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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三槐堂铭》及释文

 昵称8088609 2015-08-17

   苏轼《三槐堂铭》及释文

  按,《三槐堂铭》是宋时苏东坡给王氏家谱写的一篇铭文,苏东坡为什么为王氏写这篇文章,文中都有交代。阅读并粗释本文,原来是为一位王姓朋友给看其家藏之王氏族谱,因为是古文,要求试一为之解释的。王氏族谱中不独有苏轼的文章,还有欧阳修的写的谱序,较短些。苏轼的《三槐堂铭》被清代的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选入了《古文观止》,从此成为历代士子必读的文章。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古文观止》是为学生编的教材,因为选文精当,成为旧时畅销不衰的语文教材,旧时今天仍不失学习价值,所以将08年的文档贴在这里,以供同好者一哂。再,(809)文被隐藏,故此文为(810)。
  
  



(图片无法上传)
  
  天1可必2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3哉?
  吾闻之申包胥4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5世之论天者,皆不得其定6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7。盗跖8之寿,孔、颜之厄9,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篙,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10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11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12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13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14。而晋公修德于身,责15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16,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国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17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8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19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20其家,吾是以录之。
  铭曰:呜呼休21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22。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23利,皇恤阙德24;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25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26。呜呼休哉!
  注释:
  1. 天:天道,天理,天命,指人事规律性。本文一再讲到“天可必不可必”的问题,意在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命论”;文章在主题是夸饰宋代王氏家族的功绩和阴德,把功名富贵说成是个人努力积德行善而的得到上天的回报,没有考虑到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这篇文章被选入《古文观止》,文章起承转合都很熨帖,历来影响很大。
  2. 必:必定应验,注定、灵验的意思。
  3. 衷:“衷”即“中”,恰当,合适。
  4. 申包胥:春秋时楚国的贵族(大夫),姓公孙,因为祖上的封地在申,所以史称“申包胥”。
  5. 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苏轼引用的这句话源自于《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和申包胥是两个好朋友,都是楚国人。伍子胥的父亲被楚王杀害,为报杀父之仇,伍子胥帮助吴国消灭掉楚国。申包胥却坚决要恢复楚国,于是派人去跟伍子胥说:“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天有定数,人间的吉凶、祸福、得失等都是由天意所安排的——现在看来,是粗陋的。
  6. 定:这里是指结局、结果、定局。
  7. 肆:放肆,放纵。
  8. 盗跖:即柳下跖(音直),姓柳下,名跖,为柳下惠之弟,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反抗奴隶主统治的起义军领袖,古时候称反抗正统统治的为“盗”,就如国民党时期称共产党为“匪”一样,都是正统给予非正统之“污称”。
