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被吃”海底捞两次，均是应外地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约请，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银行管理者（主要是个人业务）都来北京参加培训，其中培训内容之一就是讲海底捞的服务，为此，他们很慕名，希望能够亲自体会一下海底捞的服务。 这年月能看到为吃个火锅排队一两个小时的情景确实比较少见，尤其在实体经济渐显衰退的时候，更为难得；可是，一想到美味的火锅、扯面的小伙子的夸张表演、满脸堆笑且随时出现在你面前的服务员等，容易暴怒的中国人都能耐得住性子等等一两个小时，海底捞的这种成功绝对是神奇的，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大多数管理者是从服务角度来解读海底捞的成功，作为一名专业关注于股权法律研究和实践的学者，笔者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海底捞：作为企业家的张勇的成功比服务更主要的是解决了作为基础的股权结构，将海底捞的股权结构从4个25%，调整成两个50%，再到张勇68%对海底捞的完全控制，这种基础性调整和改造的成功才有了今天的海底捞，才有了张勇！
【海底捞的股权现状：张勇“一股独大”】 1、工商资料 工商资料显示，“海底捞”的经营主体是“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号：512081000002686），其股权结构见下图（笔者有加入了持股比例栏）：
简阳市静远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笔者加入了持股比例栏）：
2、海底捞股权结构现状解读 首先，应该认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勇一个人，而不是张勇夫妻两人。因为张勇在静远投资中有52%的股权，也就是说张勇是静远投资的控制人，而静远又是海底捞股份的控制人，再加上张勇直接持有的海底捞25.5%的股份，则可以使张勇实现对海底捞的完全控制。 其次，其他三个创始股东（含张勇妻子）的股权，无论在海底捞股份，还是在静远投资中，都是相等的，即在创始人团队中张勇的股权和控制力与其他三创始股东是完全不对等，张勇完全可以进行“企业家独裁”。 最后，这是一个有差别的股权结构，这种股权结构被越来越的实践证明是最适合于中小企业的，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充当企业家角色的大股东，这个大股东占有绝对性的股权控制权，而其他创始人在股权比例上与这个“企业家股东”有很大的差距。
【张勇如何实现“股权独裁”的？】
在海底捞成功后，媒体对海底捞的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做了挖掘，最集中的是“财经网”黄嵩写的“真功夫VS海底捞：最差股权结构公司的不同命运”，下面就从该文报道来看一下海底捞的股权变更史： 1994年，四个要好的年青人在四川简阳开设了一家只有4张桌子的小火锅店，这就是海底捞的第一家店。现在的海底捞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勇没有出一分钱，其他3个人凑了8000元钱，4个人各占25%的股份。后来，这四个年青人结成了两对夫妻，两家人各占50%股份。 随着企业的发展，没出一分钱的张勇认为另外3个股东跟不上企业的发展，毫不留情面地先后让他们离开企业，只做股东。张勇最早先让自己的太太离开企业，2004年让施永宏的太太也离开企业。2007年，在海底捞步入快速发展的时候，张勇让无论从股权投入还是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上都平分秋色、20多年的朋友施永宏也离开企业。 张勇在让施永宏下岗的同时，还以原始出资额的价格，从施永宏夫妇的手中购买了18%的股权，张勇夫妇成了海底捞68%(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控股股东。 2007年，在海底捞成立13年后、并且快速发展的时候，一方股东却将18%的股权，以13年前原始出资额的价格，转让给了另一方股东，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但是，施永宏却如此回答：“不同意能怎么办，一直是他(张勇)说了算……后来我想通了，股份虽然少了，赚钱却多了，同时也清闲了。还有他是大股东，对公司就会更操心，公司会发展得更好。” 海底捞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解决了股权结构不理想的问题。这一方面得益于海底捞从一开始就是张勇为主、施永宏为辅，形成了张勇是核心股东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施永宏的大度、豁达与忍让。 【张勇“股权独裁”对企业家的启示】 1、没有最好的股权结构，但却有最坏的，那就是平均股权 用“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是最坏的”这个答案，来回答“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是最好的？”这个问题！ 随着股权结构失败经验的积累以及股权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股权结构的谋划与设计。股权参与者的第一个提问往往是：“什么样是最好的股权结构？”，其背后隐含的一个诉请就是：我的股权结构要被设计成最好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抽象和具象的两个角度来回答。 从抽象的角度来说，经验证明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股权结构；从具象的角度来看，则相反，确实每一个企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相适应的最好股权结构，或者说，这个企业的最好的股权结构对另一个企业可能是灾难，或者说，这个阶段的企业的股权结果对企业的下一个阶段来说也可能是灾难。 