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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在北京揭晓。五部长篇获此殊荣。其中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首发于《收获》。
按照得票数名单如下：
1， 格非《江南三部曲》 2， 王蒙《这边风景》 3， 李佩甫《生命册》 4， 金宇澄《繁花》 5， 苏童《黄雀记》
1，格非《江南三部曲》
 
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江南三部曲，是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我想描述中国近现代100多年来的历史中的个人。我当然不是想去描述历史，这个我没有任何兴趣，而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当中，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我分为三个时间段，一个是写辛亥前后的，第二个是50、60年代，第三个是当今社会。这个想法是上世纪90年代的想法。这个想法有了之后，他当然也不断的变化，后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三部曲”之间结构上有一些联络，大家看完“三部曲”之后会发现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连续性 。比如说三部作品都写到同样的地点，比如说“花家社”。但是每部作品又是不同的，可以单独成篇的。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顺着阁楼的石阶，一步步走到院中。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也已花败叶茂，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秀米手里捏着一条衬裤，本想偷偷拿到后院来晒，一时撞见父亲，不知如何是好。 她已经是第二次看见衬裤上的血迹了，一个人伏在井边搓洗了半天。几只蜜蜂嗡嗡闹着，在她身前身后飞来飞去。蜜蜂的叫声使她的担忧增加了。她觉得肚子疼痛难挨，似有铅砣下坠，坐在马桶上，却又拉不出来。她褪下裤子，偷偷地用镜子照一照流血的地方，却立刻羞得涨红了脸，胸口怦怦直跳。她胡乱地往里塞了一个棉花球，然后拉起裤子，扑倒在母亲床上，抱着一只绣花枕头喃喃道：要死要死．我大概是要死了。她的母亲去了梅城舅姥姥家，卧房空无一人。 现在的问题是，父亲下楼来了。 这个疯子平时很少下楼。只是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一，母亲让宝琛将他背到楼下厅堂的太师椅上，接受全家的贺拜。秀米觉得他原本就是一个活僵尸。口眼歪斜，流涎不断，连咳嗽一声都要喘息半天。可是，今天，这个疯子，竟然腿脚麻利、神气活现地自己下楼来了，还拎着一只笨重的藤条箱。他站在海棠树下，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来擤鼻涕。难道说他的疯病一夜之间全好了不成？ 秀米看见他带着箱子，似乎要出远门的样子，无意问又瞥见手中衬裤上棕褐色的血痕，一时心慌意乱，便冲着前院大叫起来：宝琛．宝琛！歪头宝琛……她在叫家里的账房，可惜无人应答。地上的花瓣、尘灰，午后慵倦的太阳不理她；海棠、梨树、墙壁上的青苔，蝴蝶和蜜蜂，门外绿得发青的杨柳细丝、摇曳着树枝的穿堂风都不理她。 “你叫唤什么？！不要叫。”父亲道。 他缓缓转过身来，把那脏兮兮的手绢塞人袖内，眯缝着眼睛瞅着她，目光中含着些许责备。他的嗓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一样，低沉而喑哑。她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由于终年不见阳光，他的脸像木炭一般焦黑，头发如飘动的玉米穗，泛出褐黄。 “你要出门吗？”秀米见宝琛不在，只得稳了稳心，壮起胆子来问了他一句。 “是啊。”父亲说。 “要去哪里？”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抬头看了看天，半晌才道：“说实话，这会儿我也还不知道呢。” “你要去的地方远吗？” “很远。”他脸色灰灰地支吾了一声，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宝琛，宝琛，歪头宝琛，死狗宝琛……” 父亲不再理会她的叫声。他缓缓走到秀米的跟前，抬起一只手．大概是想摸摸她的脸。