  9. 孔、颜之厄:孔,即孔丘;颜,即颜回,孔子的入室弟子。两个人的命运都不好,穷困潦倒,事情可以参考《论语》。厄,厄运,指孔、颜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颜回一生衣食无着,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论语·卫灵公》:“(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里,有怕穷和穷不怕的问题。)后因以“在陈之厄”指饥贫等困境;颜回,所止单陋,有时绝粒,穷居自若,言貌无改,所以孔子称他是个贤者。
  10. 审:清楚,明白。
  11. 守文:遵守已经有的法律法规;文,法制。
  12. 三公:王祐曾经接替符彦卿守大名府(今北京一带),以全家的性命担保符氏无罪。当时的人们认为他这是积聚阴德,而王祐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他在自家的庭院里栽了三颗槐树。王祐,山东人,官至兵部侍郎,后来因为次子王旦做了宰相,追封为“晋国公”。王祐次子王旦在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辅,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谥文正——历史上,有关王旦的记录和流传的故事很多,王祐、王素则不多;王旦的儿子王素,在朝廷内当任过知谏院、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端明殿学士;在朝廷外当任过一些州府的知州,知府和青州观察使,王素最后的官职是工部尚书,懿敏公为王素死后的谥号。懿敏公的儿子王巩与苏轼友善。三公:周朝为太师,太傅,太保;西汉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唐、宋仍称三公,但已经没有实权;明、清只用作大臣的荣誉头衔,比如曾国藩死后追赠太傅,彭玉麟追封太子太保。
  13. 寓:寄托,寄存。
  14. 否:相反。
  15. 责:期望。
  16. 左契: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联,订立契约的双方各执一联,左联又称左券,左契,为索还的凭据。
  17. 满:相称。
  18. 李栖筠:唐代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性格直爽,为人推重。李吉甫,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李德裕,唐武宗时宰相。
  19. 艾:停止。这话有点言过其实。王家到王巩就已经衰落了,王巩只做了主管皇族事务的机关的一名普通官员,就如今日之一般科员。
  20. 世:继承。意思是“使得……世世代代保持”。
  21. 休:美好,善。参看“休戚与共”。
  22. 砥:平。
  23. 射:追逐。
  24. 皇:同“遑”,闲暇。卹,“恤”的异体字,担心,考虑。
  25. 王城:指当时的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
  26. 符:凭据,祥瑞的象征。
  译文:天命就一定灵验吗?天意从来就不曾违背吗?事实上,(我们看到)贤能的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做大官,地位显赫;仁慈的人啦,也不一定就享受高寿,好人也未必一生都能平平安安。是不是上天就不能决定人间的吉凶祸福兴衰成败呢?老天爷就没长眼睛吗?不是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继者;(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世不斩。”)那么,这样两者之间究竟取哪一种观点比较恰当呢?
  我记得古代的申包胥曾经说过:人的决定能够战胜天命;天算有时也能胜过人算。世人议论天道的时候,往往还没有见到天定的最后结果就妄想天命灵验,所以往往认为天意茫茫一片,根本就没法推究,(世俗以为“天意从来高难问”)。于是乎,世间的人啊,本来一心向善的人也就怠惰了;本来邪恶的人呢,就更加变本加厉,恶上加恶,更加放纵自己,根本就不稍加克制。比如说,盗跖的享有长寿,孔子、颜回却时运不济,都是天道还没有显出最后结局的缘故。这就好比松柏在山林里边生长,它们起初很幼小,被蓬篙围困,遭牛羊啃食残害;可是到后来却四季常青,历经千百年也不改变其本性,这是因为它们的天性已经定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不是立马可以应验的事情,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恶的报应,落实到子孙身上,这也是天理早就订定了的。比如,人言所谓“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以我的所见所闻去考察它,屡试不爽,天理有应验的时候,这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了。
  国家将要开始兴旺的时候,必定有世代积聚德行的臣子,为国家为百姓都有极大的贡献和付出,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然后他们的子孙才能跟能够遵守成法的太平君主,共同享受天下的福祉。已故的前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祐,在后汉、后周的时候官位就已经十分显赫了;到了宋朝,又效力于太祖、太宗两朝,文武双全,忠孝俱全,天下的人都期望他能做宰相。然而,王公却因为为人正直,终究不能容于当时的朝廷而不能得到重用。他曾在自家的庭院里亲手栽下三颗槐树,说:“将来我的子孙一定有做到三公的。”不久,王祐的次子王旦在景德、祥符年间做了真宗皇帝的宰辅,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谥“文正”),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他享受的太平盛世的福祉荣耀长达18年。如今,要是寄存一样东西在人家那里,第二天去取,可能取得到,也可能取不到。人生的德行修习也是如此,现在的行善积德,不久的将来也许有回报,也许不会有回报,也许要很久很久才会得到回报。但是,晋国公王祐的在自己身上修养德行,积善集德,期求上天的回报,真的就在几十年之后就能取得,就好像拿着契约书与对方亲手交割一样快捷。我因此相信天道果然能够灵验的道理。