基于以上，一个股权结构的哲学原则就是呈现出来了：一切最好的都是具象，具象最好的依赖条件是股权因素、企业因素和时间因素，这是动态的和交互的股权哲学！ 2、平均股权结构是一种静态的、充满情感因素的设想，其难以经得住时间考验 着恐怕是平均股权之所谓不被看好的根本原因。 （1）平均股权的静态性 股权，参与者在设计平均股权的时候都有一种思维，那就是未来和现在是一样的，就像今天我喜欢吃陕西扯面，明天我一样会喜欢陕西扯面，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发展”。发展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如果企业发展好了，比如现在的海底捞如日中天，为人敬仰，这时的海底捞与彼时的海底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不能用创业时的思维来解决现在海底捞的问题。假如海底捞的股权结构还是4个25%，后者说是两个50%，那么，海底捞能不能发展到现在都是个问号；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企业发展，不同股东之间的心理会发生失衡，最先失衡的肯定是企业家张勇，因为它付出最多，他还和别人拥有一样的分红和话语权，像这种性格强势的具有企业家特质的股东，肯定不会长期这么做的，笔者处理的一个公司控制权交易案例就是例证（见微信文章《公司表决权控制与平衡：给一个企业家的信》）。 （2）感情抵不过利益 几乎所有非家族或家庭创业者结合在一个的一个因缘就是“情”，可能是友情、乡情、同学之情等等。在开始有创业热情的时候，一切问题都掩藏在一个“情”字底下。一旦企业运转开来，尤其是企业发展好的事情，最容易因为利益撕破原来的感情面纱，赤裸裸的利益带来的理性算计是最容易伤害或不顾感情的。当下还没有结束的真功夫和西少爷等企业就是最现实的例子。 3、股权平均并不是股权公平 如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公平与效率范畴一样，在股权结构也存在着股权公平与公司效率之间的矛盾与平衡 所谓公平，是从股东的角度，尤其是从股东心理需求的角度来对股权结构的解释，是指股东获得股权比例或份额应与其付出大概一致，这是分配正义原则在股权结构中的一种体现。集体行为中的公平感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比较，即参与者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能使得所有参与者在结果和过程中觉得被尊重，至少没有被歧视，在股权结构中，这一点体现的就是付出多少（出资、劳动、知识等）就应该得到多少股权比例或份额，因而，股权结构中的这种心理需求与人们对物质化的财产的需求是一种的，或者说，是后者的一种股权体现而已！ 所谓效率，是从公司作为一个社团，从其运行及其结果的角度来对股权结构的解释。股东是出发点，公司是落脚点，股东将其财产交给公司，自己失去了对原财产（各种出资形式，如货币，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的控制权，活得了一种看似虚拟的股权，股东进行如此财产权益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构筑一个社团，通过社团将其财产收益能放大，这才是公司对股东来说存在的目的。因而，在公司成立后，效率比公平更重要。 4、中小企业或者说企业的中小阶段需要“股权专制”，而不需要股权民主，更不需要股权平均 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在当下又是一个被讨论的话题，我们就用国家与公司同构的思维来解释一下，中小企业崇尚“股权专制”的理由。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普遍理性并不成熟的国家来说，到底是民主有效，还是专制有效，或者说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倾向于什么样的刻度是适合于中国的治理策略？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民主与专制的对象。 从历史角度来看，专制理论和民主理论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专制实践的成熟却远早于民主，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一两百年的历史，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民主显得过于年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专制后民主是一种适应于人类成长的逻辑，即专制发达于人类的不成熟时期，而民主则发达于人类的自觉认识时期。如果这个逻辑大概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用这个逻辑就可以解释股权专制为很么适合于中小企业或企业的中小阶段！ 在企业的封闭期（主要是企业的生存期和发展期），解决企业“活”着是第一要务，为此，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标准是“快”、“狠”，而不是“慢”和“稳”，这种目标性明确的生存要求，在决策上需要“独裁”（苏晓康在《河殇》中在阐述中国的发源于黄河岸边的黄色陆地文明与西方的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蓝色海洋文明也有大概的逻辑），而不是民主；用反向思维来推演，如果在企业的封闭期，如果倡导民主决策的话，那么就需要承担民主决策的成本，如高度沟通、高度透明、充分论证等，而这些成本的核心是时间；而恰恰在企业的这个阶段，时间的机会价值远远大于在企业的开放时期。 因而，与其说是“海底捞的张勇”，笔者更愿意说是“张勇的海底捞”，因为张勇用自己的强势（这里是指“企业家能力”）解决的，不光是自我价值，更多的是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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