可秀米尖叫了一声，从他的手底下逃开了。她跳过竹篱，站在菜园里，歪着头远远地看着他，那条衬裤在手里绞来绞去。父亲摇摇头，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像灰烬，又像石蜡。 就这样。她看着父亲提着箱子，佝偻着背，不紧不慢地出了腰门。她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心头怦怦乱跳。不过，父亲很快又踅了回来。水獭似的脑袋从门外探进来，似笑非笑，一脸害羞的样子，眼睛东瞅西看。 “我要一把伞。”他小声说，“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 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她并不知道。秀米抬头看了看天，没有一朵云，蓝幽幽的，又高又远。父亲从鸡窝边找到了一把油布伞，撑开来。伞面已让蛀虫吃得千疮百孔，伞骨毕露，再合上，抖一抖，就只剩下伞骨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将破伞小心翼翼地支在墙边，提起箱子，倒退着走了出去，就像是担心惊扰了什么人似的，轻轻地带上门。两扇门都合上了。 秀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将裤子搭在篱笆上，赶紧绕过花廊，到前院去叫人。宝琛不在，喜鹊和翠莲也不在。这疯子真的会挑日子．就像是和一家老小商量过的一样，堂前、厢房、柴屋、灶膛，就连马桶帘子的后面也找遍了，就是寻不出半个人影来。秀米只得穿过天井，来到大门外，四下一望，已不见了父亲的踪迹。 她看见隔壁的花二娘正在门前的竹匾里晒芝麻，就问她有没有看见父亲，花二娘说不曾看见。秀米问她有没有看见喜鹊和翠莲，花二娘又说不曾看见。最后她问起宝琛来，花二娘就笑了：“你又不曾让我看住他，我哪里知道。” 秀米正要走，花二娘又叫住她道：“你家老爷不是锁在阁楼里了吗．如何出得了门？”秀米说：“我也不知他如何能出来，嗨，反正走了就是了。我是看着他从腰门出去的。”花二娘也有点急了，“那要赶紧央人去找。他这样昏头昏脑的人，要是一脚踩到茅坑里淹死了，也是白白地送了性命。”（《人面桃花》 P3-5）
2，王蒙《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是王蒙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小说独具匠心，在每个章节后设计“小说人语”，用79岁的王蒙今时今日的角度去适时点评和阐述39岁王蒙当时的创作和思考，形成对话，为这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添加了现代感和时代感。
许多许多都改变了，生活仍然依旧，青春仍然依旧，生命的躁动和夸张、伤感和眷恋依旧，人性依旧，爱依旧，火焰仍然温热，日子仍然鲜明，拉面条与奶茶仍然甘美，亭亭玉立的后人仍然亭亭玉立，苦恋的情歌仍然酸苦，大地、伊犁、雪山与大河仍然伟岸而又多情！
如果你非常爱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这个世界与你自己硬是会变得更可爱一些。当你非常要求信这个世界与你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与你自己，硬是更可信一些。生命是生动的，标签指向正确与拥戴的时候，它是生动的，指向有错与否定的时候，生命的温暖与力量丝毫没有减少，更没有不存在。世界与你自己本来就是拥有生命的可爱可亲可留恋的投射与记忆。
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历史高潮、不得不的结构格局；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可能你信过了梭，然而信比不信好，信永存。可能你的过了时的文稿得益于这个后来越来越感到闹心的世界的一点光辉与真实与真情，得益于生命的根基，所以文学也万岁。
这时，古海丽巴侬又端着漆木方盘进来了，方盘上放着一瓷盘果冻一样的东西。 “这是‘哈尔瓦’，是我们乌兹别克人最喜爱的一种甜食，做起来很简单，用面粉、砂糖、羊油就行，我们没有羊油了，用的菜籽油，请尝一尝……其实，我何必饶舌呢，您什么没有吃过？嘿嘿……” 说完，麦素木又离开了桌子，从床底下摸索了一阵子，拿来一个留声机，转身问道：“您老要不要听一支歌曲？” 歌声慢慢响了起来，是库图库扎尔所熟悉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唱片。唱片旧了，唱针又没有换，留声机的机头的云母片嘶哑地颤动着，发出一种沙沙的噪音，一个失真很厉害的尖厉的女声在婉转地唱着。这声音使库图库扎尔回忆起解放前小贩生涯里用婉转的声调吆喝出的对酥糖和冰水的叫卖。