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理论·学术】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陈忠
文明多样性的深化是增加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重要原因。如何认识文明多样性的深层法则、本质与趋势，如何处理、统筹不同文明体之间及同一文明体内部的复杂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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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推进，也就是处不同区域的文明的主导地位的变更、转换。东方是世界历史的起点，是“历史的幼年时期”，希腊是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历史的“壮年时代”，日耳曼是历史的“老年时代”。左右不同文明地位转换的深层法则，是理性和自由。理性和自由如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最终转向了西方。“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黑格尔虽然看到了文明体的多样性、文明发展等事实，但其伦理立场却是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德国中心论。黑格尔实质上对不同文明体的平等地位、平等可能性进行了哲学否定，他的文明观是一种单一中心的文明乐观论。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主体的创造过程，文明是文化的既成状态。“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最人为的状态。”一方面，作为有机体，任何一个文明都有一个根据特定环境发挥自身潜能的过程，不同时代与区域的人们必然建构多样类型与形态的文明，文明必然是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每一种文明有机体都有一个生成、发展、衰退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再强大的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会由盛而衰，甚至走向消亡。“我们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黄金巅峰。”斯宾格勒的文明观是一种多元中心的文明悲观论。
在汤因比那里，左右新旧文明转换的法则主要有两类，一是自然的法则，一是人性的法则。在文明的生长早期，自然法则起主要作用，但随着文明的成长，人性法则日益重要。“人类离开原始状态愈远，愈是有能力按照他的需要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化黑夜为白昼’。”在这两种法则的左右下，人们会遭遇各类挑战，并进行不同的应战，建构起多样的文明。即使“对于同样的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经验”。在挑战与应战中生成的多样文明，往往由于彼此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内部的冲突而走向崩溃。汤因比希望通过唤醒人们的主体潜能，“依靠人类曾经自由运用的智慧的源泉”，避免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重蹈衰落、崩溃的覆辙。汤因比的文明观是一种以文明的多样性、可能性为基础的文明拯救论。
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从不同维度对文明多样性进行了探索，但他们并没有或者说还没有条件，真正站在全球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多样性。他们思考多样文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西方文明的命运，不同程度地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我们需要对文明多样性进行更为具体的哲学沉思。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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