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波亭一事，堪称中国最令人揪心的一次冤案。岳武穆及其子岳云以“莫须有”之罪无辜被戮，使得无数人为之扼腕叹息。但在我们哀叹岳飞岳武穆之死时，其实还应该注意到南宋初期发生在中兴四大将身上的种种悲剧性巧合，事实上，除了岳飞以外，张俊、韩世忠、刘光世三人，在绍兴十一年四月前后，均丧失了兵权，其中刘光世，甚至是第二次丧失了领兵权利，在兵权被夺的一年后，他也在愁闷和困苦中离世。 这四人中，韩世忠任侠豪迈，岳飞耿直忠烈，张俊优柔寡断，刘光世则临敌常有畏缩。可以说，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却都在绍兴十一年四月前后，被褫夺兵权。在多数时候，宋高宗赵构清算中兴四将的举动，往往会被人视为忘恩负义。 但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宋高宗之所以要褫夺四将军权，却并非完全是因为自身性格的凉薄，相反，事态的演变，在建炎南渡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几乎成了一种必然。 在介绍这一事件之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对于当时南宋军队的组成和状态进行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建炎南渡”后南宋衰弱的中央军高宗赵构在建立南宋政权时，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北宋的法统，而原本在北宋末年被朝廷视为军事支柱的中央主力军，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几乎消散殆尽。  事实上，在北宋尚未因女真南下覆灭时，北宋军队战力就已经严重下滑。这类现象的存在，可以归咎于六点，即南宋时期人们所总结的“军中六弊”：“一曰，上下率敛；二曰，举放营债；三曰，聚集赌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过远；六曰，单身无火聚”。 除了上述问题外，当时的北宋军队，因为贪腐事件的时有发生，缺额问题几乎已经成为循例。而另一方面，一些将官为了领取多余的粮饷，甚至还会雇佣城中混混滥竽充数，虚增已经严重注水的军力，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北宋在明面上空有数十万禁军，实际上却无一可战。 在女真南下前后，北宋军中主力经历了“灭辽之战”、“第一次女真南下”、“三镇保卫战”以及“第二次女真南下（即靖康之变）”共四次战争。 这四次大战，无一例外均是以北宋的大败作为结束，即使在联金灭辽之战中也是如此。正面战场的女真虽然一路高歌猛进，但南面战场上，辅助作战的陕西、河北军，徒有宋军精锐之名却“争相奔溃”。连已经形如丧家之犬的辽国败军都无法阻挡。  而除了灭辽之战之外，剩余的三次大战均是北宋与金国最直接的对决，“满万不可敌”的女真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击溃了宋朝所有抵抗军队，尤其是三镇保卫战中，更是几乎将宋朝所有可征调的勤王军一扫而空。 这种状况的出现，使得南宋初期，南宋朝廷虽有大义之名，却几乎无力搜罗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军队。 到了靖康元年十二月，赵构开元帅府重建中央军时，七拼八凑下最终得到的也不过是一支仅有八万人的部队。而即使是这样，若仔细分析其组成就会发现这八万士兵的战力也并不可靠，这支军队的人员来历极为驳杂，有权邦彦、黄迁善等人收拢聚集的部分官军和民兵，同时还有刘浩等人招募的相州本地义兵，最夸张的，甚至还有部分盗匪掺杂在内。 如此驳杂的士兵来源，带来的是派系林立的军队政治环境和再次遭到弱化的指挥系统。可以想见，这样的一支部队，究竟能有多少战斗力。 二、纷乱的时局和饮鸩止渴的“招降纳叛” 在建炎南渡后，虽然金国曾经 “搜山检海”，派遣精锐之军多次追杀和驱逐南宋政权，但幸运的是，由于刚刚获得长江以北的大量土地，女真也必须想方设法的巩固即将到手的领土，甚至不得不建立伪齐政权帮助其搜罗和征集物资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女真对南宋政权的攻击，终于告一段落。这无疑是为南宋政权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但在另一方面，北宋灭亡带来的另一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大部分曾经北上抗金的勤王之师随着北宋政权的消亡解体崩溃，并成为充塞道路的另一重祸患，不少溃兵败师在失去节制后转化为盗匪，横行乡野，就连南宋政权也无法加以掌控和压制。 甚至可以说，这些溃兵的破坏性，由于无组织无动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高过女真军队本身。接下来，连锁的反应开始出现，随着溃兵的大肆扩散，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地方势力开始重新掌握一地之军政大权。在名义上依旧是南境之主的南宋，业已失去了对南方各地的掌握。 为了迅速平定南方的祸乱，南宋初年朝廷开始定下了以招安为主要手段的收编活动。