  我出生也晚,没有能见到魏国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王素。王素以直言敢谏事奉仁宗皇帝,在朝廷内外侍从皇帝、管理军民三十多年,他的官职远远低于他的德行所能胜任的官职。这也许是上天打算让王氏家族再兴旺起来吧!不然,王家的子孙怎么大多都很贤能呢?世间有人把晋国公王祐比作唐代的李栖筠的,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刚直气节真是不相上下;而且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功名富贵大略也和王氏相等。但是,若论忠恕仁厚,李氏一家就赶不上魏国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一家的福禄还正旺盛不衰呢。王素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颇多,好修德行,又有文采,继承了他的家声,我也因此记叙了王氏一家的这些美德美行。
  铭文说: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阙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附注:*佛教将一个世界分为“三界六道”,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而有六种生灵在此三界轮回,即天、非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佛教认为“三界六道”中的各个生灵,都有各自的寿限,寿尽而又传入其他的处所,如此在六道之中不断轮回,没有尽头。印度佛教大师世亲的《俱舍论》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藏传佛教的不少大德的有关著作也很多。格鲁派寺院的经学院中,将《俱舍论》列为必修的五部大论之一,极为重视。因此“轮回”是佛教理解人生的主要观念,也深入信教者的意念中,而且成为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一些有学识的大师、学经僧人对此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而一般的世俗信徒虽不能完整深刻的认识,但对“轮回”基本的含义都是非常清楚的。普遍相信人有前世、今世和后世,如同车轮滚动,永远轮回。因此,在藏族人看来,今世仅仅是生命轮回中的一站,而非生命的全部,人永远处于入胎——处世——死亡——重新转世的轮回中。同时佛教又认为“轮回是苦”,“三界犹如火宅”,无幸福可言,若有幸福也是暂时的。只是皈依佛门,修持正道,方可脱离轮回。基于对生命轮回的这种认识,藏传佛教信徒十分重视人生的未来即后世,今世是为后世准备的。因此,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藏族不重现实,而重来世,追求生命的解脱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轮回观念”在藏族社会时常可见,比如当小孩开始说话时,人们就会问他(她)是从哪里来的,并根据孩子最初的言行判断他(她)的前世,或者请活佛高僧指点孩子的前世。而进入老年时期的藏族人,则极为关心他自己的来世,常按自己的愿望进行祈祷,家人也为老者提前举行法事活动,并视为孝道。童年期追索前世和老年期希求好的来世,正好是轮回观念的具体体现。以生命轮回和轮回是苦的佛教理论所确立的人生观,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时空观念,从而形成一种人生的达观态度。但同时对来世的美好愿望慰藉着自身的不幸和痛苦,甘于忍受环境的艰辛、生活的贫穷,并将这一切视为是暂时的,从而一心希求来世的福报。
    相信因果业报。因果业报也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之一,并据此来解释“轮回”。业即人的行为或作为,心理活动名为意业,语言行为名为口业,身体活动名为身业。六道轮回是现象,而决定轮回是因业力存在,是众生所受果报的前因与生死流转的动力,而业往往是由无明即虚妄颠倒的意识决定的。佛教认为“当一个人的生命告终时,其一生动作和行为的总和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效果,且决定转世的生存者的性格。这就是众生所作的善业和恶业都会引起相应的果报。”(《佛教哲学》方立天著)藏传佛教的经典、故事中,因果报应的故事可谓俯拾即是。人们也坚信因果律的普遍性,正如《法句经》中所说:“恶业未成熟,恶者以为乐;恶业成熟时,恶者方见恶。”“善业未成熟,善人以为苦,善业成熟时,善人始见善。”“莫轻于小恶,谓我不招报,须知滴水落,亦可满水瓶,愚夫盈其恶,少许少许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已成为普遍的观念,相信善行和恶行决定着轮回中的处境。对于今生,也常以前世的“业”来加以解释。比如某人生于富裕之家,生活美满,又有权势地位,受人尊敬,则会认为是前世行善积德而得之报应。反之,则是行恶之报。因此提倡此生应多多行善,以求来世福报。人们也常用“因果”来解释人生的许多现象,并以此来评论他人的成败。


