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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云禧 1999年2月2日，我在北京芮杏文同志家中与芮杏文有过一次长谈。经得芮杏文同意，我拍摄了他的访谈视频，这也算是我早期的电视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内容。当时，芮杏文告诉我，他八十岁之后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但他只活到了78岁，他于2005年6月去世。我所拍摄的视频资料，成为对他最好的追忆。 我拍摄纪录片是给自己看的，我会把我拍摄过的任何人物都会视作自己的终生朋友，隔段时间就回放一次，重新返回当时的情景中。 出于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我平素不喜欢与官员交往，当然也是因为缺乏机会。但与芮杏文的交流，则完全改变了我对官员们的成见，他极为平实、自然，在交流中无任何障碍。
在今天，芮杏文早已被淡忘。但是，如果反观中国的政治历史，芮杏文也曾处于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位置。他曾担任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理事长，同时，也曾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直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上海市委书记，他的后任就是江和朱，而他又在赵时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当时的政治骨干人物。1989年6月他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1988年芮杏文就向赵提出发展市场经济，赵表示早了一点，现在还不太成熟。而芮杏文一直在探索和思考中国意识形态的创新与经济体制创新问题。在晚年，他更多地思考知识经济命题，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从资源依赖性向知识创新型发展，这也是我要与他讨论的命题。作为民间智囊，我也承担了一些国家机构的课题，并可以变换视角观察中国问题。
目前李克强政府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就是资源消耗性产业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时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策略，如“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加强城市基础建设、大力推进“全民创业”等等。事实上，“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是向外输出中国的落后产能，随着工业成本的急剧上升，“中国制造”将风光不再。而依靠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并不能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就业率。到今天为止，尚未看到中国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升级路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回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偏差。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了知识经济浪潮，我也是这一浪潮的积极响应者和推波助澜者，当时就出版了《知识资本家》、《人生成本论》等小册子，旨在推进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和打造低成本人生。但是，事与愿违，十多年过去了，活动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主流仍是房地产大佬和能源型官僚资本家，中国的知识劳动者始终没有浮出水面。而生活成本之高，已经到了人们无法承受的地步。
一个国家真的可以依靠中低端制造能力和落后产能的输出而崛起吗？ 美国的崛起，除了军事能力外，直接发力的是好莱坞、硅谷和华尔街。好莱坞代表美国的文化竞争力，硅谷代表美国的知识竞争力，华尔街则代表美国的资本竞争力，此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而中国一直依靠资源依赖性企业、中低端制造业支持经济发展，始终没有着力培育知识型产业。
那次长谈，芮杏文一直在强调“知识劳动参与分配”的问题，认为国家应该尽早建立知识劳动的分配体系。同时，国家应该尽早培育知识型产业集群，将十多个涉及知识型产业的行业，纳入国家大量投入和培育的范围。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多年来，国家屡屡依靠对房地产、“铁公机”等粗放式的方式刺激经济短暂发展，急功近利，却没有让人看到在知识经济方面的政策与方法。 从人类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看，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必将衰落。中国在工业制造业方面，应该说是赶上了末班车，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收益，这也就形成了今天的经济规模。但是，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如果仍停留传统工业和资源性经济刺激的思维逻辑上，则是根本性的错误！且不说传统制造业，就连原本非常发达的传统商业，也在电商经济的冲击下，纷纷关门倒闭。没有知识创新为基础，没有强势的文化影响力，没有坚挺的国际货币能力，任何看上去宏大的国家战略都是空虚的、短暂的和荒谬的。 因此，国家在制定总体经济发展战略时，不能再陷于以往的对策论，而是必须具有足够的前瞻性，形成总体的战略规划。
在今天，重温当年与芮杏文的对话，仍能获取巨大的精神能量。虽然我未能成为当年梦想的“知识资本家”（知本家），但我毕竟坚持按照知识劳动的方式活下来了： ★作为民间智库的职业顾问，我的所有收益都是由知识劳动产生的； ★我从不用货币资本投资，而是用知识劳动、知识产权和知识劳动预期在不同的企业和项目中占有权益，我是传统资本的挑战者； ★我从不炒股，我坚信对自己的知识项目的投资会高于对股市的投资； ★从某种意义讲，我只是一个知识个体户，但我积累了知识劳动和知识经营的经验； ★我始终坚持低成本生活方式，即“小生活”模式，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人生成本论》的坚守。
国家试图再以高能耗的发展方式启动经济，用以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这种模式在经济规律方面是完全走不通的，而从生态道德方面看，则是不道德的。可以断言，中国不得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人也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 在今天，我的中国梦想，仍然是培育中国的“知识资本家”，因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无法改变；在今天，我个人的生活态度，仍然是“低成本人生”。而人的物质能耗越低，其道德指数越高。 在此芮杏文逝世十周年之际，我希望能够重启关于知识经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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