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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8日，上海的龙美术馆举办文物大展，这个展览中有我的藏品，主办方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以自己固有的惯性，借此提前出行，筹划了几程寻访之旅，8月13日到达了第一站南京。在朋友的安排下，南京的寻访过程进行得很是顺利，然而在第二天中午，我却收到了一条意外的短信：“听说杨成凯老师去世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因为三天前我还跟杨先生通过电话，那通电话我们聊的时间并不短，尽管他说话的语气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那种中气，但依然口齿清晰，逻辑缜密，我不相信音容笑貌仍在眼前的杨先生，就此遽然而逝。
几个月前，济南的周晶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善本中所有关于山东的文献，一并转给了山东省图书馆，省图专门为此给周晶先生出了一本纪念图录。李勇慧馆长给我来短信说，周先生想把我写他的那篇访谈作为序言，问我是否同意，我说只要觉得能用，当然没问题。前不久，我收到了这本图录。周晶先生来信让我把其中一本转给杨成凯先生，我立即将图录快递了过去，第二天就收到了杨先生的短信，说书收到了，为此表谢意。
近几年杨先生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以朋友们的看法，总认为他其实没有大病，但是他心事重，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为此常常休息不好。在杨先生生病前的十几年，他应该是与我通话最多的人。我说的这个“多”，不单纯指频率，有时候一通电话能聊上两三个小时。他生病之后，我就不敢再影响他休息，渐渐改为短信。今年的上半年，我把《芷兰斋书跋》四集赶写了出来，四集的主题是古代的词集，而词集正是杨先生的拿手专藏。几十年来，他的藏书虽然也很多样，但始终以词别集作为最重要的专藏。去年，杨先生收到我的书跋三集时，曾在电话里告诉我，此集中所收的某篇关于词集的文章，有个说法并不必然，因此他命我今后再写到词集时，可先给他过目，再行发表。四集写完后，我当然还记着杨先生的嘱咐，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犹豫了几次，没好意思张口。上个月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起某件事，我马上借此机会斗胆提出，能否帮我审核一下书跋四集。然而我在电话里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语气上有所犹豫。我开始后悔提出这个不情之请，果真杨先生说，他曾答应帮我审核词集，但是现在确实难有这个精力。仅在今年，他已经在医院里三进三出，几天前刚刚从协和医院出院回家，但是状况仍然不好，回来后持续低烧。他说现在难以坐在写字台前看电脑，但又觉得，经过这一段的治疗，虽然病因并未确定，但总体感觉腿已经不再那么疼痛。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了少有的轻松，这让我的惴惴不安也稀释了很多。
正因如此，我不能相信这几天的巨变。于是，我反问这位上海朋友，他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朋友告诉我，他是偶然听到其他人在跟陈先行先生说话时讲到这件事。陈先生跟杨先生是交往多年的诤友，我认识陈先行也是杨先生介绍的，我觉得找他证实这个消息应当最为确切。本来，杨成凯先生的夫人陈老师我也认识许多年，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给她打这个电话，万一不是这么回事，我岂不成了丧门星。于是去电给陈先行先生。他沉吟了一下告诉我，情况确实如此，自己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杨先生在当天凌晨去世了。他准备赶到北京去看看情形，但北京方面告诉他，有可能在本月的19日或20日举办追悼会，让陈老师等到追悼会时再来。
得到这个确切消息，我的心情瞬间大坏。近几年也许是自己马齿徒长，几乎每年都听到书界的朋友弃世而去。本来这个不大的圈子，因为这种凋零，而变得愈发寂寥。这种局面让我渐渐懂得了珍惜，祈盼着每一位朋友都能长命百岁地活下去。老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是担心的事情越会发生。杨先生这几年虽然常跑医院，但总的来说，大家对他的情况还都是很乐观。每次跟杨先生通电话的时候，虽然他的语态中始终有着若有若无的担心，可是他每次电话里都会过问书界的动向，于是我渐渐地能够感觉到，他的乐观是隐藏在他的担忧之下。
