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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善于纳谏与官员的政治型贬降、叙复 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体制的出现，还得益于宋仁宗在政治上的宽容，表现为重用台谏、积极纳谏。说到纳谏，人们首先会想到唐太宗，其实宋仁宗的纳谏不在唐太宗之下。人们忽略宋仁宗，大概是因为他没有唐太宗那样赫赫的功业。史学家吴晗就把唐太宗、宋仁宗并称，“史书上的魏征、包拯直言尽谏，英明的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白谏官的用意是为他好，有受谏的美名。” 宋仁宗善于纳谏，表现在他多次主动求直言。康定元年（1040）二月，朝廷下诏：“悉许中外臣庶上封议朝政得失”，史称“自范仲淹贬，禁中外越职言事。知谏院富弼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愿降诏求直言，尽除越职之禁，于是上嘉纳焉。” 皇祐四年（1052）正月，宋仁宗下诏：“昨为唐介显涉结附，合行降黜，亦虑言路或塞，寻与叙迁。尚恐言事之臣有所顾忌。御史台、谏院，其务尽鲠直，以箴阙失。仍令通进司，或有章奏，画时进入，必当亲览，或只留中。”同年九月，韩绛被任命为右正言，宋仁宗对他说：“卿，朕所选用，凡所言事不宜沽激，当存朝廷事体，务在可行，毋使朕为不听谏者。”同年十月，宋仁宗对辅臣说：“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从这里可看出宋仁宗对谏言的重视与渴望。 宋仁宗积极纳谏还表现在仁宗朝对台谏贬降比较轻、叙复比较快。 有很多掌故，也表明宋仁宗善于纳谏。庆历四年（1044），开宝寺塔遭雷击焚毁，朝廷准备重修，谏官余靖以劳民伤财为由极力反对，史称：“时盛暑，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宋仁宗宠幸张贵妃，封贵妃叔父张尧佐为宣徽使，御史中丞包拯“大陈其不可，反覆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仁宗回宫后责怪张贵妃道：“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一次，台谏请求宋仁宗裁减后宫嫔御，梳头夫人很不以为然，问：“所言必行乎？”仁宗答道：“台谏之言，岂敢不行！”梳头夫人自恃受宠，赌气说：“若果行，请以奴奴为首。”结果被作为第一名放出宫。慈圣问：“掌梳头者，是官家常所嬖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唐介作谏官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閤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时犹衣绿，外庭不知。”唐介去世后，宋神宗亲临祭奠，看到画像后说：“此不见后生日精神。”于是便把禁中所藏画像赐其家。 对于宋仁宗的从善如流，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的士大夫都是有口皆碑的。嘉祐四年（1059），翰林学士欧阳修说：“自是（康定）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中间斥去奸邪，屏绝权幸，拾遗救失，不可胜数。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自陛下临御以来，实为盛德，于朝廷辅助之效，不为无功。今中外习安，上下已信，纤邪之人凡所举动，每畏言事之臣，时政无巨细，亦惟言事官是听。原其自始开发言路，至于今日之成效，岂易致哉，可不惜哉！”熙宁二年（1069），范纯仁说：“仁宗皇帝开广言路，优容诤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南宋人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中说：“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楼钥在奏议中说：“臣观仁宗专以仁厚养天下而纪纲甚严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崇奖直臣，妙选台谏，一言可取，断在必行”，“言者无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为仁宗，虽唐太宗之听谏勿及也。”在宋代士大夫眼里，宋仁宗朝是盛世，成就盛世的主要原因就是仁宗善于纳谏。 宋仁宗朝大臣有气节、不怕贬降 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政治体制的出现，还得益于宋仁宗朝大臣有风骨、惜名节、讲气节，不计利害得失，不怕贬降，直言敢谏。宋朝门阀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兴起。他们“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帜”。他们以承担儒家道义、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为己任，要与皇帝同治天下。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一批优秀台谏官，如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包拯、张升、唐介、赵抃、吴中复、马遵等等，还有很多不是台谏的官员也敢于积极言事。他们都以敢于言事为荣，以持禄固宠为耻。 范仲淹三次犯颜直谏，三次被贬谪，但他无怨无悔，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谪为“三光”（三次光荣）。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阁待制李紘、集贤校理王质，皆载酒往饯。质又独留语数夕，或以诮质，质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集贤校理余靖为范仲淹抱不平，进谏道：“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追改前命。”结果被贬。馆阁校勘尹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虽国恩宽贷，无所指名，臣内省于心，有靦面目。况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典宪。”宰相怒，尹洙也被贬。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右司谏高若讷“不能辨仲淹非辜，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真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欧阳修也被贬。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贬斥高若讷，也险些被贬。这些官员本可以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是他们出于道义感、责任感，宁愿被贬降也要向不公正的现象发出抗议，表现出了优秀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政治主体意识。正是在范仲淹等人的影响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一大批有气节的士大夫，仁宗朝的士风也是北宋最好的时期。所以南宋人文天祥盛赞仁宗朝，“国朝君子气节大振，有鱼头参政，有鹘击台谏，有铁面御史，军国之事无一不得言于君子。” 关于仁宗朝言事风气之盛，《曲洧旧闻》中有两则掌故可作佐证： 张康节（张昇）为御史中丞，论宰执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为地。”康节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为知己，安得谓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惊而问其故。康节曰：“内自左右近习，外至公卿大臣，无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谓孤寒，而反谓臣为孤寒，臣所未喻也。”当时有三真之语，谓富、韩二公为真宰相，欧公为真内翰，而康节为真御史也。 李肃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论事切直，仁宗嘉纳。欧公以简贺之，甚有称赏之语。公明喜曰：“欧公平日书疏往来，未尝呼我字也，此简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无论是否为台谏，都以言事为荣，并且相互勉励，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皇帝无为，大臣有为；大臣敢于直言极谏，皇帝乐于纳谏，君臣相互配合，才形成了皇权、相权、谏权良性互动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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