有史来第一部以宋朝仁宗为主角的影剧作品。宋仁宗年代是从1023年至1064年，距今差不多有一千年了。我们现在常说“振兴中华”，“千年大计”这一类的话。回首中国历史一千年，在千年之前，确实出现了一段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如果说宋仁宗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不为过。 我们可以从他的庙号说起。仁宗去世之后，庙号为“仁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帝王。那么“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民间的解释，就是怀有仁厚之心。有一则民间野史记载，成都有一个落魄文人，写了一首很反动的诗歌，鼓吹四川独立，与朝廷对峙，并把诗歌献给了成都太守，太守一看，吓坏了，赶紧报告朝廷。但仁宗皇帝看了诗歌，淡然地说：这不过是落魄文人想要当官罢了，给他一个闲官当当吧。这则野史说明仁宗是不是很仁厚？ 不过，如果我们将仁宗的仁仅仅理解成仁慈、仁厚，未免有些浅薄。儒家解释过“仁”的涵义之一是：克己复礼谓之仁也。什么是克己复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激情，服从制度的约束。 有几个小故事来自于正史，也在《清平乐》中讲到，通过这几个小故事，可以理解仁宗之仁。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内苑跟大臣散步谈话，走着走着，几次回头张望，大家都不知皇上的意思。回到宫内，仁宗赶紧交待宫女：“渴死了，快给我倒杯热水。”宫女问道：“官家（官家，宋朝时对皇帝的称呼，含义为皇帝要至公无私，所以才称为官家。一个贤明的皇帝，没有自己的私爱私财，皇帝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天下，皇帝对天下的子民都应当一视同仁），刚才在外面，为何不喝水，忍着口渴？”仁宗说：“我几次回头张看，都未看到提水的镣子。如果出声询问，只怕那镣子会被问罪，只好忍着口渴而归。”（燎子，指司镣炉供应茶水的皇室服务员）。 还有一次，早朝，仁宗皇帝上朝，面色很不好看，大臣问：“陛下今日面带倦容，是哪里不舒服吗？”仁宗说：“没事，只是昨晚没有睡好。”大臣有点怀疑，以为皇帝昨夜与嫔妃谈情说爱花了过多的时间，于是进言，陛下请注意保养圣躬，不可沉溺于美色云云。仁宗大笑说：“卿等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失眠了。”大臣大惊说：“这是怎么回事？”仁宗说：“昨晚睡觉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吃烤羊排，但寝宫里又没有羊排，因此饿了一宿。”大臣说：“何不叫厨房供应？”仁宗说：“我也想过，可是祖宗法中并无夜供烧羊的先例，如果由我破了例，后世子孙自此仿效，不知每夜会杀几头羊！还是忍点饿算了。”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锦衣玉食的皇帝多的是，能自觉克制自己对美食的口腹之欲的君主，却是少见。仁宗的忍渴挨饿，既是仁厚，也是忍耐，合起来，就是仁。但是，对帝王来说，口腹之欲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要克制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力欲望。又有两则故事讲仁宗皇帝这方面的情况。 有一个官员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是如何回答的？仁宗说：“治理天下，不能由我一人独断，若都是我一人说了算，如果做对了还好，如果做错了，难以改正，不如大家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然后以宰相的名义发布决策，倘若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错漏，则有台谏指出来，改正也容易一些。” 还有，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宗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这是什么文章？”仁宗说，“是台谏的奏章。”梳头宫女又问：“台谏又上奏了，说了什么事？”仁宗说，“台谏说：雨下得太久了，恐怕是后宫里的嫔御太多所导致，需要裁减一些。”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要说三道四。”仁宗不答话。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如果非要裁减宫女，请从我开始。”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人出宫，第一个就是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梳头宫女是官家所爱，为何作第一名遣送走？”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仁宗皇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作为皇帝，独揽大权、朝纲独断，虽然很爽，但也非常危险。这也是对权力欲念的克制。 我们再来说说宋代的制度与政体。比如皇帝的诏书，所谓圣旨，是皇帝权力的体现，代表了朝廷的最高命令，但宋朝皇帝诏书的颁发，有着非常严密的程序，宋朝的所谓圣旨有专门的人起草，有专门的人审核，还需要宰相副署，由宰相机构颁发。皇帝如果绕过这些程序，直接下旨，是违反制度的，大臣也可以不执行。我们如果看过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圣旨，就会发现一个不同：明清圣旨的最后，是一个代表皇帝的印章；而唐宋圣旨的最后，是一大串签名，那是负责宣行、审核、签署、颁布这道圣旨的官员的署名，没有这串签名的皇帝私旨，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诏令。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仁宗的克制，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清平乐》中对这些也有体现。 有一则故事说，宋仁宗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内廷有一些内侍犯了罪，仁宗皇帝便绕过司法机构，径自作出判决。有一位谏官便站出来抗议：天子怎么可以如此具体地参与案件的审判？仁宗说：为何？这个谏官说：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都关涉到罪名之小大、刑罚之轻重，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有受到法律训练、通晓法理的专业司法官，才可以做到平衡把握。君主哪怕有天纵之英明，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因此，“出于圣断”的司法裁决，很容易“前后差异，有伤政体”，损害司法权威，破坏司法制度。而且，皇帝如果兼职当了法官，那还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这位谏官还建议：从今以后，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都请移送司法机构依法审判，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宋仁宗不敢再逞强，批准了谏官的提议。 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断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宋朝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治理天下的主体是士大夫，而不是仁宗一个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选择、任用贤能的士大夫，拜他们为执政官，为台谏官。仁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 正是在宋仁宗时代，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学界， “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时代登上历史舞台，宋词的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领袖苏东坡、柳永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宋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也集中出现在宋仁宗的时代，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一大批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政治人物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有所作为或者崭露头角。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时代《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当时的世界顶级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女人。那么一群成功的男人背后呢？应该也站着一个宋仁宗。历史上，历朝的士大夫阶层，都对宋仁宗有极高的评价。而普通人们只对开疆扩土的帝王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等，推崇备至，心理上这种“胜者王侯败者贼”浓厚，很少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为华夏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平凡的仁圣君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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