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民族地区发展，缩小直至消除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能够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的民族地区大多属于自然生态环境相对劣势、发展农牧业生产困难较多的地区，而且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区域多、自然条件差直接影响到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产业升级，地广人稀、发展成本高等因素又导致了这些地区发展起点低、历史欠账多、城乡发展差距明显。民族地区要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难度仍然很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助推、基础设施的改善、自我发展能力的逐步提升、发达地区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使民族地区经济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2月31日发布的《2000－2013年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提供的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3年，西部地区年均增速为4.43%，高于东部地区的3.57%、中部地区的4.13%和东北地区的3.56%，尤其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的年增速更快。但是，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生态建设指数和科技创新指数又大多落后于其他地区。尤其是科技创新指数仅为20.62%，不到东部地区指数的一半，这表明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应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实际，确立科学的发展理路。民族地区集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于一身。就资源富集区而言，可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提供支持，也可获得资源开发补偿，通过资源税改革增加地方收入。例如，2010年6月1日，国家已先行在新疆启动资源税改革试点，对原油和天然气的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均为5%。这项改革每年能为当地政府增收40亿元至50亿元。就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而言，可获得国家的区域生态补偿，有利于上游民族地区增强造血机能，选择绿色发展、洁净发展的路子。就文化特色区而言，民族地区可以彰显文化多样性的活力，并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起组成特色的旅游产业资源，通过发展旅游业吸引消费者、发展服务业、推动当地的城镇化建设。就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而言，能够获得国家和发达地区的专门、专项支持。
民族地区的区域特点和区位功能，凸显出民族地区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困难，这也是民族地区获得差别化区域政策支持的依据。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需要依靠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的合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持续的政策助力，更需要内生潜力的挖掘与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