一丝软弱的、伤感的情绪开始打动了他。 突然，一阵威严的声响打乱了这一切，压倒了这一切。一阵恐怖使库图库扎尔发起抖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秒钟之后，他才明白，是有线广播喇叭响了，公社广播站开始播音。麦素木跳了起来，站在喇叭下面仓惶不安，像一只烫了脚的小鸡。他试图用棉衣罩住喇叭，但喇叭的声音仍然响亮。他想把电线拉断，结果，一拉，喇叭连同保护扬声器的木匣一同落了下来，电线仍然没有断，喇叭里赵书记正在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麦素木一发狠，掏出小刀割断了线，喇叭不响了，但留声机上的唱片已经放完，机头正在空转，发出一种用锉子锉铁矿石的令人痉挛的声音。麦素木抱歉地向库图库扎尔一笑，重新放唱片。结果，发条又松了，刚唱了一句，就像一个泄了气的轮胎一样渐渐停下来，尖厉的女声渐渐变成了虎啸一样的低音…… 怎么回事，仍然有公社赵书记讲话的声音传到屋里来。麦素木生气地到处探寻，这才知道是从新生活大队的高音喇叭中放出来的。这是他无法罩住也无法割断的了…… 古海丽巴侬端来了一盘用红青椒和洋葱炒的羊肉片。“我们要不要多多少少地……”麦素木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环形，放到嘴边，一仰脖子。 “不。”库图库扎尔的回答是冷淡的，没有任何余地。 “要不，您是否能允许我自己喝一小杯呢？”麦素木扭捏地说。 “那您自己看着办。”喝酒的提议引起了库图库扎尔的警惕和反感。 麦素木拿来了整瓶的伊犁大曲和一只酒杯，他用牙齿咬开瓶盖，咕嘟咕嘟给自己满满地倒了一杯，略带愧色地看了一眼库图库扎尔，端起酒杯。 “为了健康！”他叫道，喝下了酒，“古海丽巴侬，请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呀！”
3，李佩甫《生命册》
 
《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我是把人当做植物来写的，在《生命册》这本书中我主要想写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我的核心是一个人的背景，是他生长的土壤，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平原上的“植物说”。
乡村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了。有一天早上九点钟我围着村子转了一圈，那是一个有三千人的大村，可我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却碰到了一只狗。这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乡村真是绝然不同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剩的都是老人，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重新体验到生活在城市、乡村的感受，重新唤醒了我的记忆。
这五十年我想从两个层面上来思考，一个是从乡土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他身后的土地，他们在这五十年的变化之中一次次在认识上达成了契合，彼此影响。我觉得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沙盘、参照系，所以我很想通过小说来研究我们这块土壤的变化。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她本来个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尔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脚，挪挪。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再称，五十二斤半。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称了草后，大队会计见她?上草筐就走，神色似有些慌张，遂起了疑心，就悄悄地跟着她……到了她家的院子，就看见她在灶火前扒开筐底，衣裳的下面，竟然在割草时还偷掰了村里五穗嫩玉米！ 大队会计即刻把这事告诉了老姑父。那时候村街里有个吃饭场，男人们都在饭场里蹲着吃饭。老姑父听了，碗往地上一放，说：走。带着民兵就往老拐家去了。可他走着走着，迎面看见墙上贴的大红“囍”字，却又站住了。老姑父摇摇头，笑着说：算了。没过三天，还算是新媳妇呢。