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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人为纪念辉煌的胜利，在巴黎东北方贡比涅森林空地上竖起了一块约3英尺高的花岗石纪念碑，上面用法文写着：“1918年11月11日，以罪恶为荣的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22年以后，又是在这片曾为法国人引为自豪的贡比涅森林，历史与法国人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他们扮演了22年前德国人所不愿扮演的角色。 现在，德国人要重演历史的这一幕，不过，角色要互换。 1940年6月3日，德军轰炸机飞临巴黎上空。据估计，仅仅工业区一带就扔下了1000枚炸弹。尽管这样，巴黎人并没有恐慌。戏迷们拥挤在法兰西剧院和歌剧院中，欣赏名家的新作品和有趣的滑稽表演，酒吧照常热闹非凡，商店仍旧生意兴隆。直到6月9日星期天，人们仍然无动于衷。一位作家后来写道：“后来，我们开始听广播，读报上的消息，这才知道德军已兵临城下。难道德国人离我们真的只有半个小时汽车的路程了吗?怎么可能呢?” 有一位脑外科医生声称，如果德军进城的话，他宁愿自杀而死。他说：“我惟一的儿子在最近的战斗中死了，至今，我一直努力相信他是为拯救法兰西而死的。法国没有了，我也只有去死了。” 随着关于德军入侵的消息在城市中慢慢传播，悲惨的难民开始离家出走。小汽车、出租车、卡车等各种车辆载着逃难的男女老少蜂拥般向南运动；他们匆匆忙忙收拾了贵重财产，带上干粮便上路了。仍然畅通的高速公路上，逃难的人流没有尽头。第二天，即6月10日，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6月13日，巴黎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城内80％的居民都已流离他乡。 6月14日晨，纳粹军队开进了巴黎这座“不设防的城市”。6月14日上午，巨大的“”字旗帜升起在巴黎主要广场上，高高飘扬在埃菲尔铁塔顶端，德军士兵在马路上昂首阔步，好不得意。凯旋门下正列队通过大批德国士兵和坦克。这一天，世界各大通讯社都登载了一张德军侵入巴黎的照片，照片上一个站在路旁的法国人，脸上淌着痛苦的泪。 巴黎沦陷的那天，即6月14日，法国政府搬迁到了波尔多。留在法国的英军首领艾伦·布鲁克将军求见魏刚总司令，而魏刚要求布鲁克马上布置并坚守住一段150英里长的防线，以保卫布列塔尼。布鲁克认为在当时的一片混乱之际，这个主意无异于天方夜谭。眼下能拯救将军们的惟一办法是促使他们能尽快离开法国。他通过电话线向伦敦政府对此作了说明和解释。突然，他听到了丘吉尔的声音，首相说道：“你在那里才能使法国人觉得我们是在支持他们”，“你不能让人觉得你们是被遗弃的部队”。首相说得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但布鲁克仍然耐心地反复解说。终于，丘吉尔同意了，他允许了又一次敦刻尔克式的撤离。 16日，新任法国总理贝当元帅向德国提出了停战请求。第二天，法国广播中传来了贝当那苍老无力的声音：“今天我以沉重的心情对你们说，必须停止这场战斗……我已经向德国探询停战条件。”接着，法国政府下令各部队放弃所有2万人以上的城市。20日，希特勒同意停战，并提出停战协定的签署仪式于6月21日上午11时在贡比涅的雷通车站举行。这个想法在希特勒心中已酝酿了一个月之久，他要在这个地点捉弄法国，他要报德国民族的一箭之仇。 当天，纳粹德国指挥部建议法国停战代表团到图尔附近卢瓦尔河的桥上，同德国代表会晤。法国方面立即派去了以法国第2军团司令亨齐格将军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团员有法国前驻波大使利昂·诺尔、海军参谋总长勒吕卡少将、空军参谋长贝尔热将军和前驻罗马尼亚武官帕里佐将军。 团长亨齐格将军是位年近花甲的阿尔萨斯人，身材矮小，会说德语。他在德国人面前竭力保持着自己那点残存的尊严。 在法国人到达的前一天，希特勒命令士兵用风镐把“福煦列车”的博物馆的墙壁推倒，把这节车厢推到贡比涅森林空地中间的轨道上，即22年前停放过的地点。 1940年6月21日，对法国人来说是一个充满羞辱的夏天。由于法国代表团的迟到，谈判时间推迟到下午3时。3时15分，希特勒乘坐着梅塞德斯牌汽车来到谈判现场，随后是一群身着笔挺军服的德国高级将领。他们是元首的继承人戈林、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希特勒最亲密的军事顾问和最忠诚的助手凯特尔、海军元帅雷德尔以及帝国部长赫斯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他们在一座一战结束时竖立的雕像前下了汽车。这座雕像上站立着象征霍亨索伦王朝的有气无力的鹰，鹰身上插着一把利剑。 为了让希特勒心情舒畅一些，德国士兵特意在雕像上覆盖了一面德国军旗。希特勒向雕像瞥了一眼，继续大踏步走去，在空地中央那一块花岗石纪念碑面前停住了脚步。 希特勒读着碑文，戈林也读着。大家站在6月的阳光中，在一片寂静中读完了碑文。希特勒一言未发离开了纪念碑。 希特勒先在“福煦列车”前面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和他的随从跨进车厢，一屁股坐在1918年福煦元帅坐过的那把椅子上。 5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被带到这个地方。他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1918年德国被迫签订停战书的同一地方接受投降条件，他们没有料到会遭受这种戏弄和耻辱。