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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苏州木渎，作为有清以来当之无愧的“吴中第一镇”，二千五百年来多有起落，揆其要者，主要有四个节点：缘、起、繁、盛。缘，吴越春秋中的阖闾大城所在；起，因着东晋名臣陆玩而形成的山村聚落；繁，北宋年间正式成镇；盛，清乾隆年间，描绘苏州烟水繁华的《盛世滋生图》，木渎为主要场景之一。 吾乡苏州木渎，是范仲淹的故乡。文正公立言、立功、立德，其三不朽者维千年而不坠，一向是读书人和官员中的标杆人物。木渎是其祖茔、义田所在地，也是他毕生事业落在空间维度上的重要坐标。木渎天平山为其家祠所在，东侧村庄，至今还名曰“范家场”。 开市建镇，是木渎的物理形成；范氏崛起，是木渎的精神形成。而这两点的交汇处，在北宋庆历到皇祐年间。此时恰逢宋仁宗垂拱而治，熙熙攘攘，天下归心，木渎也就籍着历史大势，逐渐浮出水面，重新让时人认识了自己的美丽和庄严。而这股大势的制造者、推动者，就是宋仁宗。 可以说，仁宗是木渎的恩人。没有他，可能吾乡的发展，又是另一番模样。 “共治时代”的君臣关系 文丨张秋平 仁宗是宋朝第四位君主。郡县制以来，中国的统一王朝，汉唐明清，政治气质和文化气质各有不同。同汉唐相比，宋朝地削国弱；同明清相比，又官冗事繁。而正于此确定了今后一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和人文气质，其抟造者，正是宋仁宗。 但可惜，民间对于仁宗的了解，仅止于一些元明话本传奇中荒诞不经的故事（如“狸猫换太子”系列）——即故事中，仁宗也只是“背景板”而已。 幸而，文史学者吴钩近日推出力作《宋仁宗：共治时代》（以下简称《宋仁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清晰明快又温和细密地将仁宗的一生娓娓道来，让我们知道，这尊永远退居幕后的国朝仁君，其实也是一位国族圣人。 笔者之于范仲淹及范仲淹学一直深有兴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仁宗是范氏的“背景板”。但随着对于《宋仁宗》的阅读，不得不说，范仲淹固然伟大，但如果没有仁宗有意识的信任、加持乃至无意识的理解、宽容，前者当无法成就其千年的英名。 以下，就说说二人之间张力的结构、发展、局面，以及笔者的相关思考。权作读书笔记，四千八百字，乃贡方家一哂。 刘太后的居心 天圣七年，在西元为1029年，是刘娥最为舒心的时期。这位被史学家称作“章献太后”的宋真宗皇后，其嫡子仁宗赵祯虽已成年，但她依旧临朝称制，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就在这一年，二月，她逼使知枢密院事曹利用自杀；六月，又罢首相王曾。如此，中书、枢密二府元气大伤，朝中再也没有能制衡她的元老级大臣了。 也就在这一年，曾因反对太后垂帘听政而被贬谪的前宰相李迪入京。刘太后召对，说，你以前不愿意让我操纵国事，是错的。你看看，我现在对皇帝好不好？李迪客气地答道：“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见天子圣明，诚不知太后圣德乃至此。”语气软中带硬，但正面顶撞太后的勇气，是再也没有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冬至，她遇到了范仲淹。 这一天，皇帝率百官为太后贺寿，然后接受朝拜。秘阁校理范仲淹即上疏反对，说天子可以事亲，但不能为臣；内廷可以对太后行家人礼，但同大臣在一起，就不能“亏君体，损主威”。这惊天一击，是太后自以为敉平外朝后遇到的第一次挑战。范仲淹又上一疏，索性直接要求太后归政。这两份奏章都被太后留中不发。 这事儿吓坏了晏殊。 两年前，范仲淹在籍居母丧，知应天府（商丘）晏殊久闻其贤名，请他来应天书院任教。应天府为北宋的南京，其书院是国子监（国立大学）级别，恰好也是范的母校。范氏在任教之余，向宰相王曾、张知白和参知政事（副相）吕夷简等写了份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以作自荐。 此书传诵一时，也深得王曾赏识。次年，晏殊回京任御史中丞，有推荐贤才的任务，因此王就暗示他举荐范到中央任职。所以，名义上晏还是范的政治担保人，后者在朝廷的功过，前者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更何况，在留守南京前晏殊已经是枢密副使，正是因反对太后徇私任命亲朋故旧为枢密使，而被逐出京城。如今好不容易回来，又见范仲淹直接攻击太后，怎能不吓得气急败坏。 然后就发生了那段著名的对话。