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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艳
出门采访前，按照惯例会早早检查一番采访设备，正在检查录音功能时，恰有一通电话响起，于是便放下采访机。等到结束电话，顺手将采访机收好放到书桌上，居然没有发现忘记了关掉录音键。 在被忘记关机的三个多小时里，放在书桌上的采访机一直工作着，记录着我和父母日常生活里的声音。第一个小时内，舒缓的音乐声中偶尔响起母亲与父亲寻常的一问一答，说的不过是些天气果蔬衣着之类。我的声音缺席，因为我在练瑜伽。第二个小时里，电视丰富的背景声、快递员上门送货的招呼声、打进来的两通电话铃声，夹着两句母亲问我今日何时出门、是否回家晚饭的问话。第三个小时里，母亲与父亲在交流电视剧的情节。父亲转换电视频道时，电视声一度过响，正在客厅看书的我不耐烦地数落了两句，父亲却说了一句“你注意不要用眼过度了”。 这就是那被无意记录下来的三个小时。当我发现它时，我听到这三个小时里母亲重复却温暖的询问，父亲简单却真切的关怀，而我总共说了不到五句话。我听到我的声音不带情感，那些话语就像一种程式化的敷衍。可是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是一名电台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种人攀谈。我也不是一个内向被动的人，我胜任于用语言与人打交道，我能够活泼泼投身热闹的人群。那么，是什么阻滞了我对父母至亲的言说欲望和情感给予？是因为非常熟悉而产生的自以为是？是因为一惯被呵护而产生的理所当然？ 我必须去追索其中的原因。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说话的时候渐渐开始充满对细节的重复和对话题的转折，这或许是因为情绪热烈又急于表达，又或许是信任听者在交流中与她的观念可以共振、懂得她的言下之意。这对于听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思维考验，使人没法迅速对接上她的思维频道，及时回应她一腔热情的言说。这对于下班时常常感觉把一天的话都说完了的我来说，是一桩又需要认真进行逻辑梳理的事情。而父亲，是个情感内敛、脾性温和的人，他的观察多于言说，建议多于批评，信任多于监管。从小到大，我是如此坦然享受这其中的信任和自由，却不自知何时开始变得过于自我且不体恤。 为什么我们总那么容易与外面的世界握手言欢，却没法静下心与血肉至亲促膝交谈？为什么我们总能够要求自己耐心聆听他人的诉说，却没有热情主动对父母说一句“我回来了”。我想起父亲曾无意说起，请你多与我们说说话，我也想起母亲曾特意问我，你是在不理妈妈吗？是的，“请你多说话”不正是一个最热切的渴望和一个最有效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么？即便琐细和寻常，那里面也有我们幸福和感恩的密码。 从今天起，做一个言语丰沛的孩子，每天都多多对父母说话，好好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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