魏刚接到代表团团长亨齐格将军的电话后，哭着说：“我可怜的朋友，看来，我们低估了希特勒的记忆力，他那根深蒂固的复仇心理，要让我们蒙受屈辱……”的确，这是希特勒对法国人报复的得意“佳作”，他认为这一决定无疑会使法国代表团和整个法国民族感到巨大的耻辱，肯定能进一步煽起德国人的民族复仇情绪。 3时30分，希特勒在车厢接见了看起来萎靡不振，但还保持着一种志不可辱的法国代表团。 德军参谋长凯特尔用德语宣读了停战条款的序言：“经过英勇的抵抗，法国已被击败。因此，德国不打算在停战条件上或者在谈判中使如此英勇的敌人受辱。德国的惟一要求，就是防止德法再战，法国应为德国的继续斗争提供必要的保证条款，并雪洗德国过去所遭受的一切不公正，使德法签订新的和约成为可能……”在宣读完法语译文之后，在法国国歌和纳粹党歌的悠扬军乐声中，希特勒起身走了。 这一幕只用了12分钟。在这12分钟里，法国人都像蜡人一般，板着脸面对面地坐在那里发呆。 谈判在继续进行。 “德国占领3／5的法国领土，法国武装力量解除武装并复员；在和平条约签订前不释放法战俘，但在法国的所有德国俘虏必须立即释放；法国可保留部分舰队，其余部分要退出现役；法国政府必须承担占领军的费用。假如德国政府认为法国没能履行协定条件，它可以随时宣告废弃协定!” 24条条款足够致法国于死地。亨齐格怒火满腔，他马上对德国人说：“条件太冷酷无情了，比1918年法国在这里向德国提出的条件苛刻得多。”他要求把条款报请波尔多的法国政府之后，才能提出意见或签字。凯特尔听了此话大声吼道：“绝对办不到，你必须立即签字!” 亨齐格说：“1918年法国就允许德国方面和它在柏林的政府联系，我们要求给予同样的方便。”最后德国人只好允许法国代表团使用列车上的电话将停战条款全文发出去，和他们的政府进行磋商。 当晚，同波尔多的电话线接通了。魏刚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亨齐格气愤地通报了停战协定的具体内容。 在以后的几个小时内，贡比涅和波尔多之间通了好几次电话。 谈判直到天黑仍在进行…… 第二天，法国内阁一整天都在开会。亨齐格心里很清楚，政府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走走形式而已。上午10时，双方谈判还在继续，这使凯特尔越来越恼火。大约在下午6时左右，他向法国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1小时内不能达成协议，谈判就告破裂，他将引导代表团返回德军阵地。他的讲话在法国代表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法国人慌了神，亨齐格再次和波尔多的魏刚通话，魏刚通过电话下达了一道正式命令：“国防部第43号命令，兹命令法国代表团与德国签署停战协定。”1940年6月22日下午6时50分，代表在停战条款上签了字。 法国代表团中有人禁不住流下了羞辱的眼泪。之后，法国代表又乘坐法国飞机飞往意大利罗马。因为德法停战协定的第24条规定，德法停战协定只有在法国同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之后6小时才生效。 当法国代表团从停战谈判的车厢走出来的时候，天空下起了霏霏细雨。这时，只见一群德国士兵正起劲地叫喊着，开始移动“福煦列车”，他们要把它弄到柏林去展览。那座在1918年竖立的花岗石纪念碑，两天以后，被一群德国士兵奉命炸掉了。 6月24日，法国与意大利又在罗马签订了投降书。意大利趁机侵吞了一部分法国领土。按照德法停战协定，法兰西军队必须无条件地解除武装，解散官兵，所有武器装备一律送交德军。贝当政府立刻执行了这个卖国协定，生怕德军不满意而再次动用武力。 德军在协定中规定，法国被肢解成两部分，德军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约占法国领土3／5的北部富庶工业区和交通发达的比斯开湾沿岸，由德国直接统治。占领区的德国军队所需的一切费用，一律由法国承担，按期缴纳。非占领区在法国的南部和西部，由贝当傀儡政府统治。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德军控制法国的一支傀儡海军舰队和殖民地。 6月25日午夜，漆黑不见五指。希特勒与他的助手们正等着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整个欧洲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人在收音机旁等待着。 凌晨1时35分，停战协定生效了!希特勒激动而发狂地说：“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幸福。我下令，第三帝国一律下半旗10天，鸣钟7天。” 德国总算完成了占领并统治法国的计划。7月1日，根据德军的要求，贝当政府又从波尔多迁到维希。法兰西的另一个卖国贼皮埃尔·赖伐尔任总理。他是德军极力推上傀儡位置的。他一走上政坛，就急忙废除了1875年制定的法兰西国家宪法。可怜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式宣告覆灭。维希政府把法国糟蹋得不成样子。贝当只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1940年10月，赖伐尔在蒙都瓦村与希特勒私下会晤，他要使希特勒相信：一个愿意合作的法国对德国大有好处。接着，赖伐尔又安排贝当与希特勒会晤，以便使他和新政策得到认可。 赖伐尔打算下一步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会晤，希望使德方同意释放关押在德国境内的大部分法国战俘，并把德国的占领费用削减一半。然而赖伐尔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事弄巧成拙。那些维希分子坚决反对这一建议。他们认为，赖伐尔的目的是要对英国宣战。这些人说服了贝当元帅，在12月的一天，下令将赖伐尔解职，把他软禁起来。 法国人没有屈服。 