改天还要回门……算了吧，下不为例。 民兵们见老姑父这样说，忍不住都笑了，也就作罢。但新媳妇偷玉米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了。有人说：这女人，真不主贵。 在平原，新媳妇结婚三天回娘家，这是风俗。老拐送女人回娘家那天，说来还算是体面。老拐仍穿着借来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手里推着借来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匣点心；新媳妇上身穿一红灯芯绒布衫，下身是毛蓝裤子，这女子个小屁股大，那裤子像个兜子，走起来像是兜着两坨肉包子似的。两人一前一后，仍是一浪一浪赶着走。 两人一进饭场，立时就引起了哄堂大笑！人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喷了一嘴饭……两人怔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又去看各自的身上，看来看去也不知人们笑什么。虫嫂竟不怯，对着饭场的男人说：笑啥呢？没见过串亲戚？尔后又低声对老拐说：走，赶紧走。老拐走不快，说：不慌。不慌。 众人又笑。 虫嫂的娘家是大辛庄的，离无梁只有六里地。不久，就有闲话从大辛庄那边传过来，说那天老拐车把上挂的点心是假的。那两封点心，匣子是空的，还有那封贴，都是在代销点花了五分钱买的，每个匣子里装了两穗煮熟了的嫩玉米。这一切都是为了撑面子，为了体面。传话的人说，虫嫂的娘当即哭了。她偷偷对她娘家一嫂子说：那老拐都穷成这样？真是把闺女害了。咋嫁个这人？ 闲话传回村里时，村里人不怨老拐，只说这女人假气。都说：呸，那玉米还是偷的呢。她就是个“虫儿”。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 就为这件事，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简称：虫嫂。 这是一部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可找到“有形”地图的对应。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昨日的遗漏，或是明天的启示……即使繁花零落，死神到来，一曲终了，人犹未散。金宇澄的写作有着话本式的传统面影，骨子里亦贯通、流淌着先锋文学的精神血脉。《繁花》以沪语的软与韧，抵抗话语潮流中的陈词滥调。 《繁花》主要的兴趣，是取自被一般意义忽视的边角材料——生活世相的琐碎记录，整体上的“无意义”内容，是否存在有意义，兴趣在这一块，看城市的一种存在，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的形象，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保持我认为的“真实感”，这是《繁花》的一道主菜。
历史上的城市（上海）小说，各种主义，各阶段的城市阶级小说，个人观念过于显露，因此讲得最多，铺陈最开之处，往往遮蔽越多，接不到地气的模糊，在单行本《繁花》的开篇题记结尾，我新加一句话：“古罗马诗人所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繁花》可以卸掉包袱，做轻松的过滤，做一份清汤，至少表面上可以这样讲，我不施加迷雾，文艺糖精片，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另一个夹层，这些被疏忽的群落。 这天下午，阿宝再次走进淮海路国营旧货店。店堂宽阔，深不见底。钢琴摆满后门内外，以及附近弄堂，过街楼。店里时常有东张西望的顾客，也许跟阿宝一样，寻觅自家或朋友的家当，看到了，当然不可能赎回，但可以紧盯不放，或是一瞥，眼神发呆，摸一摸，问一句卖价，离开。犹豫性格的人，几步几回头，预备过几天重来，有空再来看，也许等旧物消失，会鼓起勇气，打听去路，与营业员攀谈。营业员说，卖脱了。啥。大概是前几天。买主是哪一种人，做啥工作的。营业员心情好，敷衍几句。有警惕心，立刻反问，喂，侬啥单位，公安局，介绍信有吧。主人立刻做缩头乌龟，走路了事。这块地方，不会再来了。另一种人，一眼寻到钢琴，或者沙发。营业员说，钢琴，就要买这种老牌德国货，但太旧也不好，钢丝会走音，经常要校。沙发嘛，高级进口弹簧，赞的。来人改变计划，里外环境，看个两三遍，看明详细位置，时间，何时人多，人少。中午到附近吃一碗馄饨。一般是下午一到二点，客流少，或者四点钟，前面停一部黄鱼车，多数人走不进家具形成的夹弄，此刻光线也最暗。时间一到，东看西看，直接来到既定位置，四面一瞄，摸出裤袋里的旋凿，或拎包里的剪刀，一戳，一剪，一撬，一挖，拿到一只纸包，或者铁皮小盒子，连工具摆进人造革拎包，拉链一拉，佯装客人，全身放松，东看看西敲敲，马上走路。