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来，一直看《山海经》，自以为猜想其离奇纷杂的内容小有所得。
现试摘发一篇与大家分享。
开始之前，先提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写“山海”的，而且《海经》更为绚烂多彩，可为何没有写“船”呢？难道古人故意把“船”给省略了？还是因船太常见了而不屑去描绘？或有其它原因呢？
其实《海经》里还是明确地写了点“船”，不过只有三处：一个是大人国“坐而削船”（《海外东经》），一个为帝俊竹林“大可为舟”（《大荒北经》），第三则是关于发明船只的始祖“番禺”，他“是始为舟”（《海内经》）。
虽然可能还有其它的地方可以让人间接的联想到船，如：“捕鱼于海”、“悬居海水中”等。但让描写简单明了的“船”比较于茫茫的“四海”、“四荒”来说，多少显得可怜了些。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古人为何要深藏“船”而不“露”呢？难道他们是真的乘坐“两龙”、“神狐”、“乘黄”或“驺吾”等神兽来“行走”、“出游”和“上天”的吗？
我们看到《山海经》中描写的神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中众多的神兽有没有共同点呢？
下面，我试图和大家一块儿来猜一猜这些“神兽”们。
《山海经》里的神兽基本出自《山经》，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山经》中有名字和描写比较详细的“神”兽约有200处，加上每经末尾的祭祀山神约有221处（其中描写简单的或只说出名字的不包括进来，如“白猿”、“飞蛇”、“怪鱼”、“怪蛇”、“虎”、“豹”等）。《海经》中的神兽也有一部分，只是《山经》里的模式感要更为强烈。
所以我们先从《山经》入手来试着猜一猜。
《山经》中的神兽描写是有一定模式的，每座山的描绘基本都会遵循这一模式，即先叙说草木、矿藏，然后是兽类，其次是鸟类，最后一般是河流（虽一些和此模式有出入：或增多，或减少，或前后有错位，如明确河水有“物”，则河水在“物”前面。但模式大致不乱）。这样的模式给人的感觉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作者”习惯性的描述和口吻；一种是“作者”有意的行文。前者使我们猜测的空间缩小了，而后者留给我们猜测的空间则很大。因为“有意”，就有可能包含我们未知的信息让我们去想象。可是“有意”的背后可能又包含几种意思：A，是口传心授的固定模式；B，画面的组合规律；C，图文的既定形式，等。我们知道《山海经》可能成书很早，假如像有些学者认为是西周初年或更早，那么，当时的文字普及率不会太广，口传心授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记忆有时靠一定的模式来有效管理信息，达到定量的记忆标准，所以“口传心授”有可能具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传说《山海经》是有图画并传下来的，可见在“口传心授”的同时，一定还有图画记忆的功劳，而图画可能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来组合画面。有图画的存在可能就有文字语言的功用，假如当时的图画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那么图画就更具有抽象的意义，它也肯定有一个我们至今也不知道的既定形式。
不管是上述哪一种信息，我们都猜测成一种“有意”的描述，而在“有意”的缝隙中也许会让我们找到些蛛丝马迹来。
首先，模式中“山”和“水”一般会出现在行文的“首尾”位置（或者是山一部分，水一部分），假如按照比例分配，草木矿藏多为山上之物，则鸟兽鱼虫有可能大多算是水中之物了。这样的分配虽然显得有些滑稽，但我想其中可能会有合理的成分，而这种“合理”的成分是否真的“合理”，需要找到大部分鸟兽鱼虫的“神性”和“共性”来分析，最后再做决定。
《山经》中约200处的神兽和21处祭祀山神，“南山经”约占21+3处，“西山经”约占53+2处，“北山经”约占50+4处，“东山经”约占28+3处，“中山经”约占48+9处（加号前面是鸟兽鱼虫等类的数目，加号后面是祭祀山神的数目）。
按照形象，兽类分为：马、牛、虎、狗、狐、狸、猪、羊、龟等，形体不单一，混合体居多；鸟类、蛇类和鱼类都稍微纯粹和单一些，但其中一大部分还是以“异形”体的面目出现。
其实“单纯”的兽类形象之间是有共同点的，即大多种类的“吻”是突出的，像马狗猪羊狐等动物脸的侧面尤其类似。这种“类似”性主要是针对画面来说，假如我们把战国时期的“楚帛书”里的神怪形象与之做个比较，就可以明白这些动物们有可能是同一形象的不同理解和叙说。中国古代的神怪形象大都是“抽象”的（至少考古的资料到今为止是这样，这可能取决于绘画的风格或者绘画人的功底），虽然《山海经》里的神兽可能不会似“楚帛书”里的神怪那么抽象、难懂、难辨认，但也算得上难以去更深理解。总之，我先把他们编成一组相似的类别，不会觉得那么唐突。如果再把鸟的喙以抽象的形式也加入进来，那么，类似于“玄龟”的“鸟首”就不难理解了，而“鱼”长着“翅”和“足”或“手”也可以加入。所以我们再把它们也编进来，变成我们想要的一大组，这就是上面的200处“神兽”的编组方法。
至于祭祀山神，很明显他们也都是组合成型的：“人首兽身”、“龙身鸟足”等。我们把这些山神单独列出来，作为200处山神的对应。
前文说到鸟兽类可能是出自水中之物，因为在《山经》中有明确提到水中的“神兽”大多为“鱼类”，但其形象、特点却和多数的兽类存在一致性。我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
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