其方式是由各地将领和官员，依据本地情况，剿抚并用，便宜行事。 下达这样的政令，南宋朝廷其实几乎相当于在公开承认自己对于国家（至少是半个国家）的掌控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这样的指令，其效果是极为显著的。就像汉朝末年，因黄巾之乱，朝廷不得不下达令各地豪杰自主招募军队剿灭黄巾军一样，朝廷的委任令因为赋予臣子便宜行事的特权，使得各地官员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招揽流寇入军。  而这其中，又以东京留守司的成果最令人称道。所谓“东京留守”，其实便是宗泽在东城开封附近所收拢和招募的四方义兵。虽称义兵，但在一开始，宗泽为了稳固东京一地的防御，这只总人数高达百万的“军队”却堪称鱼龙混杂。官军、义兵、盗匪、流寇，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宗老大人在其中的斡旋，是如此驳杂不堪之军得以保全和存在的重要因素，而随着宗泽离世，这只“大而无当”的军队随即陷入彼此的倾轧和火并中，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战后，一支较为正规的官军开始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岳飞岳武穆，此时就是在这支军队中。 除了岳飞外，中兴四将其余三人的经历大抵如此，随着招降纳叛的进程逐渐加快，一支支亦官亦匪的南宋军队开始形成。而中兴四将，也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掌握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不过，由于军队成分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南宋诸将，所率领的部队中，曾经身为盗匪的军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成分，对于这种状态，南宋时期的官员们也有着极大的担忧：“今兵势稍振，然所试亦不过锄平寇盗群饥乌合之众而已。” 而更令赵高宗忌惮和忧心的还有另一件事，在整编军队时，刚刚建立尚未得到巩固的南宋朝廷，并无财力对这些兵将进行粮饷上的补给，但由于金人随时南下的可能，赵构不得不暗示诸路大军“便宜行事”，于是在南宋初年，北宋末期将领经商的事态再次重演，如刘光世，就曾经派遣八千士兵专门负责“回易”一事，虽然将领经商之事看上去不伦不类，但客观来讲却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为南宋抵御金兵入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然而，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性却极为类似汉末与残唐时期军阀割据可能，虽然在当时并无公然与朝廷对峙的地方武将势力存在，但对于赵括而言，这种完全不依赖中央的地方势力，也成为了他最不能容忍的心腹之患。  三、难以节制的军队，频频爆发的兵变为了节制由地方将领通过招降纳叛所建立和招揽的军队，宋廷也曾经做出一些努力。 通过将这些武装力量全部纳入南宋官方的大元帅府内，宋廷起码在制度层面上获得了可以继续节制和调配军队的权利。然而，这种制度节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由于成军过程中的历史原因影响，这些军队的自主性依旧极大，以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王燮、辛企宗、杜充等将领为首的南宋诸将，皆有过不听朝廷号令的事迹。 这些并非中央统管的军队，对于朝廷号令的遵循，往往大打折扣，比如曾经被授予节制地方诸将权柄的杜充，就曾经多次遭地方将领杯葛：“时江东宣抚使刘光世，江浙制置使韩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严峻，论说纷纷，光世见诸军江州，乞不受充节制。” 即使是在后世被屡屡称颂的中兴大将韩世忠、刘光世，也曾经因跋扈而不听其节制，可见在这一阶段，朝廷对于地方军队实际掌控能力之衰弱。甚至有学者认为，在金兵南下渡江之后的建康保卫战中，正是因为刘光世、韩世忠、王燮所部不听统一号令，东京留守司才会独木难支，惨败而归。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则与兵变有关。 在南宋立国之初，由于中央军实际名存实亡，在大多数时候，地方将领对于中央的指令执行也往往大打折扣，而这种不听调令的事态，则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关键，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爆发波及甚广的兵变。在南宋初期，最为严重的兵变一共有两次：明受兵变与淮西兵变。 这两次兵变，一次几乎置赵构于死地，一次则是南宋初期设立的防御体系出现重大缺口，几乎重演靖康惨祸。 先是明受兵变。 建炎三年，为抵御金兵南下，宋廷将张俊、杨惟忠、刘光世、韩世忠所部悉数派往江淮防御，而此时充当行在守军的，是苗傅与刘正彦两位将领。由于认为高宗赐赏不公，刘苗两人拥兵皇城之下，成功逼迫高宗下诏罪己并退位。 这也几乎是高宗自建炎南渡以来最为狼狈和危险的一次。