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的不是足协，而是中国
这些年来，足协大抵是中国曝光率最高的协会之一，论及受批判的程度，“之一”都可略去。作协虽也是众矢之的，臭名昭著，不过依然有人愿意为其站台、背书，而且它残存的吸引力，还是令一些人趋之若鹜；至于为足协辩护，恕我孤陋，有生之年，未尝见过一例，触目所及，几乎都是批评和嘲讽，譬如称这世上有两种足球，一是足球，二是中国足球，与此相应，有两种足协，一是足协，二是中国足协。 话说回来，世界各国的足协，大都不受待见。我常看西甲和英超，西班牙足协、英足总与中国足协一样备受舆论和球迷诟病。再如巴西足协、阿根廷足协，不仅被指无能，且与腐败挂钩。说到腐败，我们都会想起国际足联及其前主席约瑟夫·布拉特，正如说到黑幕，我们都会想起欧足联以及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质言之，关于足协，正适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中国足协并不特殊。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足协与足球的关系。一国的足球运动，需要统筹、规划、协调、奖惩等，于是足协应运而生；然而对足球的管理，却有一个度，一旦过度，足协便成累赘甚至毒瘤。这个度该如何把握，决定了足协的毁誉与成败。 对足协而言，还有两个问题：第一，足协往往都是社会组织，置身于足球与政府之间，它代表谁的利益呢，当足球与政府发生冲突，它该站在哪一边？有些国家，足协纯粹是政府的走狗；有些国家，足协则敢于与政府对立（为争取电视转播权益，西班牙足协曾与球员工会并肩作战，对抗西班牙内阁和职业联盟）。第二，足协的权力，不容小觑，那么，该由谁来制约其权力的运行？须知国际足联如此腐败，俨然一大黑金帝国，历任主席如阿维兰热、布拉特等都沦为大独裁者，恰在于其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予智予雄，予取予求。 明乎此，再来说中国足协。足协的一应弊病，在中国只可能被放大，而非有所弱化、消弭。譬如足协对足球的管理，从不知适度为何物，该放手的地方一定选择强化，该严打的时候一定选择放任。再如足协的性质，并非社会组织，而是事业单位，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这决定了它必将跟在政府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形同仆役，它是政府的工具，足球则是它的工具，它首先考虑的不会是足球及运动员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利益。 2015年8月17日，中国足协的性质终于变更，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从此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据说这一天“注定要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这一步，被称作“去行政化”，可惜仅限于形式。足协脱离了国家体育总局，未必能脱离行政的桎梏。它脱离的只是一个机关，而非脱离中国的语境。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社会组织名曰自治，实为“他治”，如作协、律协、慈善组织等，皆可为足协的前车之鉴。不妨说，只要在中国一天，足协便必被行政权束缚一天，它治下的足球，只能踯躅于权力与商业的夹缝之间。 还得注意，为什么足协能脱离国家体育总局，而非篮协、乒协、羽协呢？联系近年来的足球热，可知这不过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代变形记。由此，足协所陷入的政治困境愈发显著：基于一种政治意志，它才实现了“去行政化”；可是，“去行政化”之后，它还得接受政治的宰制和考量，为政治服务。说到底，足协也好，足球也罢，它们亟需摆脱政治，然而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就此而言，中国足协的确特殊，不过特殊的不是足协，而是中国。 我不打算以一句“然并卵”，彻底否定足协从体育总局脱钩的意义。只是，我理解的意义，不同于那些乐观或故作乐观的媒体。在我看来，此举未必是真正的松绑，所以其意义，不在还足协以自由，而在于把足协推上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高点，自此它的软肋与伤口，将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再也无法依赖体制的阴霾而藏形匿影。国人终将明了：化用罗纳德·里根谈政府的名言，足协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有人担心，足协独立自主之后，会不会像国家足联那样，无人监管、制衡呢？这不啻杞人忧天。发问者首要加强学习的不是体育，而是语文和政治，譬如新闻所云的“独立”是什么意思，“自主”是什么意思。
2015年8月17日
供《新快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