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泽。其中多赤鱬，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疥。
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
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首] 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
黑水山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
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
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
涴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陵羊之泽。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
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
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鳋鱼，其状如鳣鱼，动则其邑有大兵。滥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汉水，多■魮之鱼，其状如覆■，鸟首而鱼翼鱼尾，音如磬石之声，是生珠玉。
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诸■之水。其中多滑鱼，其状如■，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其中多水马，其状如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
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目，其音如鹊，食之可以已忧。
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
嚻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鱼，其状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其音如鹊，可以御火，食之不瘅。
诸怀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嚻水，其中多鮨鱼，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食之已狂。
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鮆鱼，其状如儵而赤（麟）[鳞]，其音如叱，食之不（骄）[骚]。
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印）邛泽。其中多■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決（決）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
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食之已呕。
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鳙鳙之鱼，其状如犁牛，其音如彘鸣。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无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之鱼。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见则天下大水。
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胏）[肺]而（有）[四]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
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曰犰狳，其鸣自訆，见则螽蝗为败。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鵹鹕，其状如鸳鸯而人足，共鸣自訆，见则其国多土功。
泚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贝，多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其臭如鲋芜，食之不■。
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鱼，其状如鳣鱼而一目，其音如欧，见则天下大旱。
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余如之泽。其中多■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
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
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