苏东坡与王巩的深厚友情

 

    1079年8月(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某些条款持不同意见,新党李定等人从他的诗中摘引了一些讽刺新法的句子,指控他诽谤朝廷,苏轼因而被捕,关押在御史台狱中100多天。因御史台古称乌台,故称“乌台诗案”。

    为打击旧党势力,新党不遗余力得对新党大开杀戒。御史舒亶(dǎn)向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苏轼与王巩交往密切,狼狈为奸,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吃喝玩乐。还经常泄漏国家机密,说皇帝您老人家的坏话。” 王巩,字定国,当时担任秘书省正字,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去监督盐酒税务。在20多个“乌台诗案”被牵连的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王巩被开封府差役押往宾州之前,苏东坡去看望他,还作了送别酬唱《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中一首这样说:

   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人谁念此翁。
   巧语屡曾遭薏苡,瘦词聊复托芎藭。
   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君家玉臂贯铜青,下客何时见目成。

   勤把铅黄记宫样,莫教弦管作蛮声。
   熏衣渐叹衙香少,拥髻遥怜夜语清。
   记取北归携过我,南江风浪雪山倾。

   王巩在宾州期间,苏东坡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感到很是内疚很难过。苏轼还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如今王定国因为我的原因受到牵连获,贬谪到南方临海的地方五年,一个儿子就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病死在家中,他自己也几乎病死。我以为他肯定会很怨恨我,不敢和他通信问候。”

   苏轼劝王巩不要灰心,并建议他用“摩脚心法”对付瘴气,“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远在岭南宾州的王巩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苏东坡还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除此之外,王巩与苏轼的书信更多的是交流诗词书法绘画心得。苏轼说:“王定国把它在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给我,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他的语言和志向象一个真正的得道高僧。”一次,王巩寄书苏轼,苏轼看后直感叹道,“定国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穷困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王巩居宾州而不为贬谪萦心,却“更刻苦读诸经,颇立训传以示意”他写下《论语注》十卷,秦观还特地为之作序。
  王巩家中原养有好几个歌女,其中一位叫宇文柔奴,眉清目秀、蕙质兰心。王巩被贬谪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惟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宾州的僻远、路途的艰辛柔奴并非不知,但忠诚的她毅然与王巩一同踏上了前往宾州的道路。从1079年12月(神宗元丰二年)到1083年10月,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3年多。王巩在宾州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催促奋发。后来,皇帝赦免了王巩。

   据《东皋杂录》记载:王定国回到北方后,为感谢苏东坡对他的鼓励,就设了饭局,宴请他。苏轼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不但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性情更为豁达。就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免于沉沦?王巩笑了笑,叫出柔奴为苏轼献歌。苏东坡试探地问柔奴:“岭南尽是瘴气,环境应该算不上好吧?”谁知柔奴却顺口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以前也见识过柔奴的才艺,如今觉得她的歌声更为甜美,容颜也更红润,看来宾州的水土真是养人啊!王巩告诉苏轼,这几年来多亏柔奴陪伴他在南疆僻岭的宾州度过了寂寞艰苦的岁月。此语颇似唐代白居易诗中所说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一个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苏东坡感到十分意外,对宇文柔奴大加赞赏,并为之填下《定风波》一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曲传开后,“点酥娘”柔奴在京城的名声大噪!王巩与柔奴的宾州之恋也流传开来,成了坚贞爱情的古典诠释。《古今情海》就将王巩的此次官宦沉浮及其与宇文柔奴的爱情载记下来,流传后世。

   王巩(1048-?),字定国,号清虚居士,北宋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莘县)人。真宗宰相王旦之孙,仁宗工部尚书王素之子,神宗参知政事张安道之女婿。文采风流,为时尚所宗。王巩出游之时,自带家酝美酒,不饮酒肆所沽。来到徐州时,随身的三个爱妾是英英、盼盼和卿卿。苏东坡与他的爱妾开玩笑,在序言中描写王巩率领梨涡美女下险滩,自己则身披羽氅站在黄楼高处,俯瞰她们漂浮水面,望之若神仙,或若李太白再临人世。

   王安石变法时,上书言事,冯京荐之,不为安石所用。累适太常博士。后因结交苏轼,被黜监督宾州盐酒税。司马光执政,任宗正寺丞。徽宗时入元右党籍。诗文为苏轼、黄庭坚所赏。北宋末期著名诗人,书画家、书画鉴赏家。
  自幼聪慧,饱读诗书,视富贵荣华如粪土,无意仕途,行走奢华,只喜广交文朋诗友。北宋神宗年间为秘书省正字。生性耿直,有隽才,工诗属文,善画擅书,远近知名。与苏轼相友善,相互往来嘲戏、讥讽诗文甚多。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知湖州(今浙江吴与县)时亲往拜访,请这位忘年交为自家的宗祠题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以记之。苏轼守徐州时前往拜访,与苏轼一起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赋诗。苏轼待之于黄楼上说:“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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