虽然在此事之后不久，各地将领纷纷举兵讨伐刘苗，但是高宗对于武将之猜忌由此日盛。 而另一次兵变的影响则几乎断送了刘光世的性命。 绍兴六年，伪齐皇帝刘豫三路伐宋，而刘光世却于此战中畏葸不前，引起高宗不满。事后，高宗以此为契机准备收揽刘光世所部淮西军。诚然，刘光世虽有畏敌之迹，却无叛宋之心。但其部下郦琼等人却因此率领七万淮西军投叛伪齐。这一事件，不仅使淮西军中部分将官的桀骜和不逊暴露，还同样影响了皇帝对于岳飞的观感。 在淮西兵变发生前，高宗曾经许诺将淮西军权归属岳飞，后又因猜忌而反悔。深感受欺的岳飞因此尚未解除帅职便孤身前往庐山隐居，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而这之后，高宗曾命张浚（非中兴四将之张俊）收拢岳家军，但是前往接管兵权的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却遭到岳家军诸将的集体抵制，若非有人从中斡旋，岳家军几乎脱离朝廷掌控。这也是之后岳飞遭遇风波亭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两次兵变以外，“绍兴和议”同样暴露了南宋军权旁落所带来的尴尬处境，绍兴八年，赵构启用主和派秦桧为相，负责与金全面议和一事。 而这次议和，几乎重演后晋石敬唐之事，尤其是条目中“诏谕江南”一条，更是从法统上将南宋置于金国之下。对此，禁军三大主管之一的杨沂中曾经言辞激烈的表示反对，但其反对理由却十分值得玩味：“今三大将在外，它日见责，以尔等为宿卫之臣，乃令上行此礼，不知何词以对”。 可见，此时的三大将（张俊、岳飞、韩世忠）由于手握兵权，对于朝廷的政策已经可以进行较大程度上的影响。 无论三大将是否忠心于国，但其尾大不掉之势，已悄然形成。 四、罢诸将，收兵权，千古冤案至此为始 收拢诸将兵权的举动，发生于绍兴十一年并非毫无因由可寻，事实上，这次事件是宋金再次交战后的余波。 经历十年经营，南宋朝廷中央军的营造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宋金战争中的柘皋大捷，更是一改往日依靠地方诸将家军为主力的态势，完全以中央军为主，并力敌金国铁蹄。这样的状况给与了南宋君臣收拢诸将兵权的底气。 绍兴十一年，张俊、岳飞、韩世忠三人以受赏之名被邀至临安受封。其结果是，宋廷授三大帅以枢密副使一职，但此职务却是明升暗降，褫夺其兵权。 这也能从当时朝廷“连夜制书分封三帅裨将”看出，朝廷直接下达指令，要求岳家军、韩家军内部分将领兵，以此来减少三将控制军队的权利。 对此，已然倒向朝廷的张俊自不必说，心性爽直的韩世忠业已通过捐献家中钱粮以视臣服。 而唯有岳飞，因为愤懑而迟迟不肯至绍兴听封。这一事件引起了秦桧的不满，再加上之前在朱仙镇大捷中各路豪杰以“岳”为名起兵响应的事态，以及淮西兵变前径自出走庐山的行为，赵构、秦桧最终以谋反之罪将岳飞连同张宪、岳云等人杀害。南宋初年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上演了。 与此同时，中央军将开始以帅府之名接管韩世忠、岳飞、张俊所部，曾经声势浩大的中兴四将，自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五、结语北宋的中央军力量，在靖康之变前后因弊政和战争而走向崩溃，这种局面导致在建炎南渡后，继承北宋法统的南宋朝廷只得依赖地方将官所收拢招募的部队来维系其统治和稳定。然而，与其同时，地方军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却被屡屡激化，若联系当时的实际，我们很难说这些猜忌和恐惧是否完全是杞人忧天，甚至可以说，若仅仅从理智的层面上考虑，宋廷收束兵权之举的确有利于其统治的维持，也在事实上避免了南明时期诸将纷争不断最终导致覆亡的情况出现。  但在这里笔者还是要强调一点，这种以宋高宗的角度重新审视时局的方法，并非为其鸣冤或者翻案，我甚至认为，这种将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归结于“不得已”的观点，最终会使人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当中。 在我看来，宋高宗无论有多少猜忌和担忧，但其所作所为却依旧太过冷血，无论是刘光世、张俊还是韩世忠、岳飞，在宋廷收拢军权的一系列行动中，他们的反抗都并不激烈，即使是性格最为直爽任侠的韩世忠，也最终接受了朝廷的安排和压制。而曾经执掌全国半数兵马的岳飞，拳拳报国之心更是至死未悔。 若我们以同样趋利避害的逻辑去审视岳飞等人的处境，甚至会得出其最优的解决思路正是投降金国或伪齐之流，然而这四位历经神州陆沉的将领，直到最后也未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叛逆之心。相反，他们依然维持着对于宋廷的忠诚和期待，这或许正是普通人与英雄最本质的区别。风波亭之祸之所以成为后世人永远的遗憾，正是源自于此。 这种近乎引颈受戮的态度，几乎再难从历史上寻找类似的例子，相比之下，赵构君臣丝丝入扣、伏脉千里的打压与算计，就只能沦为令人不齿的“鬼蜮伎俩”。从这一点上来说，赵构君臣“机关算尽”小人形象的形成，其实丝毫不冤。  参考文献： 1、《宋史》 2、《宋会要辑稿》 3、《宋代便宜行事规则研究》 4、《北宋靖康年间勤王部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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