上面所列明确出自水中的鱼类和兽类、虫类其形象特征和《山经》约200处中多数的鸟兽类的形象特征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不只是习惯性行文，它们的形象也有类似处，人面、人手足、呼喝声、功能等都有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化蛇”的形象，“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就是这一普遍的叙说模式。
上文是“水”下文是“兽类”但没有明确说“兽类”是出自“水”中的句子也很多，由于上下文的排列关系，我们先把它们全看成是“水”里之物。
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鹓雏。
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其兽多葱聋，其状如羊而赤鬣。其鸟多（穀）[榖]，其状如翠而赤喙，可以御火。
嚻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
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獦]（狙）[狚]，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
师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皋泽，其中多鱃鱼，多文贝。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鸣自訆，见则天下大穰。
上文是“兽类”下文是“水”的句子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例举（可参照附加的200处神兽原文）。只是不知道这些在“水”前面的“兽类”到底是出自“山上”还是“水里”。可是上下行文的关系会让我们怀疑，除了是一种习惯性的描述之外，很可能还有“有意”的地方。或是图画排列的关系，或是文字的排列关系。那么“兽类”就有可能和“水”产生一定的联系，一是“兽类”生活在“水”的岸边，一是生活在“水”里。这种猜测有可能被上面所列出的“兽类”和“鱼类”身上的共同点所证实。虽然即使有共同点也不一定证明是“同类”，但至少有“同类”的“合理性”，或者说猜测的“合理性”被加强了。
有趣的是，《山经》中的山神也大都和“水”有密切关系。“徇于四海”、“恒游于漳渊”、“常游清泠之渊”、“常游于江渊”等也让我们怀疑他们是否是乘船“巡游”的。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也焉，而北流注于[氵幼]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鷂木之有若，北望诸[囱此]，槐鬼离仑居之，鹰[儃鸟-亻]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
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鉤端。神■围处之，其状如人（面）[而]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
又东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水]。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
又东南三百里，曰丰山。有兽焉，其状如猿，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国有大恐。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鸡鼓。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手]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这些证据提示给我们，《山经》里的“兽类”至少有一部分其实和生活在“水”中的“鱼类”一样，有“人面”、“手足”、“目”、“鸟翼”等“神”才具有的形象特点，它们都是“异形”体或者是“混合”体，也都和“水”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我们先把它们（他们）都猜测成“船”的形象，来一一对比：“首”对应船头的装饰，假如此装饰物是人则指“人首”（或就指船上的人），是兽则指“兽首”（比如马牛猪羊狗狐等，取决于人们当时的爱好或信仰）；“足”对应船桨,船桨的数量对应“足”的数目，但可能是船单面的船桨数目；“翼”对应船帆，“翼”的数目对应船帆的数目；“目”对应画在船上的“眼睛”，其数目可能取决于船的大小和功用，这种在船上画眼睛的形式应该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角”对应船前段的龙骨，而“角”很多是“一角”也能证明是“龙骨”可能性很大；声音对应船的摇桨声（婴儿声，狗叫声等），或指船上人的呼喝的“号子”（谣、呵、骂人声等）；颜色对应船的固有色或人为涂色，中国古代的船只比较具体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战国（见《宴乐水路攻战纹壶》等）、秦或更晚的汉代船只形象更加丰富，但我估计也应该有像后来唐宋的红色为主的船只，比如汉代的“赤马”战船，《释名·释船》：“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如果让“赤若丹火”类的神兽对应涂成红色的船只或者用红木类做成的船只，而把白色船只对应形色如“白马”的“神兽”（《北堂书钞》卷一三七记载，秦国有“太白船”，想必是这种船身是白色的战船，只是不知道有无“马”的形象），白色船头和白色船尾也对应神兽的“白首”和“白尾”；
“尾”对应船尾的“花瓣”式装饰，数目也对应“花瓣”纹理的数目（这一点可以借用古代地中海船只的形象来猜测，因为古代地中海的船有“马”的形象，有时候也像“羊”、“狗”或者甚至像“马猴”，其中也有类似“龙”的异体模样）。