我跟杨成凯先生交往的时间不长，大约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如此算来，也就二十余年时间，然而，他对我的藏书观念却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我能结识杨先生，是范景中先生之介。当时我买到了一部批校本，但不敢确定书中墨迹的真伪，于是去电范老师。那时候范老师已经离开天津，到杭州去任教，而那个年代，电脑与网络还不普及，无法发书影给他，于是范老师建议我去找他在北京的朋友杨成凯先生。我记得自己带上书，就在某个饭店的门口第一次见到了杨先生。我喜欢他身上那种恂恂儒者之风，他说话的姿态，从无急促语，每次在说话之前都要沉吟一下，以便组织成有着严密逻辑关系的句子。因为他的这种谨严，使我二十余年来从未敢跟他开一句玩笑，每次见到他，都会瞬间产生发自内心的敬畏。认识他十几年后，某次在琉璃厂看书时与他相遇，我忘记是怎样的一个语序，总之，有几个朋友开起玩笑来，让我拜杨先生为师。我马上借朋友的话题说，自己早就跟杨先生提出过这个申请。而杨先生却立刻正色地说，都是朋友，这可不敢当。但无论如何，其实我早已在心里把他作为师长看待。
那个时候，古籍已走入拍场，书界的格局为之大变。这种转变让有着传统情结的前辈十分排斥，我所听到的知识分子言论，大多是一片骂声，认为古书走入拍场，是把文化知识当古董来贩卖，使知识分子更难读到想看的书。这种言论正确与否我不想评论，在之后的年月中，事实证明以这种眼光来看待古书走入拍场，确实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偏见。然而杨先生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结，从嘉德的第一场古籍拍场会开始，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到拍场上去现场参与。虽然囿于财力，有些他想要的书并不能拍到手，但从没有痛失后的怨恨。他一直告诉我，即使到今天，书价也没有涨到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应有价位。这种与时俱进的开明观念，让他在书圈受到很多爱书人的赞赏。
古籍拍卖兴起的前十年，其实发展速度并不快，当时举办古籍专场的拍卖公司仅有北京两家和上海两家。因此，京沪两地也就成为爱书人南来北往的要点。但不知什么原因，杨先生只参与北京的古籍拍卖会，从未到上海来参加过。但他仍然对此很是关心，每次收到拍场图录后，我们都有长时间的通话，当然主要是我向他请教应该买哪些书，哪些书应该举到什么价位。而杨先生也会让我到预展现场去帮他查看他所感兴趣的拍品，当然这些拍品主要是词集。我每次在现场看书时，会给他拨通电话，他在电话里会指挥我翻到第几页，看看这一页有什么印迹，或是让我查看某页第几行第几个字是什么写法。他对古代词集的熟识程度让我极为佩服。有时候我在某处遇到某书时，也会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他没有查任何资料，就能告诉我，某书的某个版本有哪个特殊的标记。如果有这个标记，应该多少钱买；如果没有这个标记，则要查看另外一个特殊点，然后再说出另外一个价位来。在我的交往中，对版本的关注度之深、了解之详，对市场把握之准确，这几项的综合得分，我认为没人能够超过杨先生。
我跟杨先生的交往，不仅在版本知识方面受益，跟书圈的交往中，杨先生也给我做了很多的友情铺垫。例如，那个时候我想拜识书界耆宿潘景郑老先生，杨先生马上跟上海的陈先行先生联系，然后把联系电话告诉了我。陈先生告诉了我潘老的情况，并称潘老近日微恙卧床休息，希望我过一段再去拜访。然而这一过，就变成了永别，没能在潘老生前向他老人家请益。每每想到此事，都觉得是一个大遗憾。但因这件事，我却结识了陈先行先生，在今后多年的交往中，跟陈先生变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后来，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三十多年的“上图大讲堂”也想搞一期关于目录版本方面的专题，为此请了李致忠先生、杨成凯先生、陈先行先生和我四人，他们三位都是国家级的专家，唯有我是个玩票的，为此我一直感念陈先行先生的厚爱。而每当这时，我也会想起杨先生，为了能够让我开眼界、长见识，给我介绍了一系列老师。
江澄波先生和黄裳先生也是杨成凯先生介绍我相识者。我记得某年自己又到南方来参加拍卖会，同时已经开始了我第一次的古代藏书楼寻访。记得当时前来苏州时，我希望得到江澄波老先生的指导，因为读过江老的一些著作，知道他熟于掌故，肯定知道许多藏书楼的旧址。杨先生很支持我的寻访计划，于是他给江老和黄老分别修书一封，并且把信拿给我，让我带着信去见他们。这样的老礼儿，今天似乎很少被人使用了。我在苏州见到了江老，江老接信之后，很高兴地向我讲解杨先生前来他的店里看书时的情形，大夸杨先生眼力很好。而接下来的几天，江老带着我走街串巷，寻访古代藏书楼，一路上给我讲当年他跟着祖父一起与藏书家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从未在其他的书中读到过。后来在上海，到黄裳先生家拜访。黄裳先生以讷于言闻名于书圈，然而见到了杨先生的介绍函，他立刻热情了许多，向我询问杨先生的近况，同时给我拿出来了二十余部善本，让我欣赏。正因为杨先生的介绍，使我跟黄裳先生相识后的几年，每到上海，大多都会到他家里去看书。而黄裳先生的藏书故事，杨先生也给我讲过许多。这些书界的八卦，让我眼中的黄裳先生变成了一位表面严肃、内心有趣的好玩儿老头。