晏殊指责范“狂率邀名”，范立即反驳说，我就是怕对不起你的举荐，才如此忠直，没想到反而因此获罪于你。吵完架回去，范仲淹仍愤愤不平，写了一通《上资政晏侍郎书》，并提出了著名的“共理天下”的思想，引起朝野震动，也引起了宋仁宗的高度关注。 当然，因太后势大，范仲淹的言行不可能得到朝廷任何正面响应。没多久就被外放为河中府通判，是为第一次被贬。 三年后，刘太后以天子衮冕拜谒太庙，没多久就一病不起。她终其一生也没归政于皇帝。 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 明道二年（1033）三月廿九日，刘太后宾天。那时，皇帝虽然年轻，也已二十四岁；范仲淹则以四十五岁“高龄”，还是一名外州的八品通判。 范仲淹1015年成进士后近二十年，虽然声誉日彰，也勇于任事，但始终仕途蹭蹬，歧路徘徊。 他一向敢于自荐。任泰州西溪盐仓监的时候，即上书枢密副使张知白，表达自己“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三年后直接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奏上时务书》，发誓“欲倾臣节，以报国恩”；于应天府丁忧教学的时候，又给王曾、张知白等《上执政书》，所谓“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其不甘寂寞如此。 皇帝亲政后，立即将范仲淹召回，给予台谏重任，为右司谏。正在此时，外朝遇到了一桩内廷大事：仁宗废后。 是年底，深宫爆发家庭矛盾，皇后郭氏掌掴皇帝。后者大怒，决意废后。如果范仲淹贪恋富贵，完全可以袖手旁观，因为这毕竟是皇帝家事，而且郭氏平时刚毅刻薄，人缘很差，无论是朝中宰相（吕夷简）还是宫中内侍（阎文应），都对“废后”极为支持。 这次范仲淹所反对的，既是将自己不次擢拔的天子，也是资望威望高不可攀的宰相。但是，他坚持认为，有小故而无大过，废后就是非礼，自古以来，无理废后者皆有灾殃。因此，他“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却一意孤行，非要为郭皇后讨个公道。 仁宗盛怒之下，根本不给范仲淹等谏官廷对的机会，一纸敕令，将其押送出京，出知睦州。这是他第二次被贬。 但是，家庭问题显然无法政治解决。没过多久，仁宗就开始思念郭氏，也开始怀念范仲淹的忠直。才一年有半，即召范氏回京任天章阁待制，不仅升了官，还成了皇帝的高级幕僚。也就在此时，力主废后的内侍阎文应得知仁宗同郭氏又暗中沟通，大惊失色。此时郭氏生病，皇帝叫阎带着御医去照看，没几天，郭氏身亡。 范仲淹开始绝食，决定入宫同阎文应辩论。按照他的计划，如果范胜，皇帝就当处死杀害郭氏的疑凶阎；如果阎胜，范就和他一起死。事实上，郭氏暴卒固然可疑，但指控阎文应加害，也没有十足证据。不过范仲淹凭着本能的敏锐和显然的推理，认定阎就是凶手。 第二天清晨进宫前，他同家人诀别，将家事托付给长子，也就是说，郭氏不得申冤，他就不打算活着回家了。仁宗听他的控诉，才知道案件原委，“遽命窜（阎）文应岭南，寻死于道”。郭氏，这位打入冷宫而莫名其妙死去的废后，也应该瞑目了吧。 “共理天下”的逻辑 “废后”案的主谋固然是仁宗，而支持者则是阎文应和吕夷简。前者已死，范仲淹的注意力就集中到“吕相公”身上。吕夷简自然知道自己已经是范的火力目标，因此非常机巧地任命范为“权知开封府”，试图以繁重的首都行政任务来转移范的注意力。但范仲淹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不断全方位批评和建议，这就是后来仁宗下诏严禁的“越职言事”。 一般史学家都认为，范仲淹攻击吕夷简太厉害，才导致第三次被贬，外放饶州，但吴钩的《宋仁宗》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是“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才触怒了皇帝。景祐年间，仁宗已是二十五六岁。中古时期的男子这个时候还没儿子，是很罕见的。而且他甫亲政就大病一场，让人不得不担心王朝的继承问题。 范仲淹知道这种建白会冒犯皇帝，谁都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力和生育力被双重否定。但他从来认为，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国事就是天下事，士大夫既以天下为己任，就应该发扬蹈厉，奋身其中。这也反应了中国的传统政治逻辑在北宋时期的特殊演化。 西汉即有皇帝和二千石（指宰执疆臣）共治天下的说法。但这个“治”只是责任，谈不上权利可言。到东晋又有“共天下”的说法，但这也只是历史事实，并非意识形态。直到北宋开国，“共治”则有了“同治”“共理”“分享”这三重含义的演进。 