1940年6月17日早晨9时，波尔多机场上一片混乱，人们正在为英国特使斯皮尔斯送行。忽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位身材高大的法国将军，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便径自登上了引擎已经发动，正在准备腾空而起的英国飞机。这位将军便是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于1890年诞生在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典型小贵族家庭。 戴高乐有兄弟三个、一个妹妹。他排行第二，从小生性好斗，经常受到父亲的责打。 一天，他和弟弟皮埃尔玩打仗游戏，玩得似乎比谁都认真。可是，不一会儿，小弟弟皮埃尔哭着跑回家。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委屈地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 “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妈妈问道。 “就是夏尔！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它交给了敌人，他就踢我。” 戴高乐读小学时一直梦想当个军人，他对父母说：“我打定主意了，我准备考圣西尔，我要当个军人。” 19岁那年，戴高乐终于如愿考上了德国圣西尔军事学院。这使他如鱼得水。在圣西尔，他颇为引人注目。这不单是因为他身材奇高，而且还因为他的性格独特和记忆力惊人。在学校里，人们很少称呼他的姓，经常叫他“大夏尔”、“公鸡”、“芦笋”、“虾米”之类的绰号。除了关于身材的绰号外，还有一个取笑他的大鼻子的绰号——“西哈诺”。 1912年，戴高乐毕业，后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5月，戴高乐担任第4装甲师师长。在对德战争的紧要关头，雷诺出任总理，改组政府时，把刚提升为准将的戴高乐破格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贝当元帅对他带着讽刺的意味说道：“哦，你已经是将军了，可是我不向你祝贺，战败的时候当个将军有什么用呢?”戴高乐毫不客气地说道：“可你自己，元帅先生，不也是在1914年撤退时当上将军的吗?几天以后，就开始了马恩河战役。” 贝当哼了一声说：“那根本不能比！”贝当说完此话便不再理睬戴高乐了。 然而，这次提拔是戴高乐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由军界进入政界，开始了曲折奇特而又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涯。6月10日，戴高乐称之为“痛苦的一天”开始了。正如人们预感到的那样，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战了，意大利军队侵入法国南部。德军像潮水般涌到巴黎城下。内阁已经决定于当天晚上撤出巴黎，雷诺早已无法驾驭局势。 当戴高乐正在为雷诺起草广播声明时，魏刚将军未经通报就闯进了总理办公室。他立即说明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结论极为悲观。除了要求停战别无良策。戴高乐表示反对，认为还有其他出路。 魏刚以讽刺的口吻反问道：“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戴高乐回答说：“政府没有什么建议可提，只是下达命令。我相信命令是会下达的。” 魏刚愤愤不满地离开了。 巴黎怎么办呢?戴高乐赞成保卫巴黎，必要时就进行巷战。 戴高乐没有想到，魏刚竟会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 戴高乐找到雷诺询问是否真的要向德国求和，雷诺答道：“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让英国人震动一下，以便取得他们更广泛的合作。” 此时此刻，戴高乐闷闷不乐。 这时雷诺向罗斯福总统发去电报，呼吁请美国出面与德国人斡旋，以免法国一败涂地。 这时，戴高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脱离这个失败的政府。他起草一份辞呈，但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就接到内务部长乔治·芒代尔的一封信。芒代尔是坚持打下去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获悉戴高乐打算辞职，便十分严肃地劝阻：“如果你辞职，就将失去为法国服务的最后机会。”戴高乐被深深打动，同意再等等看。 6月14日，法国政府开始了一次长途跋涉，目的地是波尔多。这一次比前一次更加令人沮丧，道路也更加拥挤不堪。雷诺剩下的那一点权力正迅速冰消瓦解。在他的高级幕僚中，全力支持他的只有芒代尔一人。贝当这个庞然大物给斗志涣散的内阁罩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魏刚惟一的愿望就是停战，而外交部次长博杜安的失败主义影响则几乎无孔不入。 戴高乐到波尔多后，又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 他对总理说：“我曾竭尽绵薄之力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同意求和。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去还是不去?” “去！”雷诺答道。 