根据上文对“神兽”和“船”的“拟合”，我们可以猜测“浑敦无面目”的“帝江”也就可能是一艘没有任何装饰的红色船只了，而“六足四翼”则可指12浆4帆的远航大船。而“帝江”所处的“英水”很可能是一条比较大的河流了，又或许“帝江”只航行在“英水”所注的“汤谷”里。“是识歌舞”则有可能指船上的人“自歌自舞”，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其它“神兽”具有“人”呼喝声。
再说说“食人”，这一点或可指人上船时的情形，而“见人则卧”就是船靠岸的写照。还有大量的“大旱”、“大水”、“不惑”、“不蛊”、“不迷”等重要的功能也能和“船”搭上联系，
“大旱”、“大水”应该指人们见到船时的季节，我想，不管是“大旱”还是“大水”都应该是夏季这一段时间，因为大多数处在温带的人对夏季旱涝的记忆是强烈的。至于“不惑”、“不蛊”、“不迷”等词，我认为是当时人们的理想，他们觉得坐上这些“神兽”就能让人变得眼界宽阔、经历丰富起来，很多事情自然要明朗了许多（我还怀疑每年五月五日端午节的“赛龙舟”就是船只开始大量活动的祭祀行为，而水中投食就是祭祀“水神”，这可能早于对“屈原”祭拜这一来源）。
我觉得之所以当时的人们把船想象成“神兽”，是因为当时他们见到的“船”是区别于他们对普通船只的认知，这些“神兽”们很可能是远方来此做生意或者是殖民目的人所乘坐的船，也很可能他们的航运文明要高于当地并不同于当地。所以才让当地的人认为是一些奇怪的、神秘的“兽类”。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要见到这些“神兽”总是要等到“大旱”或者“大水”的时候，因为船只的航行要在一定的季节开始，到达目的地也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季节，这样才能保证船只航行的顺利。“冬闭夏出”、“冬藏夏蛰”不也正表明了这一点吗？
“善走”就表明船最突出的功用，
“多放士”和“多土功”也很明显是船载人和载物了。而流放的人到来，也能证明是远方的船只，很可能是跟随商船一块到来的。
“怪蛇”、“化蛇”、“肥遗”就是船体狭长的船，“腹虫”、“蝮蛇”很可能是指“多足虫”来讲的，应该对应多桨船，而“玄龟”可能指船体相对浑圆的船。有“翼”的指帆船，无“翼”则是无帆船。
“状如牛”的船可能是指船的形象似“牛角”而非“牛”的整体形象，因为“牛”字象形是“牛角”，它对应船体是两头尖尖并上翘的船。
至于“马”的形象，我们拿地中海的船只来比较，古代地中海确实用马头（带马脖子）做过船头。为什么会用马来做船的装饰呢？我认为这和当地所信仰的神——波塞冬有直接关系，波塞冬从最初的马神转换到海神就可能促使船的形象变成用马来做船头装饰的样子。其它像“狗”、“狐”、“狸”等也许是“马”的错认，因为它们的侧面从画面来看，不易分清，尤其在绘画比较抽象的中国（从四大神兽“龙”“虎”的造型就可见一斑）。
船体是“猪”的造型，或许真的存在，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描写了萨摩斯的船只就是以“猪”为主要形象，而且《海经》也两次提到“并封”这个神兽。只是萨摩斯的“猪首”船是红色的（参看《历史》中关于昔普诺斯人和对萨摩斯“红色使者”的预言），而“并封”是黑色并为双头，两者在这一点上并不相同，但作为以“猪”为造型的船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离中国远了些。假如“并封”就是战船的标志，或许和古代“战神”手里握着的“双头怪”有一个比较，而“战神”有与“蚩尤”相联系，假如一般形象里的“蚩尤”是“牛角”造型的话，上文说到“牛角”或许是两头尖尖的船。那么或许“双头怪”也是船，只是船的两端都有“猪首”的装饰罢了。（限于篇幅，关于“并封”、“蚩尤”和“萨摩斯”的详细叙述和猜测，我回头再另帖）
以上只是对200处“神兽”的一点猜测，但实际可能更复杂些，其中也肯定有真实动物的写照，这取决于描述者是针对真正的“动物”来叙述还是把真实的“动物”来附加到猜测中的“船只”身上，或者干脆是描述者弄混了，把“船只”就当成了真实的“动物”了。其实理解当时的人为何“弄混”并不难，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现在的你看到有一架“人形”或“马形”的飞机从你头顶飞过去，你认为它是什么？我想大部分人在不知道这些“飞机”是何物的情况下，会不知所以然，甚至会“神话”它们。虽然这种飞机在空气动力学上不会支持此种假设的“造型”，但古代的船只却不会受此影响（龙舟就是这些船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其“变异”，因为古人就认为“龙”就是“马”、“狗”、“鹿”、“蛇”、“鱼”等动物的合成体），而且我们看到古代地中海上就有这种样子的船只。虽然《山海经》中的船不一定和地中海有关系，但或许真的不是“本地”的船了，要不也不会把“船”神话成“神兽”了。
所以前面我猜测“远方来航的船只”可能会站住一点脚吧。关于“鸟”、“鱼”等形象也大同小异，其实用“鸟”来做船名字的汉代就有很多，如“仓隼”、“飞鸟”等（见《北堂书钞》关于晋国船只的记录）。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比对。
《山海经》的复杂难解的谜团或许就建立在当时的描述者对事物的描述有混加的痕迹上，以至于让“普通”之物被“神话”成了“神”了。说个“套话”，这也算古人的一种常见“认识观”，古人都会把一些他们认为的“敬畏”的人或物最终变成“信仰”。在这一点上，我们现代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神秘论”也称的上是一种解释中的解释，这就看人们是否需要了。《山海经》中的神话也让我们“敬畏”、“好奇”，这是人类对“历史”的“无奈”，而“无奈”也似乎是人本身赋有的天性，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