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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被捉的不多，皇帝父子一起被捉的，更是不多。 更甚者，宋徽宗不但父子被金人所捉，而且三宫六院、文武百官都被一并捉去。 公元1127年3月20日，金人攻破东京，然后在城内烧杀淫掠，搜刮数日，整个开封城中公私积蓄，皆为之一空。在大肆搜掠后，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国号曰“大楚”。 搜刮完毕，金人兵分两路撤退，一路由金太祖第二子完颜宗望监押，携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金国国相完颜撒改长子完颜宗翰监押，携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沿郑州北行。 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等北返。这一路，亡国之君带着亡国之臣、亡国之民，真是古今未有！而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所谓“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都隐在南天一片火光里，徽宗、钦宗父子回望之际，应会挥泪如雨吧。 这便是靖康之耻，也即岳飞词里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也该是天不要灭它，北宋灭亡、两皇被俘之际，独独遗留了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他一路保命南下，带领臣民在杭州另立江山，又开出了绵延150多年的宋朝天下。南宋之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对靖康之难的原因有过总结，基本认定其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 这其实夸大了历史大格局中的一人之力，也简单了历史逻辑本身的复杂程度。 事实上，早在1085年宋神宗赵顼以36岁之龄去世之前，王安石的变法新政就被先用后废，继而再用，而赵顼去世之后接任皇位的太子赵煦，尚未满10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主政，这时王安石所变新法再次一律停罢，他的人也一律贬谪，以便迎接他的反对派司马光归来主政。而公元1093年高氏去世后，17岁的赵煦开始亲政，然而他却又戏剧性地再来一次转折，重新开始王安石的新法而罢免反对派，甚至还要废除祖母太皇太后的头衔。 一门父子果然是一门父子，反反复复竟然也能遗传到不走样，然而这还不算完。 公元1110年赵煦去世，年仅23岁，传位于同父异母的弟弟、后来的宋徽宗赵佶，而赵佶更是前后摇摆，最初两年他是新法的反对派，然而此后却夜奔敌营，完全转为变法派。而此时距王安石辞世已有20年之久了，但他的声名却随着帝王倾向起落沉浮，赵佶甚至下诏逢他为孔孟之后儒家第三个圣人，而反对他的司马光等309个大臣，则被贬为奸党。 一项变法用则用矣，废则废矣，而像王安石变法这样的，在前后三朝都摇摆不定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仅此一例，而这样一种态度，恐怕谁来变法、变什么法都无济于事，尚且不说富国强兵，不闹出大乱子已实属难得了，要知道，治大国若烹小鲜，变法与否也不是如炒菜，可以来回翻，更不是摊煎饼，可以反复烙，翻多了就会翻烂，烙多了就会烙煳。 所以这样的帝王，从河东跳河西，又从河西跳河东，即使没有王安石之前的变法，北宋该灭一样还是要灭，靖康之耻该来还是一样要来，不能把屎盆子扣到王安石头上去吧？ 而且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没能成功，换司马光来做宰相就能成功么？ 宋朝时史学大盛，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都是修史的地方，司马光更举15年之力主编了《资治通鉴》。宋神宗眼里这本“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大书，虽对中国二千多年的一治一乱镜鉴通达，却终究不能让弱宋走向大治，因为凡是看透历史的其实都是不能治世的，司马光也是一介书生耳。 除了王安石，后世还有人把祸首认定为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因为他们为江山计，怕武将犯上的旧事重演，所以杯酒释兵权，而后重文官轻武职，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遂酿就日后的靖康之祸；甚至还有人追溯至孔子，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家子民的“文弱”。怪罪赵匡胤、赵光义似乎还情有可原，而把汉人的文弱归结到孔子，那真是有点无稽之谈。 今天的老百姓还会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些俗谚都出自宋朝，宋太祖防武不防文，刑不上大夫，所以生逢宋朝是文人大幸。 尽观古今，除了晚明一段，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宋朝那样的文化盛景。但尽管是文化盛世，宋却是唐的兴尽悲来，宋词是唐诗的绕梁余音，唐朝是向外的、征伐的，就像李白的诗，而宋朝却是向内的、自省的，就像李清照的词，所以有宋以来就不免悲悲戚戚。阳多阴必少，文胜武必弱，这是千古的大定律，不是王安石变法能改观的。 宋朝也真是意气治国，北宋时女真族勃兴于东北，由完颜阿骨打建国为金，北宋与金联盟灭辽，但在灭辽之后，燕云十六州没得到，反而被金所灭；而后南宋又和蒙古联手灭金，最后灭了金，报了一时的国仇家恨，却马上被比金更强大的蒙古所灭。 宋朝这样的意气用事，其实不适合汴梁，倒是更适合临安这样的江南之地吧！ 而且正像黄仁宇所说，宋朝时的“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 这样一个朝代，有词，有瓷，有教坊乐，又有山水画，城市生活和工商业都日渐发达，而市井民间的崇尚与爱好，也开始从棍棒刀枪开始转向吟唱把玩。中国人从此开始玩物丧志，不再以征伐为成就，而是寄情山水，在奢靡享乐和小玩意中释放自我的情绪，是务实让位于务虚了，犹如宋朝的山水画，先是状物高于达意，然后则创意高于状物，化形为魂了，如此才出得来范宽“画山画骨更画魂”这样的达意圣手。 宋朝就连出了岳飞这样的大将，也被“莫须有”地害死了——而事实上，岳飞的死也只是假秦桧之手，是与女真求和的赵构要他死，因为岳飞如虎，留着就是对议和的威胁，女真人想要他死，赵构也想要他死，临安熏得游人醉的暖风更要他死。 因此岳飞不得不死，他死了则南宋安，天下安，他犹如《英雄》中一心要刺杀秦王，最后却不惜以自己死而换得秦王生的无名，秦王死则天下乱，秦王不死则天下安。 所以两宋的苟安偷生，忍辱求和，并不是人笨，也不是国家弱，而是汉家的阳气被用尽了，人心的征伐性被用尽了，只能转求于内心的一己之安；而此时北方游牧民族金人、蒙古人等的兴起壮大，是他们得了空间、时间和人心上的阳气，于是进而入侵中原，抛却其侵略性来说，这是阳气求阴，所以有了元朝，阴与阳终于调和鼎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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