所谓“同治”，指的是太祖太宗年间的想法，政务虽可能由皇帝乾纲独断，但具体处理还是需要二府（中书和枢密）来切实执行。 至于“分享”，指的是神宗年间的想法。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说道，变法有什么坏处呢？只是士大夫不高兴而已，百姓却没什么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虽然讨论的是变法的利益所在，但这里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已经有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为士大夫而治天下”的含义。 由“同治”而“共理”，最后“分享”，在这一串政治含义强烈递进的逻辑过程中，仁宗朝的“共理”理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非常关键，而范仲淹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 他一直警告当局，不能独断，不能偏听，独断则有过失，偏听则失民心。范仲淹的思想也有个发展过程。最初在应天府时期他认为，天下应该是君主同圣贤共理；到天圣年间，开始觉得，“大臣小臣”都应该是共理的主体；其后更认为，共理天下者，应该是“天下俊贤”。 也正是如此“不见外”的政治坚持，使得范仲淹不断有“越职言事”的勇气，虽三次被贬而不悔。 令人尴尬的“朋党”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共理”思想，难免会对君权指指点点，这引起了仁宗的高度戒惧。据《宋仁宗》，景祐五年，皇帝告诉当时的宰相，也是少年时的老师张士逊：“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张很惊讶，说这可是杀头的大罪，证据呢？皇帝说，奏章我没看到，但有许多人向我举报过。 张士逊答道：“人臣而欲废君，无轻典；既无明文，则不可以空言加罪。”皇帝非常认可。吴钩认为，这体现了仁宗的宽宏，此是固然，不过这也表现出皇帝对于范仲淹刚毅果决背后之意识形态的疑虑，已经非常严重了。 仁宗对于范仲淹的另一条疑虑，则是“朋党”。而客观来说，北宋最为鼓呼相应的党团，确实是“范仲淹集团”（漆侠语）。 朋党是客观存在，但论其分野，则大有可观。汉代以朝野，唐代以门阀，但到了北宋初年，士大夫各自为政，并没有朋党产生。 宋仁宗亲政之前，即刘太后听政时候，名相鱼贯而入，寇准、丁谓、王钦若、吕夷简，史书上对他们有共同的评语，“智数过人”。也就是说，他们极聪明，极能干，老于世故，精于吏事，但只有权欲而没有理想，只有利益而没有气节，只有谋略而没有格局。 唐末五代，清流尽毁。历经战火离乱的知识分子依违于权臣军阀的屠刀之下，而以“十朝元老”为荣。这当然是历史的悲剧，但也造成宋初皇帝对士大夫深刻的鄙薄。《宋仁宗》里所言“太祖英睿”而从宰相手中收回决策权，正是这种伦理鄙薄在政治上的映射。 但士大夫和普通知识分子，其基于传统文化的信念，虽然花果飘零，却从未彻底打散。所谓“从道不从君”的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共治天下”的权利意识，在天下太平后，又渐渐凝聚，其人格化代表，就是范仲淹。 尚未贵显的时候，范仲淹已经“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因此“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以君子而成党，确实自范仲淹始，这也给中华文化的正面演化带来了全新的机运。 仁宗各种担忧，还是在庆历三年（1043）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相）。但次年，又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宋初大儒徂徕先生石介在给好友富弼的信中，责成他力行“伊霍之事”。富弼是枢密副使，也是范氏“朋党”，因此二人听到这一传闻，都极不自安，主动辞职。 “伊霍之事”，指的是废立君主，但石介原文其实是“伊周之事”，希望富弼像伊尹和周公一样辅佐幼主，看来谣言的指向，其实是范氏集团。 仁宗再一次展现了他宽仁厚重的一面，慰留范、富。但终究朝议汹汹。千夫所指之下，二人只能黯然而去，所谓“庆历新政”，迅速成为了一抹历史陈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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