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合注》是王先谦晚年最后完成的一部未刊稿，成书于一百年前，其刊行之路，曲折翻覆。笔者冀望《合注》在成稿百年、历尽曲折之后早日出版，为学术所用，也希望瞿蜕园先生十万字的校记，能够重现人间。 《新旧唐书合注》是王先谦晚年最后完成的一部未刊稿，与《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鼎足而三，是王先谦所撰最重要的汇校集注史籍之一。据《王先谦自订年谱》，《合注》最早成稿的一篇是《魏征列传》，刊成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后来时作时辍，辛亥以后，王先谦闲居长沙，用六七年的时间基本写定全稿。其中《艺文志》部分，1915年委请于缪荃孙，成稿最晚，详见《艺风堂友朋书札》所收王先谦书札。王先谦第六十六札云： ……乡居习静，把卷消闲，七八年前曾辑《新旧唐书合注》，后复携至平江，校订商量，所得不少。暮景逾迫，亦思趁此付刊。唐志各门，颇有发明，惟《艺文志》未曾著墨，欲求相助，注此一门，借重大名，以光是刻。如蒙俯允，拟即先刊各卷，后列《艺文》也。（《艺风堂友朋书札》45页） 1916年，王先谦为《新旧唐书合注》作序，称“反复积年，颇有考订，旁罗旧注，广诹同志，条分新旧，合为一书”，其时《艺文志》尚未完稿。据缪荃孙《戊午（1918）日记》，三月廿五日，“注《唐艺文志》毕，装订。整一年功夫，惜长沙师不及见矣”（《缪荃孙全集·日记》第4册73页），距王先谦离世已四个月。 王先谦生前，《合注》已经誊写成版刻样，但最终未及付刻。十数年间，书稿有所散失。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3年8月21日农历七月朔，王先谦冥诞，杨树达见到曾任湖南大学校长、省教育厅长的曹典球，“曹子榖先生出示葵园《唐书合注》稿本，以《新唐》为主，《旧书》附之，并有集注，纪传已全，表志缺二十余卷”。又云：“葵翁曾告曹，此书排比之劳，视两《汉书》尤过之。视稿本，知其言信也。”同年11月5日又记云：“得徐行可书，云葵园《唐书》，商务不能承印。”知其时曾谋求印行而未果。 1945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买到《新旧唐书合注》原稿，并初步加以校勘补订，准备排印出版。《合注》所据底本，《新唐书》为汲古阁本，《旧唐书》为岑建功本，商务以汲古阁本复校了《合注》底本。《百官志》及各表，原稿散失，由商务编辑傅运森（字纬平）以百衲本补纂。今存《合注》原稿中，《百官志》题“宁乡傅运森补纂”，题下小注云：“《新书·百官志》五卷，《旧书·职官志》三卷，合注本缺，今依式补入，并酌采所见诸家校记及拙见，条录于下。”《宰相表》前有傅氏说明：“《合注》六十一至七十五卷，共十五卷，连上下共二十二卷，《合注》原缺，借用百衲本《新唐书》各表，加入各家校记而成。”《艺文志》所在一册封面有两段傅氏所写说明：“以下所缺表，当补。纬”；“表已补完，另包。纬。34/10/16。”另有墨笔批注：“注意：此册排完后，即可排另包之各表，共上下两册。”知商务校订补纂，作刊行准备，时间在1945年前后。遗憾的是，《合注》付排在即，却因事而止于半途。 此时上距《合注》成稿已三十年，下一次重新提到出版日程，还要再等十年。 1954年，科学出版社在北京重组成立，并着手有计划地开展古籍和文史学术著作的出版，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1956年初，受科学出版社委托，王氏门人瞿蜕园接手承担《合注》的整理和标点。 瞿蜕园出生世家，其父瞿鸿禨（1850—1918）为清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蜕园原名宣颖，字兑之，抗战时期滞留北京，曾任伪职，抗战胜利后，意在悔过，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改字蜕园。1955年，瞿蜕园的历史问题由公安部门作出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靠给出版社编写小书维持生计，两年间连续在春明出版社出版了《左传选译》《古史选译》《楚辞今读》等。1956年，瞿蜕园63岁，生活出现了转机，他在后来写的汇报材料《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中说： 我个人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尽管动笔很勤，同别人合作的几种翻译都没有成功，自己的写作也很少出路，仅仅几部小书出版也无济于事。 这时，忽然北京有个老友在中央的出版机构工作，介绍我到北京去。转机到了。不过我考虑一下，立即赶到北京还有困难，希望先担任一项临时工作，等工作有了成绩再说。这无非是害怕机关工作的拘束，总想留一个余地。结果获得了一项整理校订的工作，继续两年多，生活可以不成问题。这项工作对我非常适合的，我衷心欢喜，自不待言。（《徐汇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转引自田吉《瞿宣颖年谱》，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一说“老友”指章士钊，但“在中央的出版机构工作”与章士钊的身份显然不符。据朱金城先生回忆，“老友”是科学出版社刘荔生，刘荔生是瞿蜕园圣约翰时期的同学。后来以《刊行新旧唐书合注说明》寄请陈垣征求意见的，正是刘荔生，可见《合注》出版确由刘荔生参与其事。 正如瞿蜕园自己所言，“这项工作对我非常适合的，我衷心欢喜”。他在给老朋友靳志的信中也说：“贱状如昔，日课校订葵园先生《唐书合注》，颇有乐趣。”《合注》整理标点历时两年，复校各本，除留下数千条版本对校浮签外，还另撰校勘记约十万言。瞿蜕园的诗友沈其光《寄怀蜕园》诗有注云：“时补注王葵园《唐书注》，成十万言。”（《瘦东诗三钞》卷五，1959年油印本，转引自田吉《瞿宣颖年谱》），与《刊行新旧唐书合注说明》文末所云“本书之校记由瞿氏辑成初稿，附本书以行”，正可印证。 在确定出版《合注》及整理标点过程中，科学出版社曾先后多次征求陈垣先生意见。陈垣认为，“是书成于王先生晚年（卒前二年），其精博诚不如往年之两《汉书》注，但王先生究是编书内行老手，故其体裁方式，都比沈氏《合钞》为优。如此巨帙，既已写成，值得为之一印”。对整理工作，陈垣明确提出谨遵“王氏原文”的意见： 但校印是一事，修订又是一事，这次是校印，不是修订。如果王氏原稿的确错误者，应为校正；如果是两可的，应尽可能仍王氏原文，不轻改，不轻增，不轻删。 并建议付印时揭去整理者浮签，“其正确而有意义者，可留为作校记之用”（1956年4月26日致科学出版社函，《陈垣年谱配图长编》693页）。陈垣在审读了《新旧唐书合注标点略例》及总目、纪传志校记、通检等九册后，认为“大致不差，间有一二小节，尚需斟酌”（1957年9月28日致科学出版社函，同上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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