周晶先生在齐鲁书社当总编辑时，因为他个人的爱好，再加上社里的出版方向，由此办起了《藏书家》。正是杨成凯先生的介绍，使我的书楼寻踪开始在《藏书家》上连载。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一组文章写得很差劲，无非是寻找过程，加一些我抄来的资料。但杨先生却特别鼓励我，他说这种文章看似简单，却没人肯下工夫去做，因为这种寻访不只是要付出金钱和辛苦，确定地址的查找过程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说这样的书今后一定要结集出版，因为这种书的价值今后人们才能意识到。正是他的鼓励，我的第一轮寻访藏书楼陆陆续续跑了五年，后来续集出版后，赶快奉送给杨先生。他看后高兴地说，这样的书他愿意收藏着。正因为他的鼓励，近些年我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寻访，这次的寻访比以往扩大了范围。虽然这些书还没有写出来，但我每每想到自己的这个小小成果，就会想起杨先生对我的鼓励。
虽然我知道杨先生的学业专攻是在语言学方面，但我跟他的交往始终侧重的是目录版本。他为什么对版本有那么好的眼力，关于这一点有不少的朋友问过我，其实我也不知详情。我只知道，他自小就喜欢藏书。他是天津人，而范景中先生也是天津人，我也在天津生活过一些年。正因为这层关系，天津古籍书店的老员工时常跟我提到他们两位，这让我多多少少耳闻了一些传说。比如有人告诉我，杨先生的父辈就曾经经营过古书，再加上他自己的学术素养，这两项加在一起，就成了超过常人的鉴定眼光。他在琉璃厂也时常买书，我所知道的他买书最多的一次是2003年的文化遗产书店开业。文化遗产书店开业，是书界的一件大事，它对藏书界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显现出来。因为按照老的传统，中国书店都会把最好的版本卖给公共图书馆。有那么些年，私人藏书者从旧书店里买不到像样的善本，偶尔买到也只是因为对方没有看好捡个漏，这就如同中奖，并非常态。而文化遗产书店的开业，则是专门把善本库中一大批书拿出来供应市场。这种情形，书友的激动可想而知。杨先生当然知道这是个机会，他跟我直说，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钱，让我先把一些词集买下。于是我把架子上的词集目录全部发给他，他画勾之后由我付款，将其买下。当时得到的几十部词集，杨先生说只有一部他画勾者我没能买到，他知道是被谁买走了。杨先生认为这是被人掐了尖儿，于是有些不高兴。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认为已经买到了几十部，为什么要在乎其中一部没有到手的。后来杨先生才详细地给我讲解了那部书的价值所在。
那批词集买下后，我全部送到了杨先生家里。为了避嫌，我跟杨先生讲，既然他喜欢藏词集，那么遗产书店所有的词集我一部也不要，并且向他保证，今后在拍场会上遇到的词集，只要他提出来要，就一律归他，除非他不想要者，我再去买。这个承诺我一直坚持到他去世的这一天。遗产书店的那批词集拿到他家里，他说看后有一些自己也并不想要，于是过了一些年，他不要的那些词集全部归了我。我说词集您喜欢留的都可以留下，但有一个要求，您要告诉我为什么哪些词集您留下了，而哪些不想再留。他笑着跟我说：我全都想留下，但没有那么多钱呀。
在目录版本方面，其实杨成凯先生的眼界很宽，人们总因为他喜欢藏词集，就认定他只对词集熟悉，其实他在目录版本方面的学问要远远超过词集的范畴。2002年初，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文化收藏系列讲座，当时请了多位大家来主讲，我最熟识者当然就是杨成凯先生和黄永年先生。杨先生当时的主讲内容是“明代刻书鉴赏”，我特别欣赏杨先生的讲课风度。他不拿讲稿，而是写几张小纸片，随时换下一张捏在手里，然后站在黑板前，不看听众，自己在那里缜密地讲述着。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听讲笔记，因为杨先生讲课不是讲大套路和大道理，而是很实际地讲出哪些书的哪些版本最为难得。比如，他讲到明代《唐人诗集》很稀见，且版本甚好，因为该书的底本出自宋刻。他又讲到《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明吴元恭所刻《尔雅》单注本，讲到黄省曾刻的《楚辞》的价值，也讲了张之象刻的《史通》、涂桢刻的《盐铁论》等，使我知道这些书在明刻本中的珍罕，也让我在后来买书过程中捡到了他所讲到的大多珍罕之本。大约十五年前，上海的某拍场上出现了一部张之象本的《史通》，杨先生命我必须拿下。然而这部书在现场拍卖时因远远高过了我的估价，最终被他人拍得。杨先生在电话里居然跟我急了，他说这么好的书都让你放过了，你还想藏怎样的版本呢？这是我跟他这些年的交往中，唯一一次让他发脾气。但事后我也明白，他真是希望我能得到更多的好书，而让自己的收藏体系更加完整。以这种姿态对待书友者，在我的经历中似乎是极少的事例。
这么多年来，其实跟杨先生交往中发生了太多的事，但面对他突然离世，让我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些什么。在旅行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未曾睡好。第二天中午在南京火车站候车室收到了陆灏先生的短信，命我写一篇跟杨先生交往的纪念文章。于是在车站里就开始拉杂地写了起来，直到下火车也没能理出来一个完整的思路。但无论怎样，我所写的也不能真实地表达出我对杨先生的怀念之情。这是何等的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待我平静下来之后，再仔细地回忆杨老师给予我的教诲吧。 ■
2015年8月15日草于南京至无锡的高铁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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