戴高乐说：“那么我得马上亲自到伦敦走一趟，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我明天就走，将来我到什么地方和你会合呢?” 雷诺回答道：“到阿尔及尔找我。” 然而，后来雷诺在一片投降声中，被迫辞职。当初相当坚决而富有才智的雷诺，此时已毫无斗志。一连串事变的巨大压力，加上那些怯懦成性的同僚对他的背弃，使他意志丧失殆尽。现在戴高乐再也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了。 戴高乐决定到伦敦去，在英国建立抗战的基地。斯皮尔斯将军表示愿意陪同戴高乐前往。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正如丘吉尔所说：“戴高乐在这架小飞机里载着法国的光荣离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雷诺总理最后还是帮了戴高乐一次忙。他听到戴高乐决定去英国，就从秘密款项中支了10万法郎给戴高乐。 对于戴高乐来说，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当务之急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他一想到法国放下武器自行退出世界大战，就怒火满腔。一想到战败的法国最后竟要靠外国军队来拯救，他就感到痛心疾首。 6月17日，戴高乐向丘吉尔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丘吉尔仔细打量着这位法国人：相貌奇异，身材高大。下巴极短，鼻子又大又长，嘴巴不大，双唇很厚。前额宽阔，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两边分梳着。双眉浓黑，目光敏锐，具有将军风度，将来必能成大气候。想到这，丘吉尔立即慨然允诺。 6月18日6时，戴高乐来到了布什大厦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人民进行的首次广播。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戴高乐慷慨激昂地说：“事情已经定局了吗?希望已经没有了吗?失败已经确定了吗?没有! “请你们相信我，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才说此话的。我要告诉你们，法国并没有完。总有一天我们会转败为胜的。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不是单枪匹马!它不是四处无援!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它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那天，温斯顿·丘吉尔也发表了一个十分出名的讲演。他回顾了法兰西战役，预见不列颠战役即将开始，并大声疾呼：“让我们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英勇奋战。如果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存在一千年，人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两人的讲演使听众们热血沸腾，情绪激昂。 戴高乐是坚强的主战派，主张同德寇斗争到底，并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放弃本土，退守北非。现在，他决定在英国建立抗战的基地。 戴高乐飞抵伦敦，开始组建法国的抵抗运动。针对贝当政府的停战求和，6月18日夜，戴高乐又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要为民族独立而继续与德军作战。他庄严宣布：“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接着，他又说：“法国只败了一仗，并未输掉整个战争。我要求全体法兰西人，不论他在何地，以行动、牺牲和希望的精神团结在我的周围!法兰西万岁……” 在伦敦，他设立了法国抵抗运动中心，打出了法国国旗，在7月14日检阅他的第一支队伍，宣布“自由法国”投入战斗，以“洛林十字”作为它的标志。到7月末，他的部队发展到7000人。 戴高乐为长远计，决定在非洲建立自己的真正的基地。他派出代表团，深入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成功地使这些地区加入了“自由法国”。9月，法属大洋洲和印度支那宣布支持戴高乐。10月，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保卫帝国委员会”。到1940年底，他已经控制了约1200万人口的地区。 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为了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力，正式成立了民族委员会，领导“自由法国”。随即得到英、苏等国的承认，“自由法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戴高乐在发展“自由法国”的同时，注重同国内的各抵抗组织建立联系，表示全力支持国内的抵抗运动。这样，国内抵抗运动也就成为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强大支柱。 随着抵抗运动的壮大，戴高乐于1942年7月13日将“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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