这是保卫个人私产，或侦查他人财产，巧取夹藏的情节，寻宝，是主题永恒，是这家远东最大旧货店的短暂历史。当时小道消息多，甚至有人躲进旧橱，关店以后，半夜出来作案。店里因此养了两头狼狗，关店后巡逻三遍。最轰动事件，是附近几个小囡，到旧沙发上蹦跳吵闹，结果踏穿一只法式洋缎单人软椅，露出内衬一包赤金链，一卷美金。因此，堆满旧家具的店堂与马路，像苏联电影《十二把椅子》。此刻，阿宝在琴间徘徊，钢琴自由摆放，罗列散漫，形成各种行走路线，跻身于此，打开任何一块琴盖，内里简单而复杂。眼下的键盘，一丝不动，周围听不到一个音阶。有时，键盘上有几根头发，一屑碎纸，半枝断头铅笔，内部发出陌生气味，阿宝难以亲近，怅然闭阖。蓓蒂留下的小鱼刻痕，阿宝走了几圈，望穿秋水，也寻觅不见。
阿宝只能无奈离店，独自来到南昌公寓。姝华靠于床头，姝华娘端来一杯开水。姝华有气无力说，姆妈，我跟阿宝有事体讲。姝华娘出去。姝华忽然两眼发光说，阿宝，我真像做梦了。阿宝不响。姝华说，我不相信这天的样子。阿宝说，蓓蒂与阿婆，确实是失踪了，毫无消息。姝华说。这天阿宝先走，后来我也走了，我讲一句，阿婆，可以烧夜饭了，天夜了。阿婆笑笑。蓓蒂看看我，一声不响。我隐约闻到一股鱼腥气，想走，外面花园里，出现一道光，我一看，阿婆刚刚在身边，现在不见了。蓓蒂拉了我，对池子里叫，阿婆，阿婆。我看一看，黄昏天暗，水里一条鲫鱼。蓓蒂讲，这是阿婆。阿宝说，真的假的。姝华说，奇怪，池子一直是枯的，这夜有水了，有鱼。我伸进水里，鲫鱼一动不动。蓓蒂讲，阿婆，让我变金鱼呀。我讲，蓓蒂，童话看多了，普希金讲金鱼，是上帝。蓓蒂讲，姐姐如果想变，也是一条金鱼，试试看。我笑笑讲，我不想做金鱼，我做人。蓓蒂讲，金鱼比鲫鱼好看。我讲，是吧，以前有个叫契诃夫的男人，一写情书，就是我的金鱼，我亲爱的小金鱼。蓓蒂忽然蹲下来哭了。我回到厨房寻阿婆，到门口，我回头看，水池四面，已经不见人了。我讲，蓓蒂。我听不到声音。我跑进去看，水更多了，有一棵水草，一条鲫鱼，一条金鱼。我觉得事情严重了，伸手去摸，鱼游到水草下面。我吓了。我讲，蓓蒂。周围一声不响。等我寻到厨房，想不到阿婆跟蓓蒂，就立在眼前。阿婆讲，天不早了，姝华回转吧。我心里嘣嘣跳，也觉得放心了。我讲，好的，我走了。阿婆讲，姝华面色不好，要多穿一点。阿婆明朝，想带蓓蒂出去了。我讲，到啥地方去。阿婆讲，现在想不定，要我话一句，我真的要走了。姝华讲到此地，低头说，我不想讲了。阿宝说，我想听。姝华说，这等于童话选集。阿宝说，两个人就消失了。姝华不响。阿宝说，蓓蒂几次讲故事，乱梦堆叠，裙子变成分开的金鱼尾巴，水池边，月光下，有一只猫衔了蓓蒂，到外面走了一圈，再回来。姝华说，当时，天已经暗下来，蓓蒂身上发亮。蓓蒂讲，我跟阿婆走了。我警惕起来问，到啥地方去。蓓蒂讲，现在等野猫来，夜里三只猫要来，其中一只，是来带我的。一只花猫，带阿婆先走。我讲，笑话。蓓蒂讲，三只野猫，一直跑到日晖港的黄浦江旁边，猫嘴巴一松，喵呜一叫，我跟阿婆就游了，游一圈就回来。如果不回来，就游到别地方去。我笑笑讲，除非我做梦。蓓蒂讲，看，我跟阿婆，头颈后面有牙齿印。我看看，闻到头发有鱼腥气。我讲，快去汏头发，不要吓姐姐。我走了。蓓蒂讲，我不要钢琴了。阿宝不响。姝华说，当时，我觉得发冷。阿婆不声不响过来，面色发暗，摸摸蓓蒂的头讲，蓓蒂。我当时笑笑，真的就走了。阿婆的相貌，完全变暗了。我现在想想，还不相信这天的情况。阿宝不响。想到童话选集，想到两条小鱼，小猫叼了蓓蒂，阿婆，乘了上海的黑夜，上海的夜风，一直朝南走，穿过多条马路，到了黄浦江边。江风扑面，两条鱼跳进水里。岸边是船艏，锚链，三只猫一动不动。阿宝说，这是故事，是神话。
 
香椿树街上，一宗错综复杂的强奸案绵亘了两个时代的历史，也绵亘了保润、柳生、小仙女三个少年一生的际遇与命运。苏童以温婉、沉实、内敛的耐心，独有的少年笔意植入不同人物的心理视角，爱恨情仇，危险关系，无常青春，演绎出无尽的留连在香椿树街的罪恶渊薮。神秘性是苏童小说中挥之不去的精灵。苏童的神秘性来自他的定格于江南烟雨迷蒙的少年记忆，在《黄雀记》中，他的少年记忆与他的思想成熟勾兑出“罪与罚”的主题。 祖父有关死亡和生命的遗照，一开始似乎无来由，但其实背后有隐意。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甚至是一个连灵魂都没了的老人，死亡对他不足惜。他唯一困惑的是没了魂。对来世的恐惧，应和了很多中国式老人对生命、对生活的看法。
我个人很喜欢祖父这个形象。祖父看似游离于两男一女之间，但他可以说是小说的幽灵或者光线，是整个故事的色彩。其实，丢魂魄和拜金通常是同时发生的，人的灵魂很容易就跑掉了，从脑子里，或以别的方式。 打结，是关于捆绑和束缚的隐喻，隐喻漫长的政治社会。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乡村居民，整个民族都是被绳子捆住手脚的。这中间有对漫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政治的隐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这两部小说恰好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黄雀记》的脉络和精神取向。
