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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清伟 8月17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韩国国立安东大学、韩国国学振兴院、韩国大邱教育大学共同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和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济南举行,会上中韩两国学者就儒学与现代社会、礼的价值意义、未来儒学如何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观点丰富多样、异彩纷呈,本报特整理综述,以飨读者。 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 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实质可以被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之事,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之业。“内圣外王”可以说是传统中国人倾尽一生所要达致的目标,但在现代社会,儒家的“内圣外王”应该如何安放,却是我们在促进儒学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石永之,梳理了西学东渐以来儒家“内圣外王”所面临的新变化。熊十力、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新外王就是科学和民主,其基本趋向是政治革新,以民权取代皇权。而伦理也就是“内圣”,则固守儒家伦理本位。但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家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此为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将从政治和伦理两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影响。家族退出政治舞台,家族伦理自然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家庭伦理和公民社会的规则伦理。规则伦理依靠人们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这是现代社会转向法治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从内圣到外王都需要全面的变革。内圣需要去家族伦理而保留核心家庭伦理,外王则需要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民主和法治。 “内圣”属于个体精神领域,在现代社会可能还比较容易达致；但“外王”涉及现实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如何在现代社会找到契合点,需要我们挖掘更多、更深的历史资源。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路德斌另辟蹊径,在儒学的另一分支——荀子那里,找到了合适的思想资源。他认为,单从治道的角度说,“内圣”指的是君王个人的道德修养,而 “外王”则是指对国家、百姓的统御和治理。所以在孔、孟的政治理念中,治道的核心问题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如何保证君仁、君正而避免其不仁不正的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儒学影响甚大甚远的概念,叫做“格君心之非”。格,正也。就是要通过道德说教、谏议规诫等方式,辅养上德,端正君心。但这条由“内圣”而“外王”的治道理念,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屡屡碰壁。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最后落得个“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孟子亦游历诸侯,倡行“仁政”,到头来却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被束之高阁而不用；程颐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格君心之非”,事实也是只格了一年有余便被贬出了朝廷；而朱熹的情形比程颐更惨,他被诏为“侍讲”才不过四十几日,便因“事事欲与闻”而遭宋宁宗厌烦,说:“朱某所言,多不可用”,被御批罢免出朝,不再听用。为什么会这样? 根源在于,战国后期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主导、家国同源同构的“分封制”政体已经解体,以秦国为代表的,地缘和政治关系组织为主体、血缘宗法关系日趋衰微且不可逆转的“郡县制”政体正在兴起,适应这种变化,荀子的思维和思想较之孔、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在治道问题上,荀子发展出了一套与孔、孟“内圣外王”之道十分不同的治道理念,那就是法治。后来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发展了他的学说,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就治道本身而言,较之孔、孟,荀子的“法治”理念无疑是一个转进和发展,但必须清醒并谨记的是,荀子的“法治”理念和我们今天的“法治”理念依然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在此种理念框架中,“法”并不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相反,在“法”之上还有一个不受“法”制约的更高的主体,那就是君王。如此以来,荀子的治道理念不仅陷入了一个纠结无解的“二本”困境:是礼法为本?还是君王为本?而且,当面对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避免君主无道滥权”时,荀子并没有比孔、孟更好的办法,无奈却又别无选择,只能重走“正心修身”的老路。所以,不管是孔、孟的“德治”,还是荀子的“法治”,其实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治”的范畴,这是思想的局限,更是历史的局限。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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