保润对仙女的爱是青涩之爱，柳生身上的是市侩之爱，白小姐的爱更社会化，她的感情生活像一个个筹码，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代—爱变得飘渺，成为社会化符号，与身体的关系并不确定。这样的女性命运，值得悲悯，所以最后我也没有把这个人物写死。这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我认为就应该这样。 时代背景的变迁是有意识的。第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生活几乎凝滞不动；第二部分，生活开始流动，我刻意把垂垂老者的时代与新时代变迁的光怪陆离、声色犬马，作为对比背景放在了人物背后。 照 片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祖父都要去拍照。
七十岁之后，祖父习惯了以算术的角度眺望死亡，对于自己延长的寿命，他很满意。加减法是容易计算的。他五十三岁那年在点心店吃汤圆，被汤圆里的热猪油烫了一下，不知怎么引发了心肌梗塞，送到医院去抢救，结果死而复生，以此推算，已经多活了十七年。再往前的死亡事件是蓄谋的，祖父那一年才四十五岁，突然活腻了，春天他去铁路道口卧轨，人都躺下来了，火车却迟迟不来，扳道工豢养的一条大狼狗先来了。祖父素来怕狗，准备好被火车碾，却不愿意被狼狗咬，于是狼狈地爬起来逃下了铁道。到了夏天，祖父还是想死。这次他选择了水路，是从僻静的西门城墙上跳进护城河的，他以为只要扑通一下，便可简易快捷地投入死神的怀抱，没想到一睁眼，人躺在了城墙下面，一群吵吵嚷嚷的中学生围着他，好奇地打听他跳河的动机。祖父仰视着孩子们纯真的眼睛，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该批评孩子们狗捉老鼠多管闲事，还是应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祖父的身体经过河水仓促的洗礼，显得轻盈而舒畅，只是右手手掌有点不舒服。抬起右手看看，手中不知什么时候抓到了一片枫树叶，抓得太紧，枫叶牢牢地粘在掌心里了。他坐起来，把枫叶从手掌上小心地剥离，对孩子们说了句：一言难尽。然后就爬起来，湿漉漉地走了。
祖父走出去好远了，听见孩子们在后面猜测他的去向，七嘴八舌的。有个尖利的声音说，什么叫一言难尽？这个人看来是活腻啦，会不会又去找地方寻死了？祖父看看高处的城墙，看看低处的护城河，又抬头看看天空，忽然朝孩子们的方向折返回来。虽然他的脚步有点拖沓，表情看起来也扭扭捏捏的，但他的目光给人以新生的感觉，它像夏日的天空一样，明朗，深远。他向孩子们匆匆地表了个态，算了算了，他说，既然狼狗不让我死，你们孩子也不让我死，那我就活着好了。无所谓，死不了就活着，活一天赚一天吧。
后来，祖父就消失在城墙拐角处了，一条费解的谜语，终于逃离了猜谜者的视线。那群中学生是出来春游的，偶然救下一名轻生者，本来属于典型的好人好事，但获救者对生死如此潦草，如此随意的态度，严重地挫伤了孩子们的成就感，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困扰。他们不认识香椿树街的祖父，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会儿要死，一会儿又要活下去了。他们不知道祖父是个守信的人，从此以后果真断了轻生之念。如果我们还是采用算术，如果活一天真的是赚一天，祖父足足多活了二十五年，赚了惊人的九千一百二十五天，赚了这么多，祖父当然是很满意的。
我们香椿树街上老人特别多，老人大多怕死，怕死的大多先走了。有一年夏天气温反常，狡诈的死神藏身于热浪，在香椿树街上巡弋，一口气拽走了七个可怜的老人。祖父冒着高温酷暑，逐一登门吊唁，发现七家葬礼都缺乏组织，敷衍了事，充满了这样那样的遗憾。最离谱的是码头工人乔师傅家，儿女们居然找不到乔师傅的照片。丧幔上的遗照令人不安，那是从乔师傅的工作证上剪下翻拍的，是几十年前的乔师傅，模样还很年轻，由于乔家两个儿子与其父面貌酷肖，所以，上门吊唁的人们都大吃一惊，死者看起来不是乔师傅，这么看很像他大儿子，那么看，又像他的小儿子了。祖父端详半天，心里话不宜声张，出了门便长叹一声，对邻居们说，这个乔师傅太节省了，一世人生啊，省什么都不能省那张照片，容易误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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